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之冶遍天下”。 [1] 明清时期，一批工商业城镇的成长与勃兴，打破了中国长期单一中心城市统合天下的政治经济格局。近代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国内形势复杂，佛山传统工商业模式受到了巨大冲击。民国时期，佛山的纺织、陶瓷、金属加工等传统产业逐步现代化，并开始引入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和技术，进一步巩固了佛山在区域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本文拟就回顾佛山近现代工商业的发展历程，分析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迁与调适，探讨其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发展路径和前景，以期为佛山工商业发展供以有益之借鉴。

明清时期佛山的冶铁生产已初成规模。《东溪记》记载：“南海之佛山去城七十里，其居民大率以铁治为业”，这些记载都是佛山冶铁业从业人数众多的反映，同时也说明了古代佛山铁业的繁荣。在《梁氏家谱》中记载：

明(宣德四年)祖庙门前堂狭隘，又多建铸造炉房，堪舆家言，玄武神前不宜火炎，慧(梁文慧)遂与里人霍佛山浼炉户他迁。 [2] 可见当时在佛山祖庙已有初始冶铁工商业存在。而且在两广铁货所都，七省需焉。每岁浙、直、湖、湘客人腰缠过梅岭者数十万，皆置铁货而北。 [3] “各省巨商闻公信谊，咸投其家，毋后期也，乃人人又益喜，辄厚谢之。公以故家饶于财。¹”

以冶金为主的工商业的发展，同时也改变了佛山地区居民的收入来源。由于以前家庭式作坊有限的生产能力，其产品只能以小批量于市销售。因此，家庭作坊的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通常需要通过牙商进行。发展至明末清初，大家族式工商产业初具规模，如洗灏通与各省巨商的贸易就在家中进行。另一方面直接插手矿山的开发，东头洗氏的洗林佑，就曾经亲自到高州经营矿山。家族大作坊还往往设有自己的专用码头，如石头霍氏，自嘉靖以来就一直占有汾水码头地²。以大量的私营炉户的同质单位增长为基础，以特殊的官准独占权为依托，以家庭和家族作坊的经营方式为途径，以二三巨姓把持为特征的地域性冶铸生产综合体。 [4]

明末清初时期，大量洋货倾销至我国，西方列强将中国视为原材料的掠夺地和工业产品的倾销市场，对佛山地区工商业造成了严重冲击。佛山的铁钉、铁丝、铁针产业逐渐衰落，被外国企业占据市场；洋布洋纱的输入使佛山的土布工场受到极大冲击，约七成倒闭；外来陶瓷产品不断输入，石湾陶瓷市场逐步被侵占，佛山龙窑数量从一百多座锐减至五十多座，且经常停产。根据1934年南海县商会统计，佛山镇领有牌照的商户有7000多家，实际开业的只有5519家，歇业达1400多家。

据《佛山市志》记，1937年日军侵华，佛山火车站、火柴厂、石湾工业区、澜石码头等遭轰炸。翌年10月27日佛山沦陷，许多厂房、设备、楼宇被毁，石湾镇4万多人无家可归，全市仅10个作坊继续生产。 [4] 而且在《佛山史话》中记：至1945年8月日军投降时，石湾龙窑仅剩7座；纺织业从10,000多台织机降至20多台；丝绸年产量从100多万匹降至10多万匹；铸造业从30几家减至5家。其他小手工业产品更是荡然无存。1946年南海县档案显示，佛山商店仅剩2305家，比1934年减少了3514家，降幅达60%。 [2] [5]

据《中国工商行会史料》记载：

“民国后，服制改革，谱子披肩、蟒袍等物，已不适用。女服亦不尚宽博之缘饰，故制造不及从前之盛矣”；“服制改革后，纬帽、缨帽已不适用。纱缎小帽及小童花帽亦为各洋式帽所搀夺，销路顿狭。前有20余家，现仅存数家而已。”“前有20余家，近人喜用布结，仅存数家。”此外原来铁镬行生产的神钟、宝鼎等产品因破除神道，至民国初也很少生产。以抄写神相、门神、波罗符为业的门神行因“神权日替，且点石印务日盛，业此者大不如前矣”。葵扇行“所制者，多上品葵心扇。惟服制改易后，人罕用之，销路不如前矣。” [6]

