1. 引言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是几千年来中国民众遵守的作息规律，人们依据太阳/月亮的升落安排自己的时间。中国古代的历书是由朝廷颁布的，他在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作用并不是一个度量绝对的时间，而是一方面为从事农业活动或家庭生活而择吉避凶，另一方面就是安排仪式、祭拜祖先、鬼神的日子，即在某种意义上，历书是中国人最基本的“仪式文本”，他不仅指导着礼仪的周期，而且，其具有解释和占卜的作用，因而，中国历书与复杂的风水和宇宙论的日常生活景观中所依赖的罗盘、神力寓于其中。到了帝国晚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频繁，时钟传入中国，从统治者到民众才逐渐认识到时间的精确性，因而才有康熙对钟表技巧以及时间精确性的感慨，“轮行随克转，表指按分移”。但此时这种表述仅停留在精英阶层，对于普通民众依然接受中国传统的历法，直到以滴答的时钟在公共场所竖起，以他的运行指导作息规律，人们才有了共有的时间感，扭结成一个自为格局的群体 [1] 。从时辰到钟表的转变，使得民众逐渐认识到时间的精确性和他的重要性，而时间的改变也在悄无声息的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格局。
2. 时间——一种分析的视角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时间一直被视为理解的基本分类之一，涂尔干(Durkheim)提出社会时间的概念，社会活动，特别是岁时仪式的节奏和律动，一方面源于社会生活，一方面却也规范着社会生活，形成一条无形的准绳 [2] 。从这个角度上，时间按其属性可以分为自然时间和社会时间，自然时间是一种流逝过程(passage)，社会时间则是一种社会进程，社会时间对人来说有着不同的社会意义和情感。无论是教堂的钟声还是精准的时钟，都在潜移默化的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但直到近代，他才真正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并把时间作为一种分析视角。马克思指出：劳动时间的调配和剥削是资本主义的中心特征，商品交换实际上是劳动时间的交换。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获取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工人的劳动时间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马克思用时间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奥秘，同时也指出由于资产阶级用剩余时间来剥削工人阶级，进而使得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矛盾的内在根源。吉登斯(Giddens Anthony)根据可逆和不可逆、长和短的标准将人类的时间体验分为三种：
日常体验的绵延 可逆时间
个体的生命周期 不可逆时间
制度的长时段 可逆时间
他认为制度时间及时日常实践的条件也是其结果，即结构二重性的根本形式，时间和实践紧密关联，时间因实践而具有社会性(制约、绵延、轮次、资源价值、运动不仅在空间中也在时间中) [3] 。
