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塔拉·韦斯特弗创作了自传体小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该书描绘了一个爱达荷州山区女孩塔拉的成长历程。她凭借持续的学习与努力，挣脱了原生家庭留下的心灵桎梏与束缚，在深入反思过往中，她实现了心灵的救赎与自我解放。分析塔拉成长之路，可见其自我身份构建与拉康镜像理论高度契合。拉康的镜像理论是有关于自我认同和他者的学说，这一理论的实证材料来自心理学中的“镜像实验”( [1] : p. 25)，婴儿首次面对镜像时多被迷惑，待自我认知形成后，即对镜像产生持续的兴趣与探究。

瓦隆将实验中婴儿的行为解释为“主体从镜像到想象、从想象到象征的一种辩证运作，认为婴儿正是通过这一运作来创造其主体的统一性的”( [2] : p. 99)。在构建主体性的进程中，主体先在镜像中想象性地构建自我，随后在他人审视与反馈中，进行客观化的自我验证与修正，从而构建一种伪自我意识。拉康把这种认同理解为一种“误认”或“欺骗”，主体只能通过剥离他者的衣裳，慢慢地走出他者的牢笼来重建他或她的自我意识。在长期处于父权话语体系下“他者”地位的塔拉试图寻求自我定位之时，恰好正步步印证了拉康的“镜像理论”，这也说明了女性认识自我之困难。本文以拉康镜像阶段理论中的前镜像阶段、镜像阶段与后镜像阶段为框架，结合女性主义视角，深入探讨塔拉在身份认同的探寻、主体迷失的挣扎以及自我重塑的历程中，如何实现自我意识的觉醒与身份重塑。

前镜像阶段这一发展阶段特指婴儿在出生后至前六个月期间，此时婴儿尚未形成自我意识，缺乏丰富的想象力，且无法辨识镜中自我形象。婴儿不能主动地利用自身的感觉器官去接受外界继而在自己的脑海中形成对外部世界的整体认知，只能靠着视觉图像、声音影像等外部力量被动地去接受外部给予他的感受，来完成对最初世界的认知。在此阶段的主人公塔拉，恰似一个“出生未满六月”的幼童，难以跳出他人视角构建出真实的自我，其个体自主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呈现出一种近乎奴性的状态。

拉康在研究婴儿对镜中影像的反应时指出，尽管婴儿尚未能自主控制身体动作，却能操控镜中的影像，展现了对镜像的独特支配力。婴儿的认同过程起始于其在镜中首次辨识出自我，从而达成了一种虚幻的“自我与映像的整合”，实现了对自我的初步统一。但这一镜像仅是幻象的映射，婴儿对自身主体的认知实则建立于这一虚幻的影像之上，拉康将此过程诠释为一种“误识”或“自欺”。在传统社会架构下，女性在父权文化的影响下，倾向于将男性视为构建自我形象的关键外部参照。

女主人公塔拉之父吉恩，是一位坚定的摩门教徒，他呈现出典型的父权特质。在吉恩的镜像影响下，塔拉形成了虚假的自我认同。吉恩坚信自己应成为家庭成员思想、行动和生活的绝对主宰，不容许任何人对他的权威产生挑战。父亲不允许家里人与联邦政府有任何联系，孩子们从小不上学，母亲在家里教授基本知识，孩子们都没办出生证明，也从未去过医院看医生或护士。小说从一开始就彰显出了塔拉的父亲对其的深刻影响，这点在描述她父亲的个性可见一斑。她认为“父亲个子不高，但他能掌控全场。他仪态不凡，如传神谕者般庄严”( [3] : p. 6)。即使奶奶认为我们是“像野人一样在山上游荡”( [3] : p. 9)，但是由于父亲一意孤行并不支持家中孩子上学，于是在父亲的潜移默化之下，当塔拉被邀请去学校时，她明确说到是自己“不喜欢”。直到很久以后她自我觉醒，塔拉才意识到：“我的生活是由其他人为我讲述的，他们的声音有力、突出而以及绝对。”( [3] : p. 184)

