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芙美子是日本著名的女性小说家、诗人，其早期代表作《放浪记》，记录了她的成长经历和情感历程，其晚期作品主要描写了日本战败后凋敝的社会状况及普通百姓的惨淡生活，尤其关注社会底层广大女性的悲惨命运。《浮云》是林芙美子中晚期作品的巅峰之作，作品以战后混乱和颓废的日本社会为背景，描写了战时在海外相识相恋的农林技师“富冈”和打字员“雪子”战后回到日本后，两人间欲罢不能、藕断丝连的爱情历程。关于该部小说，学术界研究视角多样。以中村光夫、大久保典夫等人为代表的传统观点认为，《浮云》描写的是日本战败后混乱时代背景下的虚无主义思想 [1] 。常见的观点认为该小说是一部爱情悲剧，表现了女主人公“放浪的、性堕落的过程，相反也是追求自由的故事” [2] 。20世纪90年代以后，基于性别差异的研究逐步深化。近些年出现了诸如心理创伤与性虐待，以及国策文学等众多研究视角，这说明日本学界对林芙美子文学关注的热度不减。而中国学者基于女性批评、性别研究的成果颇丰。例如，“战后，女性身体则回归本能，……由顺从扮演起解构权威话语的角色” [3] ；“她在文本中对父权制度规训下女性弱者境况的叙写、对游弋于婚姻制度外叛逆女性形象的塑造……展现了她对时代的颠覆和超越” [4] 。总之，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林芙美子的研究呈现上升趋势。

《浮云》中有丰富的女性角色以及女性描写，所以中日学界的研究也大多重点研究文中的关注文中女性形象，但这些女性形象的悲惨遭遇都可以归结于“富冈”的自私。基于此，本文拟运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批评方法，分析男主人公“富冈”的人格构成，从而理解深陷爱恨纠葛中的“富冈”不同阶段的人格特点和行为背后的人格逻辑。

弗洛伊德认为人格从整体上分为“本我”、“自我”、“超我”三个部分。“本我”作为人们无意识的结构是原始的、与生俱来的，所有本能、热情源自其中，它容纳着杂乱无章的、不稳定的、本能性的被压抑的欲望，隐匿着各种为现代人类社会伦理道德和法律规范所不容的、未开发的本能冲动。“本我”的唯一功能就是发泄内外部引起刺激的兴奋，获得无拘无束的本能欲望满足。“本我”完全不懂什么是价值，什么是善恶和什么是道德，只知道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在社会的影响与作用下，“本我”中的一部分分化出“自我”。“自我”通过后天的学习和环境的接触发展起来，是意识结构的部分，与“本我”遵循“快乐原则”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自我”遵循“现实原则”，它既要满足“本我”的需要，又要制止违反社会规范、道德准则和法律的行为，在“本我”与现实环境中起到调节作用，通过将那些不被社会接纳的东西压抑和储存到无意识中去，帮助“本我”趋利避害。“超我”是人格在道义方面的表现，它接受社会禁忌、道德、伦理规范和宗教戒律的约束。因此“超我”是“追求完美与实际”，并且它像一个威严的警戒者而存在，当“自我”屈服于“本我”时，“超我”便会惩罚“自我”，使人产生内疚感甚至负罪感。而当“自我”战胜“本我”时，“超我”便会奖励“自我”，使人产生荣誉感和自豪感。“本我”、“自我”与“超我”三者并非彼此绝缘，完全分离，它们只是作为一种简略方法用以表达整个人的不同心理过程、精神动力。当三者处于平衡状态时，个性就会正常发展；当三者处于矛盾之中就会造成精神的非正常状态。