从涂尔干开始，时间成为人类学研究中不可缺少一部分，普理查德(Evens-Prichard)的《努尔人》 [4] 最为突出。利奇(E.Leach)把时间作为他主要研究课题，他指出：时间的本质改变以及时间有重复与不可重复两种不同而相反的普遍性经验，他强调各社会文化由社会活动(特别是经济活动与生命礼仪)的规则与间隔的制定而创造出时间概念 [5] 。格尔茨(C.Greetz)在巴厘岛人的仪式，呈现与他们亲从子制之“去个人化”的人观类似的“去时间化”之时间观念，以凸显出其文化的特色，当然这类与仪式关联的时间和日常生活所依赖的连续而不可翻转的线性时间并不冲突 [6] 。布迪厄(P.Bourdieu)通过研究阿尔及利亚的农民，他认为：不论是一天的劳动时间划分，还是人生阶段的划分，都受着一定习惯法准则的支配。并且，由于实践领域的不同而极为不同。可见，时间的划分和生成既与社会关系结构有关，即布迪厄所言“时间的功效来自于他在其中起作用的关系结构的状态，同时也意味着该结构的模型不得不考虑时间因素 [7] 。
有关时间的研究，从不同文化对时间的建构到时间在文化中的基本性与全面性探讨的发展过程，使得时间从附属地位提升到成为一个独立而有其自主性的研究课题并得超越涂尔干以来将时间视为社会文化建构所造成的限制。不过，人类学对此能提供的最基本而主要的贡献之一还是有关时间如何被社会文化所建构的问题上。
3. 经堂村——一多种时间交汇下的客家村落
经堂村位于广西南宁的西北200公里处，是一个由客家人移民组成的自然村。该村的历史最早追溯到清咸丰年间，据现年75岁的村民卢CH回忆，卢家是经堂村最早的居民，他的远祖父带领全家从贵县(今广西贵港)迁移到此，其后陆续有谭家、江家、廖家从附近迁居而来，到民国初年附近的居民也相继有几户来经堂村生活。2012年底，全村在籍人口共有667人，145户，10个姓氏，13个支系，最多一个支系有34户，最少的一个支系仅有1户。全村除韦姓为壮族外，其他均为客家人1。见表1。
受到村庄历史的影响，在晚清时期，经堂村的里长都由卢姓村民担任，后由于江姓人口的增长，从民国直至2003年，村长经常是在卢姓和江姓之间轮流，期间，廖姓担任过两届村长，但其中一届由于村民之间的械斗，导致人员伤亡，被提前罢免。2003年广西农村行政体制改革，经堂村行政上隶属于乐梅村，村长由原来的乐梅村村长担任，经堂村只是作为一个自然村而存在。
由于经堂村地处珠江水系的黔江，四季雨水充足，因而该村的主要农作物为水稻，一年两熟，经济作物为甘蔗，村民的主要收入来自于甘蔗和周边打工，2012年该村人均收入4250元，居广西中等水平。
民国《武宣县志·政治》第3编中记载了：
清光绪十年始有天主教入境，初在三里圩(经堂村所属的乡镇，编者注)设教堂，后买有落梅(今乐梅，编者注)、那灭、田傍村、香山寨脚地，即迁傍村起教堂，始则赖典二村人入教甚众，继则反教。至今教民多系由贵县迁来者，民国十二年始有耶稣教堂二所。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中也记载了：
武宣县书三里乡有村名叫乐梅经堂村，简称乐梅。是周怀仁神父(法籍)于光绪初年买的横直约三华里的荒地，建造大小房屋数十间，四角筑有炮楼及围墙以防土匪而维安全，乃由贵县玉林等地方召集教徒去住。并陆续买有粮田两千斤种子之多，分配给教徒耕种，每年收租约得四百担之多 [8] 。
藉此，经堂村逐渐接纳了天主教，至今，经堂村信仰天主教，经堂村有一座2002年修建的三层教堂，现有三个常驻修女2 (村里人称其为“阿姑”)，一位柳州刘神父在天主教重要节日或村民重要人生礼仪的
Table 1. Lineage statics of Jingtang Village
表1. 经堂村的支系统计表
时候来主持仪式。
鉴于经堂村的历史和族群关系，我们发现：经堂村实际上存在着四种时间概念：