在父亲的镜像影响下，塔拉幼年时期构建了一个伪自我：这个“我”排斥学校，严守着装规范，即便忍受着极度不适，也坚决避免就医。她还曾经说过“我通过我父亲的眼睛看世界”( [3] : p. 60)，这暗示了塔拉盲目追随父亲的三观看世界。塔拉是他者塑造的典范，缺乏自主思考，丧失话语权与决策权，成为传统父权结构下被动承受者的缩影。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到：“洞达事理不是女人的事，因为她一直被教导要接受男性的权威。于是女人放弃了独立的批评、调查和判断，把一切留给了那个优越的等级。” ( [5] : p. 489)被他者化的女性“陷入内在和停滞”，生存也就退化为“自在”，即一种“丧失自我的存在”，任由环境或他人将她异化为“客体和物” [6] 。

在这种父权镜像的塑造下，塔拉成为了以父亲吉恩、哥哥肖恩为代表的父权标准下的产物，自我意识被严重束缚，逐渐失去了独立个体的特性和价值，成为了一个丧失自我的他者存在。塔拉总是过度关注着装是否符合规范，这源于在父亲眼里紧身衣象征邪恶与放荡，塔拉开始为这种想法所困：“我越想着这些话，越担心自己会变成那种不正经的女人。有时我在家里几乎不敢动，留意着不要像那种女人一样走路、弯腰或蹲着。”( [3] : p. 107)

塔拉的哥哥肖恩，常常以羞辱她为乐，不仅将她的头强行按进马桶，还从车内座位上将她粗暴拖出，在马路上拖拽。肖恩甚至常常以“妓女”“黑鬼”等具有侮辱性意味的外号称呼她。当塔拉化妆被肖恩看到时，他把他的失望强加给塔拉：“我以为你比别人强，没想到你和其他人一样。”( [3] : p. 109)当她涂口红时，因为肖恩说她是个妓女，塔拉便将嘴唇上的颜色都擦掉了。肖恩的玩笑话给塔拉留下了深刻的心理创伤，她逐渐不自觉地接受了这种负面评价，导致在随后的情感互动中产生了消极反应。当查尔斯试图与她牵手时，塔拉却本能地抽离，因为肖恩曾经不负责任地指责她为“妓女”的言辞再次浮现，使她感到恐惧和不安，无法自如地享受亲密时刻：“我身体抽搐，屈服于一种奇怪又强烈的本能。”( [3] : p. 203)

塔拉在父亲与哥哥的双重精神压迫之下，甚至开始怀疑起自我存在的意义：“我对‘妓女’这个词有了新的理解，这个词更关乎实质，而非行为。与其说我做错了什么，不如说我以错误的方式存在。我的存在中有一些不纯洁的东西。”( [3] : p. 186)比起质疑起父亲与哥哥话语行为的不正确性，塔拉首先进行的是自我反省，认为自己的存在本身就是个错误。由此可以推断，塔拉面临的困境揭示了她因违背父亲与哥哥的意愿而产生的深刻罪恶感。

在社会以及生产生活活动的双重压迫下，女性总是无意识地成为男性的同谋者，不自觉地以男性的眼光看待自己，对自身进行客体化的塑造。这一阶段，男权制社会是塔拉这一时期自我建构的“大他者”，父亲吉恩和哥哥肖恩则是她镜中的“小他者”。在父亲吉恩和哥哥肖恩的镜像影响下，塔拉形成了虚假的自我认同，构建了一个排斥学校、严守着装规范、坚决避免就医的伪自我。她把自己与镜中的影像等同起来，期望自己能够达到父亲和哥哥对于一个好女孩的标准。但当塔拉接受高等教育之后，她的认知观念开始发生转变，与镜像开始产生冲突。

