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1] 。引起国内学者广泛关注，随之展开深入、多维度研究，特别是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后，更是呈蓬勃之势。目前的主流研究方向，主要聚焦“农民经济获得感”的科学内涵研究、影响因素研究、提升路径和策略研究等方面。

学者汪来喜定义了农民获得感，认为农民群众日常享受到的改革发展成果以及对这项成果的主观评价与接受程度 [2] 。学者赵晶晶、李放、李力三位学者提出经济获得感是个体基于其实际经济收入的主观满意程度的概念界定，分为横向和纵向经济获得感两个方面 [3] 。学者孔德永把获得感定义为人们获取某种利益后所产生的满足感；同时从农民角度将农民经济获得感定义为全面的、动态的、双向的、可持续的农民切切实实得到的经济利益 [4] 。

学者研究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社会保障、政策支持等外部环境方面，城乡差距、农民收入等现实情况因素，乡村环境美化、移风易俗，征地等农村具体情况因素，以及农民个人与前期和他人比较的主观看法等。学者汪来喜、石梦杰认为，提升农民经济“获得感”的障碍，主要有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土地流转不规范、缺乏“以经济为中心”的政治思想教育 [5] 。李昭楠、邢天阳、刘七军三位学者聚焦于金融素养对农民经济获得感的影响进行研究 [6] 。而学者梁土坤和张怡苗等则认为农民对于乡村振兴政策的了解度、对金融的需求程度、外出务工程度等个人原因是影响农民经济获得感的主要原因，想要提高农民的经济获得感还需要让农民的主观感受得到满足(见 图1 )。

学者汪来喜认为，应继续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支持乡镇民企的发展，完善土地流转制度 [5] 。学者尹维达提出应该加强相关部门的政策优化、人本理念应用、建立保障监督机制等路径，提升农民获得感 [7] 。学者梁土坤认为，低收入农村群体可依托乡村振兴战略，拓宽服务渠道，着力提升农民群体的人力资本 [8] 。学者徐大伟认为需要让农民享有规划编制的参与权、资源处置的知情权、物权处分的自主权和用工就业的优先权，通过落实“四权”来让农民得到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其他多位学者还分别就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强乡村振兴的普及宣传、推进农村供给制度体系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阐述 [9] 。

有关“获得感”，各位学者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基本将获得感分为经济、政治、文化、民生等维度开展研究。而“经济获得感”同“获得感”情况相似，也大致被众多学者分为横向、纵向、预期等维度进行研究。

有关“获得感”和“经济获得感”的共通性，学者汪来喜提出农民经济获得感是获得感的基础层次，农民贫穷或者贫富分化严重都将制约农民真正具有获得感 [5] ；学者孔德永则从二者的细化分类来说明两者的共通之处，提出“获得感”和“经济获得感”是在横向与纵向的比较之中产生，有当下获得和预期获得之分 [4] 。

综上所述，经济获得感是获得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经济获得感的进一步细化可以依托获得感的维度进行分类，二者相互依托，相互阐述。

国内理论界关于农民经济获得感的研究自脱贫攻坚战完满收官以来逐渐增加，成为诸多学者关注的热点，取得了较多研究成果。

从整体来看，对农民经济获得感的影响因素和提升农民经济获得感的提升路径两个方面相关研究比较全面，而对农民经济获得感的内涵阐释、现状研究和评价等问题有所疏漏，主要由于“获得感”一词的涵盖面广且主观性较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使得大部分学者侧重研究影响因素和提升路径。

我国的现有研究情况表明，对于提升农民经济获得感仍然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例如：农民对生活的预期与实际不对等的问题、各地区农村经济情况不均衡的问题等。这说明乡村振兴对农民经济获得感提升的研究还相对不足，对农民经济获得感理论和现实的完善还需要加强。

总的来讲，学术界各大学者已经对经济获得感的定义研究较为充分。但我们仍有一定的研究空间，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将借助乡村振兴典型示范村开展研究，结合学者的已有研究把经济获得感的概念分为总体经济获得感、纵向经济获得感、横向经济获得感、预期经济获得感、回报经济获得感五大指标进行进一步研究。

社会比较理论最初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1954)提出，认为人们在缺乏客观评价标准的情况下，常常利用他人作为比较的尺度来进行自我评价 [10] 。学者卢宪英(2019)总结出比较对象主要分为上行比较、平行比较和下行比较，比较动机主要包括自我评价、自我完善和自我满足等。

对于经济获得感来说，个体往往把自己和周边类似的其他对象进行比较，形成自身的主观经济感知。例如，当个体发现自己的经济状况劣于他人时，可能会感到不满或压力 [11] ，并做出相应的反应。反之，个体发现自己的经济状况优于他人时，可能会产生自豪感或满足感 [12] ，对个体产生影响。

维克托·弗鲁姆(1964)在《工作与激励》中提出来的激励理论，又称作“效价–手段–期望理论”。理论可以用公式表示为：激动力量 = 期望值 × 效价。简而言之，一个人对目标的把握越大，估计达到目标的概率越高，激发起的动力越强烈，积极性也就越大 [13] 。