1) 阳历，即公历。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阳历成为政治上的法定计时时间，国家的假期大多也按照该时间安排，而对于经堂村这个农业为主的村落，村庄内部除了小学的假期之外很少见到国家时间(阳历)的投射，仅在村民对外事件上，阳历时间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如政府的办公时间等，这主要是村庄传统活动递减而对外活动渐增的结果。当然，阳历的普遍化，并不只是文化间的直接不平等关系造成的，多少也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后有统一时间的要求之结果，以利商品的生产与交易 [9] 。因而，在经堂村内部，国家法定假期虽然在政治具有了权威性，但除了春节、端午、中秋外，其他法定假期对经堂村民几乎不具有明显的实践意义。
2) 农历，即阴历。作为农业村落，一方面村民根据农历安排农业耕作，另一方面村民依据这些传统节日举行周期性的仪式活动仪式性活动。正如上面所言，如今的春节、端午和中秋已经列为国家法定假日，即使他是依据农历而设定的节日，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已经具有了和阳历节日一样的作用，只是在这三个节日中，经堂村民仍保留着传统文化的一些内涵，如端午节包粽子、中秋节吃月饼、春节家家团团圆圆等。而其他农历节日由于传统文化的丧失，已经渐渐的被遗忘，并且现有的节日不能为个人提供建立社会关系的机会，还有一些与天主教教义相冲突的节日，或攀附在天主教的教历上，或添加了天主教的内容。如下文中的清明节，由于与祖先崇拜有关的，举行的时间和活内容完全则按照天主教教历和形式进行 [10] 。
3) 教历，主要指与天主教有关的时间，自帝国晚期天主教传入该地，逐渐发展成为全村的信仰，在时间上带来了“星期”，同时也把天主教的主要节日也带进经堂村。天主教时间既包括一年中的复活节、诸圣节、圣诞节，如经堂村民在清明节期间不举行任何仪式活动，他们认为这个节日是祭拜祖先的，任何天主教徒都不能参加的，而祭奠亡者的时间在诸圣节进行；也包括人一生中的洗礼、坚振礼、忏悔礼、弥撒礼、终傅礼等。在经堂村，这些礼仪都要请神父主持，按照既定的程序完成的。同时也包括一天之中的早晚弥撒，经堂村早7点、晚8点在卢老会长的召集下，在教堂集合，用客家话唱诗和诵读圣经。
4) 地方时间。这主要指与来宾甚至是经堂村所在的乡镇或客家有关的时间。受到市场经济以及外来文化的冲击，使得客家传统的时间逐渐淡出村民的视野，而取而代之的是则是民族-国家和天主教层面上的时间。但“街天”(赶集)一直保留了下来，主要是因为由于经堂村距离县城有20公里，道路崎岖，每三天是经堂村所在镇(三里)的集市，三里距经堂5公里，之后是临近镇(东乡)的集市，距三里4.5公里，再后是县城的集市时间，依次这样的时间顺序。三里镇上平时也有一些店铺，但街天会有附近的商贩和农民到集市上买卖农产品和日用品。街天时来往经堂和三里的三轮车频率很高，其他时间只是上午下午各一次。从三个“街天”的分布空间看，三里和东乡属于基层市场，而县城则是中间市场，符合施坚雅关于市场分布理论 [11] 。这个时间也是附近妇女交流信息的机会，早期经堂村村民的婚姻主要是通过街天上妇女们的介绍来促成的，使得40岁以上村民的通婚范围主要集中在三里及其周边。
这四种时间交汇在经堂村，可以简单归纳为：阳历指导着村民对外事务的处理上，农历指导着村民的农业生产，教历主要是指导仪式性活动的安排，地方时间穿插在其他时间的间歇，满足村民的经济和其他生活的需要。这四种时间的配合，一方面表现着经堂村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由此带来对外活动的增加，另一方面也多少可以看出时间层面中族群互动给经堂村带来的影响。
以下将进一步讨论经堂村的时间观。本文着重对经堂村的一天(弥撒)和一年(诸圣节)，即每日行事和岁时礼仪的讨论，说明时间对于这样一个客家村庄的社会权力结构的形成与衍变以及族群身份认同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4. 时间与权力
