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失格》讲述了高中生山下明理从一个连季节和周围事物都看不到的多愁善感的追星少女，在经历偶像塌房、高中辍学等一系列事件后最终发现眼前风景的成长小说。宇佐见玲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个脱离中心的社会边缘人物——“追星少女”的追星故事，让“追星少女”的形象和当下流行的饭圈文化首次登入文坛，并一举获得芥川奖，可谓是边缘作家与边缘题材对文学创作中心与文学批评中心的一次成功解构。

“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也叫“后结构主义”，是以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为代表的解构主义者对结构主义的反叛，它系统地消解了解构主义者对结构主义关于结构和意义等思想，因而被叫做“解构主义” [1] 。作为解构主义的开创者，德里达继承了海德格尔反形而上学、反逻各斯主义的理论，从语言学、符号学的角度大胆颠覆“言语”与“文字”的等级关系，并展开了对一切植根于形而上学传统的、等级森严的二元对立项的批判与解构，如语言/文字、男人/女人、真理/谬误、主体/他者、主人/奴隶等等。在这些二元对立关系中，“绝无两个对项的和平共处，其中一项在逻辑、价值等等方面统治着另一项，高居发号施令的地位” [2] ，也就是说“前者往往被认为优于后者，是两者关系的中心或第一原则，而后者则以前者为依据，他们显然是一些从属的、负面的、消极的、第二位的” [3] 。同时，德里达也指出，要“解构这个二元对立”的基本策略“便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机，将这一等级秩序颠倒过来” [4] 。宇佐见玲在《偶像失格》中就对大量传统二元对立项进行颠覆或瓦解，充满了解构主义色彩。因此，用解构主义的视角对宇佐见玲《偶像失格》进行解读的必要性不言而喻。本文将用解构主义文学批评方法，主要对《偶像失格》中“中心与边缘”、“成熟与幼稚”的二元关系的解构进行分析与解读。

宇佐见玲创作的《偶像失格》是一部成长小说中的佳作，在传统观念中成长小说的中心矛盾往往包含了成熟与幼稚这一典型范式的二元对立，这也是批评家对《偶像失格》的关注焦点，明理则是这部成长小说中幼稚且自私的主人公。与之相对，明理的家人则承担了成长小说中被赋予成熟标签的角色，母亲既工作又操持家庭，父亲在海外单身赴任，姐姐聪明懂事成绩优异，似乎在整个家庭中除了明理之外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努力奋斗，就像在一次争吵中姐姐怒斥明理：“看着你就觉得荒唐，就有种被否定的感觉。我为了学习连睡觉的时间都舍不得。妈妈也是，因为失眠每天早上都头痛到想吐，却还是得坚持去上班。你整天在追星，这一样吗？为什么这样的你都敢说什么‘在努力’?”。明理母亲全程目睹了这场单方面的争吵却未加以阻止，反而是在事后向姐姐道歉。宇佐见玲对明理“幼稚”的特征进行了大量诸如此类的描写，在小说中似乎所有人都对明理的“幼稚”感到无可奈何且难以接受，明理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幼稚”给周围人带来了怎样的困扰，只是认为“各自努力不就好了”。由此成熟的大人与幼稚的主人公这一对立形象赫然跃于纸上，然而通过细读全文，可以发现在解构主义的视角下《偶像失格》中成熟的长辈与幼稚的少女这一二元对立符号被彻底颠覆，取而代之的则是“幼稚的长辈”与“成熟的少女”。

