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ncient Love Songs—Focusing on Yuè-rén-gē and Yachihoko-no-kam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Japa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wo ancient songs Yuè-rén-gē and Kojiki’sWaka of Yachihoko-no-kami. Through comparatively analyzing the character image of internal scenery and the natural image of external scenery and incorporating the love song into the historical context, the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reflected by the love songs is explored. The analysis of the text reveals that the two love songs, as ancient love songs in China and Japan, have a high degree of similarity in terms of character identity design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of love. At the same time, the two love songs on their features. From different character psychology and plot arrangements, distinguishing marriage notions and political backgrounds of the two countries are detected.
Yuè-rén-gē
《越人歌》是先秦时期越人所唱歌谣,是我国早期的古语翻译文学作品,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作为日本现存最早的典籍,《古事记》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对《八千矛神歌》的研究也成果颇丰。如占才成在《〈古事记〉八千矛神神语歌中“阿多々弖”一语辨义》中对《八千矛神歌》的用语进行了词义解读,但并未对其恋歌性质进行解读
《越人歌》与《八千矛神歌》二者在文献考古角度被证明具有一定的共性。孟宪仁在《日本“和文学”探源》中认为,中国吴越文学培育了日本的原始文学。因为从《古事记》中能够看到《越人歌》的痕迹,《古事记》中出现的《八千矛神歌》就是一首越人歌:一是从早期出土古物与文献考古中可发现,沼河比买其实是越女;二是《八千矛神歌》与《越人歌》一样为古越人的情歌;三是《越人歌》与《八千矛神歌》的韵脚相一致
以上研究成果为本文奠定了重要基础。然而,文学作为最直接的感情抒发,从文学视角探讨诗歌中人物形象、恋爱情感、情节安排传达无疑更显丰满。《越人歌》与《八千矛神歌》除了孟宪仁从史料考古视域提出的三点共性以外,在文学文本角度同样存在共性,并且还同时具有代表各自民族文化的鲜明个性特征。因此,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本文尝试在研究视角上进行创新,即补充文学文本分析视角,进而使《越人歌》和《八千矛神歌》的比较研究视角更加完整。同时,本文还将以这两首恋歌为折射窗口,发掘其中的思想内涵,以窥探中日古代社会的婚恋思想与政治背景。
国内学者对《越人歌》的歌谣性质解读较多,如认为《越人歌》是颂歌、恋歌、情歌等,可谓解说纷纭。对此,笔者采取《越人歌》为恋歌的观点,并就刘向《说苑·善说》中记载的翻译文本来展开解读。
《越人歌》中榜枻越人“拥楫而歌”,向鄂君子晳致敬,用越语唱出爱慕之情:“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作为高贵的王子,鄂君子晳面对越人并没有摆出高高在上的架子,而是积极回应,由此可见鄂君子晳礼貌友好的性格特点,并营造了一个礼贤下士的楚国王子形象。据刘向《说苑·善说》所载,楚国大夫庄辛想要拉着襄成君的手过河:“臣愿把君之手,其可乎?”(