镜像时期是指一个婴儿的发育阶段，持续6到18个月。这时婴儿开始有了想象力，不断地寻找自我、探索自我、完善自我。在镜像时期，镜中像会帮助婴儿形成自我，个人意识开始出现，其是从身体破碎形象向形象整合与完美进行过渡的过程。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塔拉，其认知观念开始发生转变，她尝试以理性的视角审视这个世界。然而，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与她的家庭传统存在巨大差异，使她在追求个人解放与维护家族传统间不断挣扎，进而引发了自我认知的冲突与偏差。

在塔拉的成长历程中，哥哥肖恩曾无数次以“黑鬼”这一称谓称呼她。在缺乏对该词深层含义的理解时，她还能以笑回应。然而，随着教育的洗礼，她的认知逐渐深刻，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称谓背后的沉重与悲痛，自此她再也无法以笑声来面对这一称谓。当塔拉质疑个体初始形态是否预示其最终发展时，过往的记忆如阴影般挥之不去。虽然塔拉试图在大学开启新生活，但与此同时“我在剑桥越开心，我的开心就越因为觉得自己背叛了巴克峰而散发着恶臭，这种感觉变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一种我可以在舌头上品尝，在呼吸中闻到的东西”( [3] : p. 326)。

在拉康的镜像理论中，婴儿将镜中的映像视为一体为自身形象，尽管这一形象是虚幻的，却为婴儿赋予了至关重要的身份认同感，使其对自身完整性有了初步的认知。拉康把镜中像称为“理想我”，认为这个最先形成的“我”的形式是“所有次生认同过程的根源”( [7] : pp. 90-91)。父权镜像虽然使得塔拉构建了一个伪自我，但是又给予了一种完整的身份认同感，她与原生家庭的联系千丝万缕，难以彻底斩断。根据拉康的镜像理论，现实世界是我们日常生活、教育成长的实际场所，而与之相对的，则是镜像所反映出的非真实、虚构的世界，我们称之为想象界。在镜像发展的特定阶段，由于婴儿尚未形成区分真实与虚幻的能力，他们往往对镜中映射的世界产生浓厚兴趣，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与真实生活产生了一定的疏离感。塔拉沉迷于父权社会构建下的理想自我，所以在解放自我和固守传统之间不断徘徊，造成了自我意识的混淆与主体身份的迷失。

根据美国社会科学家查尔斯·霍顿·库利的“镜中我”理论，女性的自我意识是通过观察他人的反应以及自我行为来构建的，她们的评价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界观察的影响。人的自我认知在社会互动中通过他人的反馈逐渐形成，女性更是在不断的被观察与评价中，将社会标准内化，进而自觉地趋近于规范化的行为模式。福柯提出，凝视作为一种隐蔽的权力机制，使得女性持续处于不稳定的态势，她们时刻被置于他人的注视之下。这种无休止的监视迫使女性不得不依赖于外界的眼光来界定自我，她们的行动受到外界审视的深刻塑造，逐渐沦为了被审视的对象，而非拥有主动权的主体。即使塔拉已经身处杨百翰大学，早已远离巴克峰，逃离专制的父亲，但是她依旧坚守着父亲教导的每一条教义。即便经济拮据，她仍拒绝政府助学金，因父亲视其为政治操纵，不愿接受此“恩惠”。

在父权的凝视下，塔拉的母亲法耶早已将男性对女性的规范内化为其个人主观认知，变成了父亲忠诚的“信徒”。她曾拥有独立职业和鲜明思想，然而自与父亲结婚后，却逐渐陷入了“以夫为尊”的生活模式。即便面对丈夫的错误观念和儿子的暴力倾向，她仍选择屈从和迎合，最终成为了男性主导思想的牺牲品，她的个人意志在男权社会中被消磨殆尽，也变成了对塔拉的加害者。