期望值理论还与个体的主观福祉紧密相关。研究表明，个体的主观福祉评价往往与他们对未来经济条件的预期有关 [8] 。因此，理解个体的经济获得感就需要关注他们对未来经济条件的预期。

H1：纵向经济获得感会对其总体经济获得感产生影响。

H2：横向经济获得感会对其总体经济获得感产生影响。

H3：预期经济获得感会对其总体经济获得感产生影响。

H4：回报经济获得感会对其总体经济获得感产生影响。

我们对经济获得感的五个维度进行概念操作化(见 表1 )，随后进行问卷量表设计(见 表2 )。

Table 2. Questionnaire scale design

表2. 问卷量表设计

茗新村成立于2017年，时间短，但脱贫工作成效优异。2021年9月，茗新村被表彰为“第二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村”。选取茗新村，可以研究茗新村从落后乡村转变为先进示范乡村的独特经验，分析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民的经济获得感变化，为其他村的发展提供借鉴。

我们对数据进行了信度检验，结果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可信程度较高(见 表3 )。当将问卷中多个变量采用因子分析时，数据需满足两项假设：观测变量是连续变量或有序分类变量，变量之间存在线性相关关系。由于本研究的观测变量都是有序分类变量，符合前一假设。随后分别采用KMO以及Bartlett’s检验对变量的相关性进行验证。结果表明(见 表4 、 表5 )，KMO的总体检验系数为0.877，单个变量的KMO检验系数均在0.8以上，数据具有较高的相关关系。Bartlett’s检验的P值小于0.001，拒绝研究数据之间的相关矩阵是一个单位矩阵的零假设，表明研究变量之间具有较好的相关性。可进行因子提取。

注：由于总体经济获得感、回报经济获得感都只有两题，故效度自动为0.500。

根据204份有效问卷，我们统计了样本的基本结构(见 表6 )。

为了验证农民经济获得感影响因素模型的相关假设是否成立，本文使用Amos路径分析工具来验证理论结构模型的适配性，并对相关参数进行估计，以研究模型的模拟路径和解释能力。并对相关参数进行估计，以研究模型的模拟路径和解释能力。绘制了初始模型路径图(见 图2 )，其中包括总体经济获得感等5个潜在变量和收入变化情况等15个观测变量。

本文采用表中路径系数估计(Estimate)、标准误差(S.E.)、临界比值(C.R.)、P值(P) 4个测量指标验证模型，从而避免卡方统计量受到样本量大小的影响， 表7 为假设模型拟合结果。

从 表7 结果可知，在本次研究的路径假设中，除“总体经济获得感 <——预期经济获得感”不显著外，其余农民经济获得感影响因素模型的路径系数都是显著的，因此，其关系假设与实际测量结果大体相符合。

由 表8 可以看出：CMIN/DF (卡方自由度比) = 1.059 < 3，达到了优秀水平，RMSEA (误差均方根) = 0.017，在<0.08的良好范围内。另外TLI = 0.996、CFI = 0.998以及IFI = 0.998均达到了0.9以上的优秀水平。PNFI = 0.548 > 0.5，满足条件，PGFI = 0.481 < 0.5，但与0.5的标准相差不大。因此，综合本次的分析结果可以说明，本模型参数与适配标准较符合，农民经济获得感的结构方程模型具有较好的适配度。

在结构模型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根据上述理论假设，测得路径系数，从而判断显著性水平，并检验潜在变量的4个假设结果是否成立。

检验结果显示(见 表9 )，H3路径假设显著性检验p值大于0.05，“预期经济获得感会对其总体经济获得感产生影响”的结论不成立；H4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032，但其P值小于0.05，表示回报经济获得感在本研究中对总体经济获得感呈负向影响。“纵向经济获得感会对其总体经济获得感产生影响”“横向经济获得感会对其总体经济获得感产生影响”这两个假设的P值均小于0.05，假设成立。证明在理论模型构建时所提出的假设得到了204份调查样本数据的有效支持。

通过 表7 的路径分析结果来看，纵向经济获得感对总体经济获得感呈显著的正向影响；横向经济获得感对总体经济获得感也呈正向影响，但是影响程度不如纵向经济获得感强；预期经济获得感对总体经济获得感的影响不显著；回报经济获得感对总体经济获得感呈负向影响。

本研究中发现乡村振兴给村民实际带来的经济价值的收益给村民带来极大的心理满足感，也进一步表明乡村振兴战略对乡村富起来起到了实际上的正向积极作用，从而说明切实增加农民收入和提升农民心理满足感是提升农民经济获得感的关键。

通过分析数据可知，改善个体或群体的经济条件、提供更多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支持等方式能直接提升其横向经济获得感。由此说明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不仅仅需要关注农民的经济收入，而且要关注农民的心理上的满意度和优越度。

在本研究中预期经济获得感不显著，这意味着当村民的预期收入比较高时，仍然不会对总体经济获得感产生正向影响作用。这可能是由于村民的实际收入没有达到他们的主观期望，也即尽管村民的收入已经达到新的台阶，但他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的需求还不能被满足，因此仍需在改善村民福祉、增加村民的未来收入的信念感上下功夫。