“能够将意义掩藏在一个令人误解的符号中，这是语言的独特权力，正如我们将愤怒或憎恨掩藏在微笑背后一样” [5] ，在德·曼德解构主义文本观中，符号与语言之间的不一致乃是语言本身的特性 [4] 。宇佐见玲虽然没有直接对项二元对立关系进行解构，却使用大量暗喻进行侧面描写，通过大量自相矛盾甚至对立的语言符号与意义，暗示明理的成熟以及成人的幼稚。明理之所以沉迷追星、荒废学业、漠视亲人并非是因为青少年的幼稚与自私，而是病理性原因，在小说中宇佐见玲多次隐晦提到明理的“异常”。头发和指甲的生长等对于普通人来说再正常不过的生理现象却让明理无法忍受，“每月剥落的子宫”更让她感受到无法摆脱肉体的沉重，呕吐、痉挛、注意力涣散等是她从小到大不断经历的折磨，与肉体对抗成为她从小到大最重要的任务。明理极少表露自己的情绪，甚至不允许自己哭泣，在她看来一切哭泣是对肉体的屈服，是极其屈辱的。但看到由偶像“真幸”扮演的精灵彼得潘轻盈的身姿时，明理开始感到沉重的肉体得到了救赎，于是她开始沉迷于“推”真幸，虽然房间乱作一团、手机里没有一张和家人的照片，但关于“真幸”的一切都被明理仔仔细细地收集起来，幼时、少年、成人等不同时期的真幸都被收入单独的相册，像这样“推”真幸的动力全都来源于明理希望看见真幸眼中的世界。在重温真幸扮演彼得潘时的录像时，精灵轻盈飞舞的绿色身影再次猛烈撞击明理的内心世界，让她不禁呐喊“好想去梦幻岛啊”，渴望摆脱因沉重的肉体、逃离压抑到快要窒息的现实世界。

然而对于明理的不同，她的家人却任性地放任不管，直到在保健室老师的多次督促下，明理终于去医院拿到诊断书，诊断书上排列着“两种疾病”。虽然小说中并未明确说明疾病的名称，但有不少批评家推测明理所患的可能是包括自闭、多动等在内的发育障碍(developmental disability，日语中为“発達障害”)。因此明理并非任性地沉迷追星故意不学习或漠视家人，而是“做不到”。班主任约谈明理时曾问“是不喜欢学习吗？”，明理回答“做不到”，并非主观意愿上喜欢或不喜欢，而是因为做不到所以无法学习，只有在“推”真幸时才让明理第一次感到自己能够全身心地投入某事。对于家人对明理沉迷追星、漠视家人、幼稚自私的种种指责也是极为不合理且推卸责任的。明理并非极度自我，只是无法理解家人对她的种种要求，在明理的世界里“追星”和“学习”是相等的，不同的是每个人的选择而已。明理甚至是最关注家里每个人的变化的，相比姐姐只关注到母亲长了皱纹，明理则观察到了母亲长皱纹这一变化背后隐藏着下属离职、丈夫失职、工作压力、次女辍学等一系列事件。

不论家人对于明理如何指责，明理始终未否认自己的错误，并且从未怪罪家人为何没有让自己接受科学治疗。但与明理相反，明理的家人看似对明理的追星行为无限包容，实则一直逃避责任，把明理的异常全部归结为明理是自私与幼稚的。母亲很早发觉明理的异常，因此明理不用像姐姐那样回答问题就可以被抱出浴缸，半夜在客厅单独告诉长女要多包容明理的“不一样”。然而尽管早早就意识到了明理可能患有特殊疾病而与普通孩子不同，但身为母亲她却从未对明理进行科学干预与治疗，反而逃避似地对明理的学习提出极高要求，企图让明理在学习方面表现如寻常孩子一样，对于明理的辍学更是无法接受，因此最后在发现明理无法达到自己的要求后选择放弃明理，让明理离开家庭去到已故外婆的家中独立生活。父亲在指责明理中途辍学时，明理第一次向屈服于肉体流下眼泪，告诉家人自己“无法做到”，不过父亲不仅没有关注到这是明理的求救信号，更没有反思因自己常年在海外工作而导致作为父亲的失职，反而继续指责明理是在为自己找借口，更讽刺的是父亲自己在网络上的另一个身份也是疯狂对“推”表达爱意的“萌大叔”。虽然姐姐因知道明理的病症态度还算温柔，但她的心底始终蔑视明理沉迷追星的行为，也嫉妒明理被母亲“特殊”关照，所以她始终拒绝踏入明理堆满周边的房间，不愿真正走进明理的世界。