但是在此阶段，塔拉不断地冲破前一时期的镜像的约束性，通过教育不断自我蜕变，为这一时期的自我建构提供更多自我认同的可能。随着教育的深入，知识的洪流冲刷着塔拉的认知，过去的观念被彻底颠覆，这种转变让她与家人的裂痕日益扩大。由于长期缺乏情感关怀，塔拉深受躁郁症的困扰，她逐渐认识到兄长和父亲身上的强势男性特质对家人造成的伤害。因此，她对哥哥肖恩的控诉和对父亲的不再顺从加剧了家庭矛盾。而姐姐和母亲的冷漠态度及言行不一，更让她感受到了背叛与孤立，使她的处境雪上加霜。在家人的一致指责下，塔拉被贴上了破坏家庭和谐的“原罪者”和“问题人物”的标签。这种压力导致她自我否定和怀疑，精神陷入混乱，难以分辨现实与幻象。心理状态的动荡甚至对她的博士学位构成了严重威胁。

在想象领域中，个体通过构建理想化的自我形象达成想象性认同，此认同的核心在于一种认知上的偏差，即所谓的误认现象。在婴儿的镜像阶段，有两种误认情况。首先，婴儿可能将镜中的影像误认为是另一个独立存在的婴儿，将“自我”的概念错误地投射到“他人”身上。其次，即便婴儿能够识别出镜像中的自己，他们也可能因为无法区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而将镜中的幻象与自我混淆，最终幻象占据了自我认知的核心地位。作为一个从垃圾堆里挣扎爬出来的无知女孩，塔拉本该对有机会去剑桥学习感激涕零。但她却对学习丝毫没有热情，甚至开始怨恨教育，因为这让她付出了远离家人的代价。塔拉逃离到大洋彼岸，任由父亲讲述她的故事，对她妄下定论。

拉康提出，主体对自我的预期和反思，均受镜中幻象的支配，披上了一层异化和虚幻的身份外衣。受过教育后的塔拉在解放自我和固守传统之间徘徊，形成自我认知偏差，逐渐迷失了自我。一方面她迷恋在父权镜像下建立的“理想我”，因为这是她最容易把握的生活规则，否则情感关怀的缺乏以及背叛家庭的负罪感将她压抑得喘不过气来。另一方面她又渴望建立生活的新秩序，彻底逃离原生家庭带来的那个破碎的自我。然而，当镜像认同下构建的完整自我形象与现实中分散的身体感受发生冲突时，这种迷惑与痴迷的凝视终将被打破。

拉康镜像理论认为，镜像阶段后的婴儿逐渐成熟，他已从镜子中认出了自己的影像。在这个过程中，人的生理心理的成长与符号化的过程结合了起来，成为一个具有社会和文化意义的个体。在这一阶段，塔拉敢于直面哥哥吉恩对自己施暴的事实、积极寻求心理咨询、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这些共同驱动塔拉实现了心理成长与现实行为的统一，使其完成了最终的自我建构。

拉康主张，通过“他者”视角实现的自我实为虚幻，因镜像非主体之真实写照。经过长期的教育与内心的挣扎，塔拉逐渐觉醒，她打破了“他者”塑造的镜像，摒弃了外在的束缚，最终在直面记忆的真实中实现了内在自我意识的彻底觉醒。作为一部回忆录，作品的叙事结构中心为叙述者的记忆，记忆始终是塔拉认识自我、协调自己与他人关系的基础。受限于生理与社会性别的双重桎梏，特别是家庭创伤记忆的深刻烙印，塔拉在前期难以治愈内心的精神创伤，亦无法挣脱男权文化体系的束缚，从而难以实现自我救赎与独立。“创伤记忆是固定和静止的。它们是从过往的势不可挡的深刻体验中获得的记忆痕迹，这些深刻的记忆痕迹镌刻在受害者的大脑、身体和心灵上”( [8] : p. 11)家庭创伤记忆成为塔拉实现自我重塑的羁绊。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借助记忆，我们可以时刻与过去和未来相联结”( [9] : p. 349)虽然这段记忆像幽灵一样缠绕着塔拉，但随着教育对塔拉的影响不断深入，塔拉终于敢于直面正确的记忆。她开始意识到过去没有什么影响力，只有未来才有分量。她“把自己交给大学，就像树脂交给雕塑家，相信自己可以被重塑，思想彻底改变”( [3] : p. 310)。塔拉有写日记的习惯，但是每当她遭受到哥哥肖恩的家庭暴力与虐待之时，她总是将原来记载着暴力的那页撕掉或者进行修改，假装一切都是幻觉并未实际发生。但是教育改变了她的思想，她允许自己将两则前后不一样的日记都保留下来，以提醒自己曾经遭受的痛苦，她开始意识到：“我的一生都活在别人的讲述中。他们的声音铿锵有力，专制而绝对。之前我从未意识到，我的声音也可以与他们一样有力。”( [3] : p. 229)

