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阐释了“原型”的概念：“原型(archetype)，也即是一种典型的或反复出现的形象。我所说的原型，是指将一首诗与另一首诗联系起来的象征，可用以把我们的文学经验统一并整合起来” [2] 。文学形象在众多作品序列中反复出现从而形成形象光谱，反映的是人类社会中具有统一性的表达，更具体来说，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充当的是人类整体诉求的传声筒，“原型的影响激动着我们(无论它采取直接经验的形式，还是通过所说的那个词得到表现)，因为它唤起一种比我们自己的声音更强的声音。一个用原始意象说话的人，是在同时用千万个人的声音说话” [3] 。通过这种“说话”可以达成后世作品与原始创作的对话与交流。于是，原型可以追溯到原始时期。

所以，从原型批评理论出发，《雷雨》中的人物都能寻找到原型意象。在原始社会，出于对未知力量的恐惧和对自然的崇敬，巫术活动盛行。“巫术是幻想依靠某种力量或超自然力，对客体施加影响与控制” [4] 。概言之，巫术是一种改变原本的环境、促发客体发生变化、满足人类生产生活需求的超离现实的仪式。因而《雷雨》的故事情节可以看作是一场完整的巫术活动，具体来说是一整场降雨仪式，《雷雨》中的人物都是降雨仪式中的参与者。

同时，从《雷雨》的序言中可以看到，曹禺在创作初期想抒发的不完全是对于当时中国的家庭与社会的批判，也不是受到西方戏剧作品的影响，而是被一种原始、野蛮的情感促发和引导：“《雷雨》可以说是我的‘蛮性的遗留’。我如原始的祖先们，对那些不可理解的现象，睁大了惊奇的眼。我不能断定《雷雨》的推动是由于神鬼，起于命运或源于哪种显明的力量。情感上，《雷雨》所象征的，对我是一种神秘的吸引，一种抓牢我心灵的魔。” [1] 所以，《雷雨》中的人物走向各自的毁灭进而导致一个家族的覆灭，也可以回溯到这种原始力量的指引。因此，在理论和创作动机两个维度上，《雷雨》中每个人物都深蕴着原初喻象，分别扮演着原始仪式中的不同角色。其中的繁漪作为《雷雨》中的关键角色，承担着整个降雨仪式的媒介作用，具有主导性力量。

在巫术活动中，巫师既是沟通着人类和神鬼之间的桥梁，也是对整场仪式的顺利推进最具有掌控力和执行力的角色，并且，“成为巫师的人，一般是部落的首领，或是曾遇到一些不可思议之事的人。所谓不可思议之事如出生时胎衣不破；或是得了重病，久治不愈，但突然间好转了；或者偶然患疯癫之病，精神失常等。这些被认为是神灵显迹的表现，所以遇到不可思议之事的人有资格成为巫师” [5] 。繁漪长时间生活在周公馆的压抑环境下，精神游走在疯狂边缘，并且她有着神秘的色彩，所以是降雨仪式中的“巫师”。

但进一步可以看到的是，基于降雨仪式的角色要求和繁漪的女性身份，繁漪更确切的角色是“女巫”。《周礼·女巫》曾描述道：“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早瑛则舞雩。” [6] “雩”意即求雨、降雨的祭祀仪式，提出原始社会的女巫专事降雨仪式。《女巫与巫术》一书中更是指明，“在以促进植物生长为目的的生殖巫术时代，人们没有把植物生长的必要因素分析清楚” [7] 。随着认识能力的提高，人类便逐渐将降雨巫术由生殖巫术中分化出来，因此只能由具有生殖生育能力的女巫继承并主持。除了原始崇拜意味，女巫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被赋予了文化蕴涵，通常是狂热性、危险性、神秘性的象征，而这些特质都共同放置在繁漪的人格塑造中。《雷雨》中繁漪的出场便开始刻画出这样的印象：“她一望就知道是个果敢阴鸷的女人……但是她也有更原始的一点野性。” [8] 可见，繁漪在降雨仪式中更具体的角色可以确定为“女巫”。