《浮云》以战后混乱和颓废的日本社会为背景，描写了农林技师“富冈”和打字员“雪子”间欲罢不能、藕断丝连的爱情历程。《浮云》主人公“富冈”作为农林技师被日本农林省派往海外，而女主人公“雪子”则作为打字员随后来到了富冈的所在地。在和“雪子”相识之前，“富冈”会定期给在日本的妻子写信。在给妻子寄信时，想到妻子在国内的处境，“富冈”曾提到“想到妻子在物资匮乏的国内，一定独自忍受着无法形容的辛苦”( [5] : p. 30)。可以看出，富冈在日本已有家室，并且定期写信也体现着即使远在海外“富冈”同样没有忘记作为丈夫的责任。然而在“雪子”到来后，“富冈”背叛远在日本的妻子“邦子”，与女主人公“雪子”在远离日本的海外展开了一段纠缠不清的畸恋。在远离战场的度假圣地，两人之间发生犹如梦一般的美好爱情。尽管富冈还有在东京生活着的妻子“邦子”，但在战争这一特殊的环境下，即使是扭曲的爱情，对“富冈”来说，也能像“织物上的一缕白纹，在记忆里留下美丽的烙印”( [5] : p. 110)。除此之外，“富冈”同时引诱越南人女佣“阿蓉”与自己发生关系并让她怀上了自己的孩子，在之后并将“阿蓉”无情抛弃。不仅如此，在战争结束回到日本后，又同在旅途中结识的旅店员工“阿世”陷入了畸恋的漩涡。他蛊惑已有婚约的“阿世”与其私奔，最终导致“阿世”被其未婚夫残忍杀害。“富冈”放荡不羁的心路历程，是为了“靠着雪子来逃避现实生活的寂寞”，“指望着通过雪子的身体来满足心灵的渴望”( [5] : p. 240)，是由于“阿世”让他“曾经有过的，那种旅途上挥霍青春的激情开始萌发”，因为女佣“阿蓉”“那小麦色的肌肤和娇柔的面容”( [5] : p. 128)，散发出女人特有的兽性与生命力。

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本我”在潜意识形态下的思想，代表思绪的原始程序，它是人格结构的基础，处于人格精神结构的最底层。所谓的“本我”指的是人的精神中潜意识、本能的部分，它满足本能冲动的欲望，行事遵循简单的“快乐原则”，尽全力使冲动和欲望获得满足。“富冈”不顾妻子，不顾家庭，无视道德伦理，主动引诱其他女性与其发生关系，并对这些女性的悲惨遭遇显示出无动于衷的态度，在这一段一段的畸形的爱情中，“富冈”所感受到的“逃避寂寞”、“满足渴望”、“萌发激情”等等，正是他为了满足冲动和欲望而遵循“快乐原则”的体现，也是潜意识里“本我”这一最底层人格结构的披露。

战争结束后，“富冈”和“雪子”等人先后被遣返回到日本。“富冈”在回日本之前向“雪子”承诺，会先回去处理好与妻子“邦子”的各种事宜，等“雪子”一回到日本俩人就结婚并永远在一起。但回到日本后的“富冈”立刻将与“雪子”结婚的约定抛到了脑后，试图融入战后重建的秩序。在回到妻子身边后，“富冈不打算把在大叻的美梦重来一次”，“心里装着的是结束这段关系的决定”( [5] : p. 45)。他对“雪子”的态度也变成了：“再折磨家里人实在是太残酷了。大家都吃尽了苦痛……我没法轻易地跟他们了断关系……我知道一旦真要分手，你一定会很惨。可是我现在不可能一个人跟家庭决裂啊。你知道他们全部都在依靠着我过日子啊。”( [5] : p. 45)他想和“雪子”彻底分手。但刚从海外撤回来的“雪子”在东京无依无靠，既没有亲人也没有工作，活下去是摆在她面前最现实的问题。“雪子最近变得异常脆弱，她甚至担心这会不会是精神崩溃的前兆。哭泣的时候，对未来的直觉就会浮现在眼底，那是一团令人心悸的阴彩。那样的直觉告诉雪子，未来必定如此。雪子知道这不会有错。既然没有一处可以支擇自己的稳固依靠，就只能像一粒石子，被人踢来踢去地生活下去”( [5] : p. 74)。面对这样的“雪子”，“富冈”“打算尽到责任，至少不能让人觉得自己是个无赖”( [5] : p. 62)。于是他打算等到在日本的工作落实，为“雪子”提供一个住处后，便向她提出分手而回归家庭，回到等待他的妻子与家人身边。

根据弗洛伊德对自我人格的定义可以知道：“自我”从“本我”中逐渐分化出来，位于人格结构的中间层，遵循“现实原则”。它一方面调节着“本我”，一方面又受制于“超我”。所以当“本我”与现实社会的一些准则产生冲突时，“自我”会站在现实的角度上，适度满足“本我”的一些需要，同时避免违背一些道德准则。回到东京不愿再伤害和背叛妻子和家人，想要妥善安排好“雪子”并与其断绝关系，肩负起家庭责任的丈夫这一人格正属于主人公“富冈”自我意识的体现。然而，“雪子”徘徊于变为废墟的东京街头，无法接受这个打击，像幽灵一样紧紧抓住“富冈”不放，逼对方与自己重温幻境，使“富冈”无法顺利融入现实世界中，并与曾相爱甚深的妻子“邦子”产生了隔阂。最终，“富冈”也再次与“雪子”坠入了危险关系之中。“富冈”经历事业发展不顺，生活压力巨大，又被过去的女人纠缠，困于现实与回忆不能自拔时，想要选择了一死了之却又因为死亡瞬间的痛苦和对现实生活的留恋迫使他放弃了这个念头，继续苟延残喘地活着。这也是“富冈”的“本我”战胜“自我”的体现。这就预示着他对本我生命欲望的绝对认同。战争的环境加速了“本我”的发展，“自我”无法驾驭本我的生命冲动。他的自我就在现实面前沦陷了。