研究发现在茗新村村民的劳动所得大部分为在外务工的工资收益，只有极少数个体在村里从事工作。由此可见，村民在农村中的直接收益不高，对农村的经济归属感较低。因此，茗新村村民的回报经济获得感更多来源于外界而非茗新村，故村民在外获得的回报经济获得感越高，其在村里生活所感到的总体经济获得感越低。

推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培育带动性强的主导产业。根据地方优越的自然条件、独特的文化渊源和良好的产业基础，选择适合当地发展的特色产业进行重点发展。讲好特色产业故事，发掘特色农产品的营养健康价值与历史文化属性。宣传品牌，做好“一县一特”、“一村一品”评选工作，定期举办全国性、区域性农产品宣传推介会，增强外界对特色农产品品牌认知程度。

创新“企业 + 合作社”、“企业 + 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引导龙头企业和农户通过双向入股进行利益联结，形成农企利益共同体，建立多元参与、多层次的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加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模式探索。推广订单合同和服务协作模式，推进股份合作、订单合同、服务协作等利益联结模式，在带动当地群众家门口就业创业的同时，提高户均年增收。

乡村人才回流是实现乡村人才振兴的重要发力方向，仅依靠“外部引流”难以完全满足乡村振兴的要求，还需结合乡村发展实际进行“内部培育”，要用好“本土人才”这笔宝贵的资源，内外一起发力。建立健全人才激励机制，完善优化乡村人才培养政策，实施各类人才回流计划，提供奖励、住房补贴等支持，并开展返乡入乡创业带头人能力提升培训，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接受职业教育，招聘“乡村CEO”突破传统思路，突破外行管外行的困境，推广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经验。

乡村要积极加强政策宣传教育，定期开展忆苦思甜教育。结合当地特色，以火塘谈话、播放露天电影等方式，通过挖掘和利用乡村记忆资源，讲好乡村振兴故事，增强农民对过去艰苦生活的认识和对现在生活改善的感激之情，进一步提升村民的经济获得感。

相关部门要积极搭建平台，开展乡村振兴先进村、先进个人等评选，评比活动涵盖可持续发展、产业发展、美丽乡村建设、数字乡村发展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等多个方面，以全面评估和促进乡村的综合发展。通过表彰和推广先进集体和个人的经验，一方面可以有效地突出乡村振兴中的典型实践和成功案例，为其他地区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另一方面在“比武”中，农民可切实提升经济获得感，进而提振幸福感与认同感。

通过指导各村开展村规民约的制定和修订，充实与移风易俗相关的具体内容，如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孝亲敬老等，以此来明确告诉村民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将移风易俗的要求具体化、规范化，并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实践活动，依靠村规民约引导，强化法规约束。

“积分”变实物，善用积分评比激励。将村集体经济、帮扶单位、爱心人士捐赠等作为积分基金，建成“积分超市”，实施“以表现换积分、以积分换物品”积分奖励机制，根据实际，对应设置各具体积分事项，包括加分与扣分事项，激发村民内生动力，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接受全村监督，对积极参与移风易俗并取得显著成效的个人或集体给予表彰和奖励，充分发挥群众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激励群众积极参与新时代文明实践。

完善农村电子商务基础设施，为农产品开辟更广阔的市场。数字经济时代下，电商助农成为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优化电子商务发展环境，打造县域直播电商基地，加强与企业、学校合作，加强直播团队孵化，打造一批功能完善、特色突出、带动力强的直播电商基地，并加快农村现代物流配送体系建设，让农产品“种的好”，也能“卖得好”。

实施家庭劳动力技能提升专项行动，进行分类培训，确保村民的家庭劳动力至少掌握一门致富技能，实现“培训一人、就业一人、振兴一户”。从实际出发，贴合劳动就业市场需求，有的放矢，有效增进技能培训方向的现实性，做到既能增强劳动力的就业技能，又能满足市场需求。此外，对于少数民族地区，还要加强推普教育，通过多措并举，包括但不限于开展主题培训、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提升工程，推进民族地区“学前学会普通话”教育工作，可以有效地拓宽就业路，实现高质量的社会发展。

由于村集体经济不够壮大，且产业的季节性特点突出，该村呈现岗位提供有限、产业淡季时村民仍需向外获取收入、往往收入少且不稳定的状况。因此，政府应当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加强与企业的通力合作，吸引更多企业下乡，助力企业延长产业链条，创造更多衍生商品。企业下乡一方面可以增加就业岗位，以满足农民就业需求；另一方面可以使村民工作更具稳定性。增强村民对未来经济不断发展及自身增收致富的信心，努力实现以经济发展促民生改善，以民生改善促农户经济获得感提升。

农民作为乡村振兴的主体，政府及相关部门应积极丰富就业信息面，可以积极向社会寻求帮助，加强就业信息平台供给，除传统型寻找工作信息外，积极利用小程序、公众号、APP等信息媒介，努力破除消息壁垒，搭建就业信息服务平台，并做好在村民微信群的宣传，拉近村民与就业信息的距离，扩宽村民就业面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