同时，繁漪还具有典型的复仇属性。在这场仪式中，繁漪使用了道具“雷雨”来作为复仇的辅助。开头提到，她本身就具有“雷雨”的性格。繁漪“(把窗户打开，吸一口气，自语)热极了，闷极了，这里真是再也不能住的。我希望我今天变成火山的口，热烈烈地冒一次，什么我都烧个干净，那时我就再掉在冰川里，冻成死灰，一生只热热地烧一次，也就算够了” [8] 。这说明她极端性、毁灭性的特点，也可以看作是她的复仇宣言。而且，在阻挠周萍、四凤和侍萍逃离周公馆时，繁漪就暗示：“咦，你们到哪儿去？外面还打着雷呢！” [8] 许多解读会将雷雨指涉成郁结的天气和沉闷的环境，但其实，“雷雨”本身也有原型的指向意味：“雷电是天神惩罚罪恶的武器，它暗示有一种超自然力量冥冥之中正俯视着人间的罪恶，正发出一种神秘的召示：惩罚。” [9] 所以繁漪发动雷电来加速疯狂、实施惩戒，并完成仪式。

繁漪的言语也暗合着复仇的施行，例如她谴责成全四凤和周萍二人的周冲：“你真没有点男子气，我要是你，我就打了她，烧了她，杀了她。” [8] 巫术进行中的语言，即咒语等所产生的力量既是带有精神上的暗示性，又有可能在现实中产生实际效应。《巫术与语言》一书中曾提到：“语言所代表的东西与所要达到的目的，根据原始信仰，都相信与语言本身是一个东西。或与语言保有交感的作用。因为这祥，所以一些表示欲望的辞句，一经说出，便算达到目的。” [10] 进行祭祀活动时，经常需要烧掉牺牲品来完成仪式；这里的繁漪在潜意识中使用“烧”的方式进行复仇，但最后四凤真的被电击而死，说明了巫术中语言使用的影响力。并且，除了证明四凤就是牺牲品之一、暗示最后的死亡命运之外，还印证了繁漪在整场仪式扮演着复仇的女巫。

因此，繁漪在定位、道具和语言使用等方面都符合巫术仪式中女巫的角色。原始社会的复仇女巫就是繁漪的原型。另外，与繁漪的人生紧密相关的，主要是她的丈夫周朴园、儿子周冲、继子兼情人周萍以及“情敌”鲁四凤；这四个人也在降雨仪式中充当着不同的角色。

周朴园对于繁漪不仅没有履行作为丈夫的责任和义务，反而使她丧失了在人身、精神、言语、情欲等各方面的自由性，是对“女巫”进行围猎的罪恶根源，也就是仪式中的“龙王”。弗雷泽在《金枝》中曾介绍中国求雨仪式中的“龙王”角色：“为求雨，他们会用纸或木头制作一条象征着雨神的巨龙，人们列队带它到处游玩。如果雨水仍不降落，这条假龙就会被愤怒的人们诅咒并撕碎。此外，在恐吓鞭打这位雨神无果后，人们就会公开废黜它的神位。” [11] 在《雷雨》中，周朴园和他背后的封建运行机制相当于久久没有降下雨水满足人类的“龙王”，所以作为女巫的繁漪才选择施法降雨并对龙王进行复仇，以图掌控和扭转僵局，突破长此以往的性别困境、身份困境和命运困境。

周萍、周冲和四凤三位作为年轻一辈，分别对繁漪的人生形成了羁绊。周萍先进行引诱再施行背叛，让她落入骗局，丧失了得以出走的希望；周冲作为至亲在伦理上牵绊着她追求自由的强烈欲望，并在她阻挠周萍、四凤私奔的关键时刻也选择了背叛；四凤不仅是她丈夫旧情人的女儿，还是她得不到的情人的爱人，更与周萍一起成为了上一辈爱情悲剧的延续和深化。繁漪对他们的感情交织着最复杂微妙的爱与恨，而最后也是由她开始打开葬送三个人生命的大门。《中国古代的人体牺牲》一文中介绍了：“人体牺牲是将活人杀死向神灵献礼的一种祭祀方式，在早期社会，是一种常见的社会祭祀习俗，是自然崇拜阶段的一种模拟巫术行为。” [12] 在《雷雨》中这三个和繁漪关系最亲近的年轻人最终走向了肉体死亡，他们正如献祭给上天以求得甘霖的“人体牺牲”，作为繁漪实施降雨仪式、进行无意识中的复仇的主要用品。

因此，繁漪策划了一场复仇仪式，她想展开复仇的是久久不施雨的“龙王”周朴园，但使用的“牺牲”却包括了自己的情人——周萍、至亲——周冲和怨恨的女人——四凤。同时这是一场失败的仪式，因此她也使自己和另一位母亲陷入疯癫状态，回应了原始、野蛮而未知的力量，为人类无法避免走向的悲剧作出最真切深刻的注脚。