通过上述宇佐见玲对明理与家人之间相处模式的描写，可以发现所有角色在面对明理时的行为都非常异常与矛盾。在解构主义者看来，文本本身包含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内容，而也正是这些内容解构了文本的主题。“一切文本都是在包含了形而上学的传统素材的同时，又包含了颠覆这些素材的可能性” [6] 。在小说中，看似慈爱却缺席孩子成长的父亲，包容一切的母亲拒绝接受不正常的孩子，众星捧月的长姐不愿走进妹妹的世界，每一个角色的行为都是那么的自相矛盾，每一个看似象征成熟的角色形象的却都在如孩童般任性地逃避自己的责任，并把自己的失职全部归咎为他人的错误。与之相反，作为一直被看作极度幼稚的主人公，明理则深知自己的异常，却从未拒绝家人对她的每一个要求而是选择努力完成，只是最终还是因为生理疾病最终无法完成家人的种种不合理要求。既然没有办法从现实生活中让自己的病得到治疗，明理只能选择通过“推”来自我救赎，她的一切看似极为幼稚的行为都是出于本能的自救，只有在追星时她才能“摆脱沉重的肉体”。并且与家人的态度截然不同，明理从未把任何错误归咎到他人身上，甚至没有追究家人没带她接受科学治疗的行为。并且，明理也并非完全沉浸于追星的世界，同时她极为敏锐地观察到了自己周围的变化，只是生理原因让她无法共情。可即便如此，她也努力地去当一个好女儿、好学生，在家中她关心家人的一切变化并努力完成家人的要求，在学校她从不顶撞老师，即便被罚站也从不叛逆，只是因疾病无法学习。因此，明理的一切行为显然是理智、冷静且成熟的，而长辈等原本应是权威、成熟的形象则被完全颠覆，他们的种种推卸责任、逃避问题的行为显然是极度幼稚的。

莫迪凯·马科斯曾指出，“成长小说展示的是年轻主人公经历了某种痛彻心扉事件后，或改变了原有的世界观，或改变了自己的性格，或两者兼有：这种改变使他摆脱了童年的天真，并最终把他引向了一个真实而复杂的成人世界。在成长小说中，仪式本身可有可无，但必须有证据显示这种变化对主人公会产生永久的影响。” [7] 因此，成长小说的传统主题是主人公的成长，作者通常围绕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改变其命运的重要事件展开叙述，故事核心则在于主人公在经历了一系列的苦难折磨后慢慢成长并走向成熟的过程。《偶像失格》就是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宇佐见玲以主人公明理(あかり)为第一人称叙述者，讲述了她在经历“偶像塌房”后如何逐渐脱离虚幻世界，最终回归现实发现眼前的风景的成长历程。但与传统的成长小说不同，宇佐见玲详细描写本应是成长小说的核心主题——“成长”即主人公走向成熟的转变。在《偶像失格》的最后一幕是以明理的疯狂迷恋的“真幸”宣布结婚并退出了娱乐界的事件结束。“我趴在地上。我想，这就是我生存的姿态。既然不适合两足行走，暂时就这样活下去吧。”就此，明理改变了自己的生存姿态。但明理的转变并非传统成长小说以及世俗所定义的“成熟”。与之相反，在经历种种事件后，明理选择接受自己的“异常”，并以“异常”的姿态在排斥“异常”的社会中继续生活下去。虽然小说结尾明理结束了对真幸的疯狂迷恋，但未来或许又会出现另一位“推”再次上演相同的故事。就此，宇佐见玲通过小说结局的悬念——明理的未来的不确定性，消解了成长小说的中心主题——成长。