据《八千矛神歌》记载,八千矛神“走遍八岛国找不到妻子”,于是到高志国寻找:“听说在遥远的高志国,有位少女贤惠勤劳,有位姑娘美丽苗条。一再登门来求婚,三番五次来寻好。”
《越人歌》和《八千矛神歌》这两首恋歌对主人公心理情感的描写都使得人物形象更为立体丰满。《越人歌》中越人主动表达爱意与小心翼翼揣测的复杂心理,表现出其自由而含蓄的爱意。同时,在楚国王子与越人的尊卑身份反差下,鄂君子晳作出的积极回应使其礼贤下士的形象深入人心。在《八千矛神歌》中,八千矛神是一名男子尊神的形象,他对柔弱女子沼河比买是有威慑力的,这种强弱分明的人物性格对比使得八千矛神的求婚举动更具征服性。
《古事记》中的八千矛神被称为“大国主神”,管控着八岛国。“八岛国”是日本的别称,“八”在日本是圣数,有多数和繁荣的意思。《古事记》中伊邪那岐、伊邪那美最先产生了八个岛屿,由此产生了“大八岛(洲)国”的称呼,“大”是美称
《越人歌》中的鄂君子是康王的宠弟,担任令尹一职:“康王宠弟公子围、子比、子皙、弃疾。郏敖三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公子围为令尹,主兵事。”(
恋歌中人物的心理特点与其身份关系紧密。通过对《越人歌》和《八千矛神歌》这两首恋歌的身份考究,可以感受到两组人物心理的微妙差异。《越人歌》中越人向楚国王子表达爱慕拥护,这是身份低微的女性向身份高贵的男性表达含蓄而温婉的爱戴仰慕;与之相反,《八千矛神歌》中八千矛神向高志国女子沼河比买求婚,则是身份高贵男性向身份低微女性的直白而粗犷的征服占有。这种心理差异与其各自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梁庭望指出,鄂君子晳参与到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之中,举办舟游盛会不过是想暂时稳固刚刚得来的权益
《越人歌》以“舟”表达“相遇传情”之意。在《越人歌》“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一句中,越人与鄂君子晳相遇时所乘坐的水上交通工具——“舟”具有超越阻隔之意。如《易·系辞》载曰:“刳木为舟,剡木为辑,舟辑之利,以济不通致远。”傅道彬在《晚唐钟声:中国文学的原型批评》一书中写到:“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楚、宋等南方各国习于用船。当水成为一种阻隔时,船便是对此阻隔的超越,它能载人越过水之阻碍。”(
在《八千矛神歌》中,巡回天地之信使——鸟则是传情达意的独特意象,且在诗歌中数次出现。如八千矛神在破晓之际仍等不到沼河比买开门,此时鸟儿啼鸣,心烦不已,想将其全杀掉:“郁郁葱葱的山上枭鸟叫了,原野上的山鸡啼了,庭前的雄鸡鸣了;恨煞人的啼叫的鸟儿呵,真该把这些东西统统杀掉!”
而后沼河比买对八千矛神做出回应,沼河比买的回答中同样出现了“鸟”意象:“我本是一介弱女如纤草,我的心像那河边鸟,尽管现在我仍是河边鸟,可今后总归是你的鸟,但愿你不要心焦而死哟!”
可知,《越人歌》与《八千矛神歌》两首恋歌都借助事物意象表达了相遇传情之意:《越人歌》中越人借“舟”传情隐喻对楚国王子鄂君子晳的仰慕与欢喜;《八千矛神歌》中沼河比买借“鸟”传情表达八千矛神强烈恳求下的妥协接受。由于不同恋歌的人物身份地位差异,因而在表达爱意的方式上有着主动与被动、温婉与强势的区别。
纵观《越人歌》全诗,“山有木兮木有枝”一句运用了起兴的创作手法。起兴是古代诗歌最常见的创作手法,而“兴”与所咏之事情有着必然的联系。“山有木兮木有枝”一句起兴,运用的三个意象“山”“木”“枝”与所咏之情密切联系。在此不妨将三个意象进行详细解读。
“山”在古人观念当中具有“古老的生殖崇拜象征意味”(
《八千矛神歌》中同样出现了“山”意象,此意象出现在八千矛神于门口求了一夜,却未等到沼河比买为自己开门的描写中。“郁郁葱葱的山上枭鸟叫了”,此处“山”的原文为“阿遠夜麻”
两首恋歌都有一个关键的情节描写,即在期待爱情的过程揣测对方是否同样为自己倾心。不同的是,《越人歌》表达对爱情期待的心情是温婉的,而《八千矛神歌》则是直接甚至是粗犷的,如八千矛神在等待沼河比买时是感到心烦不已、心焦,甚至愤怒,乃至于想把那些让人烦心啼叫的鸟统统杀掉。
《越人歌》与《八千矛神歌》作为恋歌,里面出现的婚恋情节描写折射当时的婚恋思想缩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时代背景下的婚恋观。