经堂村的一天从东方破晓开始，妇女早起忙碌着给家人做早饭，经堂村的早餐一般都是把前一天晚上剩下的米饭做成粥，再弄点凉拌咸菜或咸菜炒肉。妇女们一边做早饭同时简单打扫家庭卫生。经堂村家屋的结构一般都是三层，一楼由饭厅、主人卧室和储藏室组成，两三楼则是给孩子准备的婚房，住房旁边会建有一间厨房，在家屋前面是平整的场地，再前面是自家的菜园子。
早上当村里的公鸡第三遍叫的时候，卢老会长准时敲响教堂大钟，村民教徒陆续集中在教堂(见图1)。郭修女说：夏天弄忙的时候一般在六点半左右，冬天是在七点左右。在老会长的带领下，大家先唱《赞美诗》(见图2)，齐修女伴奏。村民和修女陆续到齐后，老会长带领大家诵读《圣经》中的篇章，唱赞美诗，最后大家跪下祷告。之后在人群散去前老会长交代最近教会和村里一些重要事情，一般持续半个多小时。
Figure 1. The villagers walk into a church
图1. 村民走进教堂
晚上的弥撒也大致这样的程序，只是时间上达到一个小时左右。并且，一些孩子会随家人近教堂，当然他们没有如大人那样认真的祷告和诵读《圣经》，甚至有的时候他们会制造出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影响大人。这时，大人或阿姑都会笑呵呵的劝告他们，也会给他们分发一些小食品，让他们学着大人的样子做弥撒。如果没有特殊的事情，晚上弥撒和早上内容和程序差不多，如遇到重大节日，谭会长会带领村里一些年轻妇女，在齐修女的指导下排练节目。大多时候，弥撒结束后，妇女们也会留下来和修女聊天，谈论村里最近发生的事情。男人们则退出教堂，在教堂前的空地或台阶上闲谈，之后三五成群回家。
老会长现年74岁，退伍军人。退伍后就在经堂村村委会工作，先后担任民兵连长、队长和村长。自1985开始，他一直担任经堂村长和教会会长，并长期担任县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后由于卢会长代表村民争取利益，和县宗教局关系弄僵，惹怒某位领导，进而撤掉了其会长的职务，改由谭玉玲担任。2003年农村改革，经堂村合并到乐梅村，村长也由原乐梅村长担任。但经堂村的很多事情无论是村还是教会的事务都要首先和卢老会长说，在得到他和其他领导商量后才能实行。
老会长虽然退下来，但实际上还是经堂村的真正领导。一方面由于天主教使得老会长成为一个“卡里斯玛” [12] 能够在教会内部享有管理权力，此外他有早年参军的经历，军人的属性给了老会长在政治上的地位，进而才能成为村长，这些先天性的禀赋带来老会长一定的地位，而后天由于他能为村民和政府讨价还价，逐渐巩固其在村中和教会内的地位。正如过去实为“稀有资源” [13] ，使其成为村庄精英，为其操控教会和村庄带来权力。
5. 时间与身份认同
天主教传入中国，在时间上对中国民众有两个重要的影响：一是对吉日和凶日的选择；二是拜神灵和祖先亡灵的仪式周期。天主教作为排他性的宗教，传入中国后，天主教一直面临着祖先和上帝的讨论，历史上的“礼仪之争”就是帝国统治者对天主教传播的一个反应 [14] 。
天主教作为经堂村民的共同信仰，清明节虽然列入国家法定假日，但村民不会有任何祭拜祖先的活动，而是纪念祖先的节日改在天主教的“诸圣节”(经堂村民称为“追思已王节”)。其他村庄的村民则称之为“鬼节”。
10月31日，村民会来到经堂村的墓地(教徒称为圣地) (见图3)，清理墓地周边的杂草和垃圾，经堂村的外地亲属都会赶回来，参加这个活动。在老会长和修女的指挥下，村里的青壮年会为明天的仪式清理出一块平整的场地。刘神父也会为最近一年死去或立碑的村民信徒做弥撒(见图4)，最后，神父带领亲属为死者祷告。家属也会给仪式后给刘神父一些酬劳，作为辛苦费。当天晚上，经堂村信徒在刘神父的带领下，做晚上弥撒。刘神父一方面宣布明天要举行追思已亡，另一方面也给大家带导。谭会长带领大家诵读《玫瑰经》。