繁漪是怎样施行复仇仪式的呢？在《雷雨》文中的前半部分，繁漪都只是处于仪式的准备环节，逐渐为正式进行做出铺垫，包括她受到周朴园的欺侮和周萍的背弃。繁漪决心不能受两代人的压迫，所以宣布：“现在(望窗外，自语，暗示着恶兆地)风暴就要起来了！” [8] 仪式在此刻确定开始。

繁漪尾随周萍来到鲁家偷听周萍和四凤对话之后，关上窗户阻断周萍遁逃的环节，成为仪式过程的第一个高潮。此时雷电交加的鲁家仿佛一个天然的大祭坛，“女巫”繁漪冷眼旁观着“牺牲”周萍和四凤，发出来“女人叹气的声音，敲窗户” [8] 。而敏感的四凤听到了，并产生了对神秘力量的恐惧；周萍却不以为意：“没有，没有，(忽然笑)你大概见了鬼。” [8] 他也在潜意识里感知到了窗外的未知力量。《中国上古祭祀文化》中介绍道：“巫的职责就是与鬼神打交道，负责人鬼之间的联系。” [13] 所以在平常人看来，女巫被当成鬼是合理的；繁漪扮演的女巫，就是充满着原始性和神秘性的角色。于是仪式继续进行，加入了奏乐：“雷声大作，一声霹雳。” [8] 繁漪的面容正像一个投入到仪式的散发着蛮性的逐渐疯狂的巫师：“她像个死尸，任着一条一条的雨水向散乱的头发上淋她。痉挛地不出声地苦笑，泪水流到眼角下，望着里面只顾拥抱的人们。” [8] 接着，她正式“做法”：“闪电止了，窗外又是黑漆漆的。再闪时，见他伸进手，拉着窗扇，慢慢地由外面关上。雷声隆隆地响着，屋子整个黑下来。” [8] 这个举动直接在人为上干预了周萍和四凤私奔计划的顺利进行，也使整场仪式朝着最后的大爆发展开。

复仇仪式的最大高潮将祭坛地点由鲁家转移回周公馆，此时众人都处于崩溃和疯狂的边缘，所以巫师只需要用语言煽动情绪，就能达到做法的冲击力。繁漪“(失了母性，喊着)我没有孩子，我没有丈夫，我没有家，我什么都没有，我只要你说：我——我是你的。” [8] 断绝了与周冲的母子情分，承认了与周萍的乱伦关系，挑拨了四凤与周萍的情感，挑战了周朴园的绝对权威，掀开了周家背后的第一层遮羞布；这时候的繁漪彻底化身为原始社会中罔顾人伦与道德的女巫，在众人间掀起巨大的雷雨风暴，而到此为止，仪式还尚且在繁漪的掌控之中。之后四凤与周萍的乱伦关系曝光，侍萍重新回到众人视线，就已经超出了繁漪的预料而具备了不可控性：“她觉出自己方才的疯狂，这使她很快地恢复原来平常母亲的情感。” [8] 繁漪又回归到半人半巫的分裂状态。

最后，四凤和周冲触电而死，周萍自杀身亡，繁漪陷入疯癫，被剥夺了女巫的资格，周朴园留守周家并陪护二人，与繁漪相关的四个角色都无法善终，整场复仇仪式终结并宣告失败。

繁漪的复仇仪式是失败的，这并不仅仅体现在剧中每个人都走向了悲剧，而是每个人的夙愿都没有得到满足，并且在相互制衡中一同陷入深渊。《雷雨》中最尖锐的矛盾是新旧社会更迭之际在旧式家庭中所产生的矛盾。繁漪、四凤、周萍和周冲都想逃离周公馆之流网织成的旧社会、迎来没有压抑感和负罪感的新生活，却因为各自的伦理和情感问题阻碍了前进的步伐。

繁漪幻想的理想模式是与周萍一同私奔，因为她“是个最动人怜悯的女人。她不悔改，她如一匹执拗的马，毫不犹疑地踏着艰难的老道。她抓住了周萍不放手，想重拾起一堆破碎的梦，救出自己，但这条路也引到死亡” [1] 。但是周萍继承着父亲的“品格”，并不打算受到名誉的影响；所以她另外一个命运的变数是四凤，她夺走了周萍投放在繁漪身上的视线。而对于四凤和周萍，曹禺是怀着悲悯的情怀编织这场悲剧和宣告这对年轻男女的死亡的：“《雷雨》所显示的，……是我所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这种自然的‘冷酷’，可以用四凤与周萍的遭遇和他们的死亡来解释，因为他们自己并无过咎)。” [1] 他们最终因为繁漪的出现未能如愿，但是两个人的结合又是缘起于周萍对繁漪的背叛。