塔拉发挥个人能动性，从受害者的视角出发，对家庭记忆进行重构，使那些曾被刻意遗忘或歪曲的元素得以重见天日。这一过程不仅是对个人被排斥或他者化记忆的重新回忆，更有助于构建一个更为完整的记忆图景，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并认识自我，进而实现自我意识的深刻觉醒。塔拉意识到，刻意遗忘、扭曲记忆是无用的，无法抹去父权制社会带给她的身体和精神双重创伤。只有直面现实，重构正确的记忆才能真正打破他者的镜像，获得自我的重塑。就好比在塔拉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步入教堂的屋顶之时，其余人都对高空的风感到害怕，所以蹲着走或者侧身走来降低身体获得安全感。但是塔拉认为，地面上的狂风与高空的风并无区别，因为她有直面狂风的勇气与控制住恐慌的魄力，所以能在风中站稳。也许这阵阵狂风就像是塔拉在家庭、社会中遭遇的次次打击，但塔拉已然成长，敢于直面自己生活中的软弱、苦难、不确定。

塔拉的控诉肖恩与忤逆父亲之举，加剧了家庭内部的冲突。然而，姐姐和母亲的漠视态度及前后的不一致立场，让她深感背叛与孤立。在家庭成员的联合压力下，塔拉陷入了对自我的否定与深深的疑虑之中。这时父亲吉恩提出塔拉能再次回归家庭的办法，即要为她进行摩门教的赐福，对精神脆弱的塔拉来说这本是一个无法拒绝的巨大诱惑，但是这次塔拉毅然拒绝了：“我不能”。这无疑是塔拉在此书中最有力的表达，她直面父亲敢与其对峙，不再屈从于他所代表的权威。父亲专制而绝对的声音在此刻已经失去了其原有的力量。

对父亲的这一坚定拒绝标志着塔拉彻底与前镜像时期他者塑造的自我剥离，摆脱对前镜像时期小他者的心理崇拜与大他者的思想禁锢，彻底完成自我建构的过程。“我所有的奋斗，我多年来的学习，一直为了让自己得到这样一种特权：见证和体验超越父亲所给予我的更多的真理，并用这些真理构建我自己的思想”( [3] : p. 352)。经过直面并修正个人记忆，塔拉实现了自我重塑，坚信评价多元思想、历史与观点的能力乃自我创造力的基石。通过不懈的学习，她挣脱了原生家庭的桎梏，在对过去的深刻反思中找到了救赎与自我解放的路径，展现了个人成长的坚韧与力量。塔拉最后牢牢掌控了自己的思想，彻底剥离了他者的衣裳，构建了具有拥有自身主体性的自我意识。

拉康的“镜像理论”使我们认识到了自我构型中虚构和异化的本质，固守于镜像魅影中无法获得关于自我的真相，只有平视镜子的存在，才能迈出作为主体祛魅的第一步。在前镜像时期，塔拉首先基于父亲吉恩、哥哥肖恩的镜像，形成了虚假的自我认同，构建了一个排斥学校、严守着装规范、坚决避免正规就医的伪自我。镜像时期时，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塔拉，其认知观念开始发生转变，但同时她又迷恋于父权社会构建下的理想我，所以她在解放自我和固守传统之间不断彷徨挣扎。而在后镜像时期，塔拉通过修正记忆、直面现实完成了自我重构，构建了具有拥有自身主体性的自我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