“富冈”回到日本后的精神状态是“想要认真思考，思绪却总也无法直面问题的核心。陷在自我矛盾之中无法自拔。置身在这狭隘的天地中，早已疲惫不堪”，“然而即使头脑一次次沉溺在回忆中，人却身不由己。这无可奈何的心情反而令身心越加疲惫不堪”不仅如此，对于守护家庭的责任“他也感到力不从心”( [5] : p. 105)。因为战争造成的精神创伤让他无法直面社会，无法融入社会，全然丧失了继续生存的信心。在经历了战败而陷入生活和感情困境之后，“富冈”意识到“自己这些年来在波澜起伏的苦斗中渐渐失却了人性。自己是一个心灵只剩下了空壳的人，一个躲藏在长着肉身的假人身后，借着魔鬼的心脏在走动的怪物”( [5] : p. 256)。并且，当他回想起自己这些年来做的每一桩坏事，回首自己放荡不羁的心路历程，甚至每天早上刮胡子的时候，看着镜中的自己，时常感到一种斯塔夫罗金式的丑恶，像斯塔夫罗金般令人心生厌恶( [5] : p. 72)。但即使认识到自己丑恶的本我，富冈还是选择了不断累积新的罪恶。最后的结果便是与他有关系的女性都落得悲惨的下场。“邦子”原本是“富冈”的朋友之妻，后来鬼迷心窍般的改嫁于“富冈”。“富冈”在国外的几年间，“邦子”一直无怨无悔地替丈夫照顾年迈的父母，却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遭到了丈夫的背叛。不仅如此，回国后的“富冈”却因郁郁不得志无心照顾家庭，导致原本贫困的家境更是不堪一击。最终，“邦子”长期积劳成疾，被悲惨的生活折磨得没有人形，“以一种近乎自杀的方式告别了人世”( [5] : p. 206)。但作为丈夫的“富冈”也没有表现出一丝的悲痛，反而油然而生出一种“干爽利落的心情”，而且“越发感到一身轻松”。女佣“阿蓉”经受未婚私生“混血儿”的耻辱而遭受他人的歧视，备受精神的折磨，且一生不得安宁。背离丈夫选择逃到东京与富冈同居的“阿世”，最终被丈夫活活勒死。女主人公“雪子”追随“富冈”去了屋久岛，最终患病悲惨地客死他乡。正是“富冈”个人的缘故，导致周围的女性都陷入了不幸。他总是“让别人做牺牲品，自己却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5] : p. 181)。“本我”、“自我”、“超我”的三重人格结构理论，是一个递进的人格结构。“超我”是一种理想化的“自我”，它监督指导“自我”管制“本我”冲动，奉行“理想原则”。然而富冈却在认识到自己罪恶之后，不顾道德良心，选择了继续作恶，“超我”未能战胜“本我”与“自我”。“本我”、“自我”和“超我”处于矛盾状态中的“富冈”，最终堕落成一个没有灵魂，不伦不类的人。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人可以高尚地敲开天堂的门，同样也可以邪恶地贴近地狱的地板。弗洛伊德认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本我”不顾现实，只要求满足欲望，寻求快乐；“超我”按照道德准则对人的欲望和行为多加限制，而“自我”则活动于“本我”和“超我”之间，它以现实条件实行“本我”的欲望，又要服从“超我”的强制规则，它不仅必须寻找满足“本我”需要的事物，而且还必须考虑到所寻找的事物不能违反“超我”的价值观。因此，在人格的三方面中，“自我”扮演着难当的角色，一方面设法满足“本我”对快乐的追求；另一方面必须使行为符合“超我”的要求。所以，“自我”的力量必须强大才能够协调它们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否则，人格结构就处于失衡状态，导致不健全人格的形成。本文通过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批评中的人格构成理论对《浮云》中男主人公“富冈”的“本我”、“自我”与“超我”进行了剖析。可以说“富冈”是杀死几位女性的间接但是最为关键的“杀人犯”，这也是“富冈”“本我”与“自我”，“超我”交锋，“本我”最终战胜“自我”，“超我”也溃败的典型例证，也是人的欲望被真实凸显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