可见传统工商业的衰落部分原因源于民众偏好之变化及清末后社会风俗变革而引起。但辛亥革命以后，广州至上海、天津的海运业兴起。1916年时粤汉铁路广韶段也通车，南北货运不再单纯依靠内河航运，铁路逐渐成为货运通道，引领了佛山传统工商业向现代的转型。

如铸造业通过采用冷模铸镬技术，取代了铁镬业原本使用的烘模制造方法，从而在国内外同行的竞争中得以存续和发展。民国时期绸缎业也逐渐转向织土布，因木机能织花纹布，销路优于绸缎。佛山铸造业则因棉织、丝织和榨糖业兴起，开始仿制和制造相关机械，满足这些行业需求。书籍行原多用于木版印刷进而采用点石或铅字排印，印刷书籍销往内地，还销往南洋群岛。面对大量的洋货进入国内市场，佛山部分商业行会通过兼营西方产品保持繁荣。绸缎行从经营国产绢织物扩展到进口西方纺织品，至20世纪20年代仍有50余家。如南洋染料行销售的染料中，国货占三分之一，洋货占三分之二。 [7]

新中国成立后，佛山作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重要城市，经历了政治体制变革和经济体制改造的时期。工商业经历了公私合营和社会主义改造，私营企业逐步国有化，这一过程中出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转变和工业基础设施的初步建设。政府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对工商业进行统筹管理，虽然限制了一定的市场活力，但也确保了工业的基础性发展。

在公私合营的背景下，佛山众多商业老字号得以创立，其中以升平百货为例，在不足百平方米的经营面积内汇集了零售百货、文化用品、日杂副食、针棉服装等多种商品。其设有7个营业柜台，并雇佣了60余名员工，成为当时佛山市内规模最大的国营零售商店。至20世纪70年代，升平百货已发展成为佛山市档次最高、场地最佳、商品最齐全的百货商场，成为市民购物的首选之地。更有佛山“得心斋”老字号，由余浩忠于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得心斋经历公私合营后转变为国营商店，店面设于升平路上。并远销至新加坡、菲律宾等东南亚地区。源吉林甘和茶，源吉荪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创制，并以泽流堂源吉林甘和茶的品牌售卖。1937年时年产值已超过54万港币(45%外销)。1956年公私合营后并入佛山联合制药厂。1971年，源吉林甘和茶转由佛山制药二厂投入生产。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佛山的工业发展虽然面临诸多限制，但作为全国布局中的一部分，佛山逐步成为区域性工业中心。尤其是在轻工业和基础制造业方面，佛山占据了重要位置。

1980年代，佛山市开始大力推进工业化进程，重点发展了家电、陶瓷、纺织等传统产业，形成了初步的产业体系和市场竞争力。到1983年，佛山乡镇企业中通过“三来一补”政策加工的产品总价值为5065万元，占其出口产品总值的24.82%。1984年中央4号文件将社队企业正式改称为乡镇企业，并对家庭办和联户办企业予以充分肯定。此举不仅打破了原有仅限于社队集体经营企业的模式，还扩大了企业经营的多样性和范围。佛山迅速响应这一精神，掀起了“镇、村、联合体、个体多层次参与兴办乡镇企业”的热潮。至1987年，佛山市委在总结顺德和南海经验之基础上，正式提出“以外向型经济为导向，以集体经济为主导，三大产业一起上，五个轮子一起转”的经济发展战略。1992年，佛山地区的乡镇企业数量达到64,474家，总产值达284.57亿元，奠定了佛山工商业的重要地位。在乡镇企业的带动下，南海和顺德的发展势头迅猛，与东莞、中山一起被誉为广东经济的“四小虎”。而顺德率先全面推行企业转制改革，政府完全退出市场，不再参与竞争性企业的经营，实施了政企分开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第二次创业。