《越人歌》中越女向楚国王子表达爱意,没有因为自己是女子的性别局限而不敢于向心仪男子主动表达,也没有因为阶级等方面的原因而压抑自己的爱意,因此其表达爱意的方式是自由的。先秦时期,人们受礼制影响而遵守着“发乎情,止乎礼”的情感模式,男女爱情也随之体现着温婉含蓄的理性思维。因此,越女的表达方式并非直接粗犷的,而是以“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这样内敛的委婉感慨来曲折道出心中情感。此外,《越人歌》作为女子主动向男子求爱的恋歌,这其中反映着当时“男尊女卑”的社会等级规范:从越人和鄂君子晳各自的身份差异来看,越女是身份低微的越国平民,而鄂君子晳则是地位尊贵的楚国王子,两者的身份差异与当时婚恋关系中“男尊女卑”的等级观念相一致。
在《八千矛神歌》中,八千矛神作为男性,是尊贵的神,身份地位高;沼河比买作为女性,是普通人间女子,身份地位较低。性别角色看似对应了“男尊女卑”的身份等级观念,但其实不然。其情节设计不似《越人歌》,换言之,《八千矛神歌》并不是沼河比买主动向八千矛神求爱,而是相反,尊贵的八千矛神屈尊,在沼河比买门前苦苦哀求,并且当晚并没有得到沼河比买的开门,而是第二天才得到了该女子的妥协答应。为何不直接将《八千矛神歌》情节设计成沼河比买向八千矛神求爱来凸显八千矛神身份高贵?即便不是女子主动求爱,理应也不该让身份高贵的男子吃闭门羹,苦苦哀求。这应与日本古代社会的婚恋关系有关。在古坟时代、飞鸟时代、奈良时代,日本正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母权占优势,盛行访妻婚。《古事记》成书于在奈良时代712年,即元明天皇时代完成,元明天皇作为女天皇,且此时处于访妻婚阶段,因此男子向女子求爱而苦苦等待的情节具有合理性。创作者可能也是在这种婚恋观的影响下,做出了此种情节设计。而这种婚恋观反映了“男女平等”的观念,甚至认为女性可能更占优势。
《越人歌》与《八千矛神歌》虽为传递爱情的恋歌,但从人物心理、人物身份、诗歌意象、情节安排和性别设计等方面都可窥见蕴含其中的政治因素。《日本文学的古典》2一书指出:“《古事记》的作者忙于国家理念的构建,导致一些歌谣的意义被矮小化,使歌谣与物语的展开不能有机统一起来。”
两首恋歌都以传情表达邦交之意。梁庭望在《〈越人歌〉的研究辨正》中将《越人歌》放置回当时的历史环境:“先秦时期公元前529年,鄂君子皙刚担任令尹一职,为庆祝政变成功,便在鄂州举行了大规模的舟游盛会。当盛会的音乐停止时,榜枻越人第一个上前拥楫而歌,向楚国王子鄂君子晳示以致敬之意。”
两首恋歌都以求爱态度反映权势大小。《越人歌》和《八千矛神歌》中求爱者的态度大相径庭,且被求爱者面对求爱的态度也截然不同。《越人歌》中越女的求爱态度是自由且含蓄的,鄂君子晳接受求爱的态度则是积极主动的。而《八千矛神歌》中八千矛神的求婚态度是傲慢、焦躁的,沼河比买接受求婚的态度则是被动妥协的,这使得恋歌反映了较强的大国政治优越感。靳明全在《日本文论史要》中对《八千矛神歌》的政治性也有相关论述:“安万侣的《古事记序》文论政治性很强,企图以文学形式来表现圣帝意识。”
文学作品被视为当时时代的缩影。恋歌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同样折射出当时时代的婚恋思想与政治背景。本文对中日古代早期的两首恋歌——《越人歌》与《八千矛神歌》进行了文本比较分析,从人物形象与诗歌意象两大方面进行剖析,并分析了恋歌中表现的婚恋性别等级观念以及蕴含的政治因素。剥开恋歌中的“男尊女卑”等级观念与“主动被动”恋爱关系,可窥探其中幽深的政治背景。恋歌以传情暗示邦交之意,通过男女之间的爱慕传情表达各自代表的不同民族的交融;以求爱态度反映权势大小,如《越人歌》中的鄂君子晳以谦和的态度回应越人的求爱,反映出鄂君子晳即便权势不大也能深得民心的特点,而《八千矛神歌》中八千矛神强势傲慢的态度,以及迫使沼河比买妥协的行为,都反映其权势之大和以强权取胜的霸道。由此可见,恋歌并非仅限于表达男女爱意,亦可从中窥见中日古代早期的婚恋思想以及政治背景,距今虽然已有上千年历史,但对现今仍具有较大的文学影响与历史价值。
1此题目为笔者翻译,原文题目为『古事記国作り神の歌謡 八島国と高志国』。
2此处为笔者翻译,原文参见『日本文学の古典』「古事記の作者は、国家的理念につかえることに忙しく、これら歌謠の意義を矮小化し、したがって、それと物語の展開とを有機的に統一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