周冲和周朴园都只想一直维持生活的现状，只不过前者是因为过于幸福所以打击到来之时显得无辜而致命，后者过于麻木而只想平静无波地度过后半生。周冲并没有像四凤和周萍一样犯下罪过，但“连续不断的失望绊住他的脚。每次失望都是一只尖利的锥，那是他应得的刑罚” [1] 。他的单纯天真本身就是封建家庭泥沼中的过失。周朴园作为封建旧式势力的象征，与繁漪保持着名存实亡的夫妻关系，同时也是极尽压迫和剥削之所能，他早已经变得和这个苟延残喘的封建遗留机制一样麻木不仁。所以最后当面临家庭的巨大变故时，虽然没有在精神或肉体中死亡，却仍然背负着绝望和罪过实行自我放逐。

上古的降雨仪式产生于满足人们的生产生活需要，最终应该导向喜庆团圆的结局；而在《雷雨》中人们都无法得偿所愿。可见，繁漪的这场复仇仪式虽然惩戒了“龙王”，触及了封建家族和伦理制度的残酷本质，但是对剧中人物命运而言是失败的。

这场降雨仪式失败的原因有三。一是“女巫”和“牺牲”的不纯洁性。繁漪、四凤、周萍和周冲身上都带着有心为之或者无意生成的罪过，这使得这场仪式本身就沾染了污秽。“巫师本身要沐浴、饮食禁忌(有的还有性禁忌)” [4] 。繁漪作为女巫本身就触犯了禁忌，这场仪式从开始就失去了合格的资质，更遑论成功施行。尽管繁漪在思想观念和伦理情感上的先锋性超越了一般女性，但她自身还带着对自己突破禁忌的耻感和戳破众人遮羞布的忏悔，相当于给自己宣布和执行了死刑。“就剧中人物的意识状态看，它体现了与祈雨主体相同的精神实质。首先是罪的意识……繁漪在第四幕看见周冲被电死后，也领悟到了自己的罪恶，她狂笑着：‘冲儿，你该死，该死！你有了这样的母亲，你该死！’” [8] 所以仪式的主体自身不纯。

二是“女巫”的计算失误。巫师应该是在仪式中最严谨地精心计算每个环节，达到成功推进以至于顺利结束的效果的关键人物，但如前文介绍降雨过程所言，繁漪在最后将复仇仪式导向了脱离掌控的深渊，她“(笑向周萍，悔恨地)萍，我，我万想不到是——是这样，萍——” [8] 因为繁漪以为自己洞察了周公馆里一切罪恶的真相，并身陷悲惨命运的深渊，于是自信地将绝对权威的“龙王”周朴园唤醒，并试图威胁和摆布龙王。“人们敢于对龙王如此摆布，并充满自信，显然不仅仅是出于对龙王的蔑视，而是出于人们对所使用的巫术手段的自信。这是肯定人类自身能力的一种表现” [4] 。繁漪扮演女巫的角色降下雷雨的这场复仇仪式中，不仅仅在控制和摆布着作为“龙王”周朴园，还在试探和冲破着作为新时代残余产物而存在的封建家族和僵死机制，同时也是出于对自身能够实施抗争的力量的自信，但结局说明，这种试探和抗争如同以卵击石，并不具备实现的可能。所以这种自信内蕴着繁漪的疯狂与自负，从而导致降雨仪式的失败和最终的悲剧结局。

三是最根本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封建观念的根深蒂固。即使历史进入到了新社会，落后腐朽的封建思想依然存在。无论社会制度发生了怎样的变革，社会中的结构性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旧时的力量过于强大而无法被个体彻底干预和清除。所以即使繁漪作为“雷雨”想要打破和改变这一陈腐的现状，也“为着不正常的发展，和环境的窒息，她们变为乖戾，成为人所不能了解的。受着人的嫉恶，社会的压制，这样抑郁终身，呼吸不着一口自由的空气”， [1] 她本身也承继了作为封建妇女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而无法彻底颠覆。

另一方面，虽然周朴园无法继续实施压迫，但是周公馆仍然存在，类似于周氏的封建大家庭依旧没有覆灭，强权对弱势进行压迫和剥削的思想观念也没有根除，也象征着人类很难挣脱不可知命运和思想牢笼的桎梏。正如曹禺所言：“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时常不能自己来主宰着。” [1] 因此，这场仪式具有自身的局限性和失败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