1993年，佛山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的同时，积极加速了企业制度、财税和金融等方面的改革进程。各地采用因地制宜的策略，有针对性地推动乡镇和村集体企业的改革工作，涵盖了多种措施：企业改组为股份制企业、出租转为公有民营企业、出售变为私有私营企业、引入合资经营模式，并推动优势企业集团的兼并重组等措施。2002年经国务院批准，广东省调整佛山市行政区划，顺德、南海、三水、高明四县级市撤销，归属佛山。佛山在其发展中所经历的改革，则延续着历史的改革基因，契合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脉络，从经济发展到包容开放，再到藏富于民的社会福祉，带来了更加深远的影响，为其日后打造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开放型区域创新系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改革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佛山地区民众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性，促使佛山地区逐渐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向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折，当地社会的生机和活力得到了空前的释放，也使社会主义中国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与兴旺。改革开放推动了我国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改革开放实施后，群众家庭财产普遍开始增加，生活水平显著提高，长期困扰我国的短缺经济状况得到了根本性改变，促进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扬长避短中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佛山迅速恢复和发展工商业。外资和民营资本的进入，激发了市场活力，形成了以现代家电、陶瓷、纺织等为代表的成熟制造业体系。佛山逐渐从传统工业中心转变为现代化工业城市。乡镇企业成为推动佛山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特别是顺德的风扇产业和南海的家具产业，成为当时乡镇企业的代表，为佛山经济奠定了坚实基础。

习总书记指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将长久不变，永远不会自己关上开放的大门。一切愿意与我们合作共赢的国家，我们都愿意与他们相向而行，推动世界经济共同繁荣发展……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为广东深化改革开放的大机遇、大文章抓紧做实。” [8] 进入21世纪，佛山积极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着力稳出口、扩进口、引外资、走出去、建平台，聚力打造贸易强市、开放强市。通过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佛山积极推动了工业园区的建设和发展，进一步提升了工业化水平和竞争力。例如，顺德的龙江工业区和南海的大沥工业区等，盘活村级工业园用地，围绕薄弱环节定向招商，立足区位优势出台专项政策，成为了引领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2022年，佛山外贸进出口总值6637.8亿元，同比增长7.7%，增速位列珠三角九市第一。佛山传统工商业通过引进高新技术向中高端智能化转型，还大力支持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创新中心的建设，提升了本地区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2024年以来，佛山市深入推进营商环境改革，持续优化“益晒你”企业服务体系，全面实施领导干部“三走”制度和重大产业投资项目审批代办机制，建立健全“十个没有”的亲清政商关系，全力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佛山企业积极拓展国际市场，提高全球竞争力。区域经济合作和国际市场的开拓，使佛山的工商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佛山既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极点城市，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理应勇于探索、大胆创新，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9] 紧密对接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515”高质量发展战略之目标，通过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努力书写佛山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的卓越篇章。

佛山工商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迁与调适。从传统手工业的兴盛到现代工业的崛起，从封闭半封闭的经济体制到全方位开放的市场环境，佛山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伟大进程。这一过程中，佛山的工商业不仅在技术、产业结构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更在管理模式、市场观念以及企业文化等方面实现了全面转型。通过持续的改革与调适，佛山的工商业蓬勃发展，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也为佛山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本文系2024年度佛山市社科规划项目“佛山市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机理与路径研究”(2024-GJ147)阶段性研究成果。

¹(明)霍与瑕。《霍勉斋集》卷十二《上吴自湖翁大司马巴马书》。明万历十六年(1588)霍与瑞校刻本，162。

²(清)冼寶幹續修《鹤园洗氏家谱》卷六，备征谱，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