11月1日早八点，大家吃完早饭后，陆续来到经堂村的墓地，一些在昨天没来得及打扫自家墓地的村民会早点到，清理墓地周边的杂草，村民会用鞭炮绕在墓碑周围，等待仪式结束后燃放，一些家庭比较富裕的会燃放一些礼花。在老会长的张罗下，一些年轻村民拉来电子琴和桌子，从车上接来电源。
九点，在刘神父的主持下，宣告仪式的开始。神父主持诸圣节，如图5所示：
首先，刘神父带导：
各位兄弟姐妹，今天，我们在这圣地为我们故去的先人举行纪念活动，让我们用一颗虔诚的新为他们祈祷，愿他们与我们同在；这也是我们对过世老人纪念的一种形式；我们各位兄弟姐妹放下手中的工作，专心参与弥撒，这也是对你们的先人最高的敬爱、尊敬，为了更诚心的参与圣地弥撒，首先，我们反省自己的行为，向天主忏悔。
Figure 4. The priest give new mass in graveyard
图4. 神父给新墓地做弥撒
(众人在神父带领下，默默心中忏悔)
我向天主和各位兄弟姐妹忏悔自己的过失，我罪、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姐妹为我祈求我们的天主，天主垂怜我们，我们得到永生。(与此同时，神父张开双臂)
在电子琴的伴奏下，神父带领众人唱赞美诗，请求圣主垂怜。
圣主，请你仁慈的垂允我们的祈祷，使我们坚信圣子从死者身体上复活，我们让我们队所有去世的兄弟姐妹的复活怀着殷切的希望。以上所求祷告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之后，江氏姊妹诵读《圣经：罗马书》中圣保禄致罗马人书。
刘神父诵读《圣经：马太福音》。
在场的信徒，排队接受神父给大家分发圣餐。在助手的帮助下，刘神父给把薄饼掰成小块分发给大家。甚至一些还在襁褓中的婴儿，也得到一块饼，并得到刘神父的祝福。
仪式结束后，村民开始燃放准备好的鞭炮和礼花，一些无事的村民则帮助教会收拾东西，大家陆续往村里走。许多外地回来的亲戚都聚集在一家，大家一起共进午餐。卢会长早上就告诉神父和修女中午到他家吃饭。
通过这样的仪式性活动，使得散居在各地的经堂村村民进一步强化自己的教徒身份，同时由于仪式举行的时间与非教徒村民存在差异，进而导致群体的身份认同。
6. 人与时间
实际生活的需要与自然界的韵律和节奏，均提供了所有人类社会的共有时间之基础，而仪式则塑造其独特的社会文化时间。前者与社会组织相关，后者则与社会结构相关 [15] 。
在经堂村民的时间中，又可以分为一天之内的时间、一年之内的时间、一生里的时间，这些时间有的反映了村民对农事的安排，如中国的农历，有的反映了官方认可的时间，如星期和公历；还有基于仪式举行而定的基督教时间。这些时间都是在对自然时间的理解而建构出来的。正如我们从村民家中的挂历/日历中看到，不同时间对于他们的意义和生活的安排。同样从村民的日历中也能看得出时间对村民权力的塑造和教堂身份的自我认同。
村民家里的日历大致分为上述两种(如图6和图7)，尤其是第一种较为普遍。鲜红的十字架和“圣诞”、
“蒙恩”等字表明主人的教徒身份。除此之外的“以耶和华为神的......”、“四月四日复活节、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新年蒙恩”以及每月日历上的《圣经》箴言也同样彰显主人的基督教徒身份。而每个月日期是按照星期的顺利排列，尤其在星期六、星期日以及国家法定假日为红色字体，显示出国家时间的优势地位；在阿拉伯数字旁边又标注中国传统的农历时间和二十四节气，以此指导农事生产活动，农历时间同时指导着村民的岁时礼仪，而村民的人生礼仪时间和农历时间没有任何关系，洗礼、结婚、丧葬礼完全按照基督教时间举行，一些仪式时间也要征求神父和会长等人才能决定。因为教徒的日常仪式如早晚弥撒主要有会长主持，人生礼仪则由神父主持完成。正如Hoskins所言：Kodi人的僧侣因控制举行仪式的时间而比一般人有更高的政治地位 [16] 。此外，从经堂村的发展历史来看，天主教凭借着在灾荒年救济村民、免租等活动，使得村民逐渐接受了天主教，进而接受了天主教的时间观，同时，也促使了天主教的时间观念和系统在经堂村诸多时间中处于支配地位。