另一方面，宇佐见玲在《偶像失格》中构建了一个家庭、学校、社会三者交织重合的世界。“社会空间是人际交往活动的延伸，是社会各种阶级与权力交织出的一张蛛网”，福柯“把空间看作种种关系和权力角逐和斗争的场所” [8] 。宇佐见玲聚焦当前社会中游离于家庭、恋人、朋友等社会主流人际关系之外的社会空间——“饭圈”中粉丝与偶像的特殊关系。尽管追星文化已经席卷世界，但是往往被打上负面标签，并不是一件值得为人称道的事情，因此更不可能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题材。但宇佐见玲认为“世界上存在家人、恋人、朋友等多种关系，处在这种关系里的人，都会微妙地影响彼此的存在，‘推’也在以同样的热度和存在感影响生活，所以想把它带到主题的中心”。因此，宇佐见玲选择了一个患有多重身心障碍并沉迷追星高中生少女形象作为故事主人公。在小说中，高中生少女明理是一个游离在家庭、学校、社会的边缘人，在家庭中，相比于从小成绩优异、懂事乖巧的优等生姐姐，明理是“什么都做不到”的次女；在学校中，明理是书包里从不装书、不交作业的差等生，班级里沉默寡言的透明人；在打工店中明理也因不懂“变通”而被排挤，甚至被同事戏称为“小婴儿”。也就是说，明理一直被家人、老师、同事等成熟稳重的长辈看作一个沉迷于追星和虚幻世界的幼稚高中生，完全颠覆了社会普遍观念中忙于学习、青春阳光的高中生形象。她缺乏自理能力，房间始终乱成一团堆满了周边与海报，是优秀的姐姐在家中绝不踏入的地方。同时她的学习能力与社交能力也低到极致，因多次旷课与不交作业被班主任约谈，人缘差到即便在课堂上被老师罚站，全班同学也全都忽视她只起哄另一个“笨蛋角色”。

由此可见，不论身处何种社会空间，明理都身处阶级的最底层，是被权力所排挤、驱逐的对象。不过最初宇佐见玲最初并未选择明理这样的边缘人物作为主人公，而是从优秀长女的视角进行写作，创作了《偶像失格》的初稿。不过她却始终并不觉得满意，最后决定推翻重来，放弃选择因拥有优秀品格而处于中心地位的长女作为主人公，选择了游离在家庭、学校、社会的局外人“明理”作为主人公，并将其塑造为虽生活于其中却被其核心所排挤、抛弃、忽略，是离这家庭、学校、社会这三种社会结构核心最远的边缘人物。通过以边缘人物的次女视角展开叙事，宇佐见玲完成了《偶像失格》的最终创作，并成功获得第164届芥川龙之介奖——日本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不仅对哲学、文学、建筑学等学科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也深刻影响了整个后结构主义思潮。本文从解构主义角度解读《偶像失格》，这部作品看似一部追星女孩的偶像塌房记，《偶像失格》其中心矛盾在于成熟与幼稚的二元对立关系的颠覆。在主人公明理的家庭中，不论是父亲、母亲还是长姐都作为成熟的象征，却任性地做出了推卸责任、逃避问题等幼稚行为，而明理则冷静、沉稳地扮演自己作为女儿、学生、店员等角色，在家人无法拯救自己的情况下积极展开自救，直面矛盾，从未推卸自己的责任。《偶像失格》是首部以追星为主题获得芥川龙之介奖的作品，宇佐见玲也是日本历史上首位荣获该奖项的女大学生作家。更因为事件中宇佐见玲构建了一个社会边缘人眼中的世界，让追星文化成为故事的核心主题的同时，也让不被主流所接受的边缘题材登上严肃文学的殿堂，创作出既是最古典也是最新的青春物语，这是宇佐见玲对以文学性为中心的传统权威文学批评体系的一次重大颠覆。因此，用解构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分析《偶像失格》的文本，为解读小说中人物关系、人物形象及主旨提供了全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