Lewis和Weigert把社会时间分为非正式的“互动时间”及正式组织或科层机构的“制度时间”。制度时间是依据组织、机构的作息及规律而制定出不同的时间，要求成员共同依循 [17] 。
作为正式群体的经堂村教会，他们依据基督教时间举行着各种仪式，这种制度时间，就如吉登斯所言是一种“可逆时间”，无论是一天的还是一年的时间，都是周而复始。人们通过实践使制度时间具有绵延性和社会性。同时，通过这种制度时间也使得村民逐渐强化自己的身份认同，时间也成为经堂村民与其他村民之间的重要族群边界。
因而，通过人们的实践活动，使得时间在这里不是一个序列，即自然时间，而是成为赋予人们一定权力和强化自身认同的一个手段，同时在族群内部，时间使得人们之间的阶序合法化、制度化，如同在早晚弥撒、诸圣节上的神父和村民之间关系一样，通过不同的程序与时间使得人们之间的阶序更加稳定 [18] 。
7. 结论
通过两个田野民族志，揭示了经堂村的时间对人们生活和仪式的塑造，并且时间也赋予了神父、会长、村民之间处于不同的阶序、权力，以及村民与其他村民之间的族群边界，进一步强化村民的身份认同。但我们认真观察经堂村村民的时间也会发现，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并没有严格按照天主教教会的要求去实践教义，而是使严格的教会规章与中国传统的家庭和集体礼仪节奏进行磨合，形成一种新的时间观念，这与梅欧金(Eugenio Menegon)对中国福建天主教的研究 [19] ，有着相似之处，如弥撒时间等，同时也不完全一致，如追思已亡节调整到诸圣节进行。同时，经堂村的时间也在于广西地域文化和客家文化不断碰撞中，产生一些新的时间要素，形成一种独特的时间感。
正如清初诗人吴渔山在接受天主教后，他在《三巴集》的第二十五首这样写到：
性学3难逢海外师，远来从者尽儿童。
何当日课分卯酉，静听摇铃读二时。
诗人用中国传统的计时历法来标记基督教早晚弥撒的时间，即早上六七点的卯时和晚上六七点的酉时。从这首诗上看，在他身上至少反映出两种时间(天主教和中国农历)的交汇，以及时间对待这样一个中国人所具有不同的意义。
很遗憾，由于本文的侧重点不同，而对经堂村不同时间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以及不同时间如何走进经堂村这些问题关注不够，也将是我们今后进一步思考的主题。
基金项目
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基础能力提升项目《整合与认同：杂居民族村落宗教信仰的祭祀圈研究》(KY2016YB239)，广西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统战专项重点课题《统战视阈下广西高校宗教信仰现状调查与教育引导研究》(2014ZT009)，广西科技大学博士引进项目《上帝与祖先》。
NOTES
1经堂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咸丰年间，至今有150多年的历史，由于没有族产和宗祠等，支系这个概念就额外重要。支系主要指在村民记忆里，有共同祖先的一些家庭，且未出五服。
2经堂村2012年有三位修女，即郭修女、齐修女和江修女，他们来自于河北和山东。受修会的派遣来到南宁教区服务。郭修女在经堂有近三年的时间，另两位不到一年的时间。
3性学指的是基督教神学。吴渔山在知天命的年龄在澳门三巴静院学基督教神学和拉丁文，后加入基督教，并晋升为司铎。后在上海、嘉定传教近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