篡改档案是在原始档案材料的基础上，有意用非法手段擅自修改档案记载的真实内容，如通过涂改、添加、删除等作伪的手段变更原有内容或事实，以达到个人或团体目的。篡改档案是人事档案造假最常见的方式之一，其中，涂改最早的出生日期、入党时间、参加工作时间等行为屡见不鲜，在监督力量不足和“信息不对称”的时代，给年龄“整容”是公开的秘密和常见手法，为了入团入党参军、符合招工、延缓退休、职务升迁有优势等各种目的，有意涂改年龄工龄，年龄是越填越小，工龄是越填越早。如将出生年月中的数字“1”改为“7”“4”“9”，就有很大迷惑性。

伪造档案是通过某些非法手段将本不存在于档案的信息或虚假材料添加到档案中，制造虚假档案，以达到某种目的 [2] 。伪造档案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为了干部入职、职务职称晋升、升学调动、延迟退休、提高薪酬等目的，伪造学历学位、职称等证书，以及《干部履历表》《干部任免审批表》等工作经历。二是我国各省份的教育基础和教育资源不均衡，导致各地方之间高考录取分数差距明显，为了享受高考优惠政策，采取冒用他人学籍、高考移民等非法手段形成假档案，将背景材料整体“洗白”。三是有些岗位招聘或选拔干部要求党员身份，为达到入职资格或竞争岗位，伪造《入党志愿书》这些党员身份材料。伪造档案严重破坏了人事档案形成的真实性。

故意损毁、销毁档案是指对档案未进行鉴定处置、未履行报批和监销程序，行为人擅自从档案中抽取、撤去应当保存的档案材料，并将档案原件予以损毁的行为，或因档案工作人员玩忽职守使档案保管不善或发生档案安全事故隐瞒不报，导致档案在物理上和信息上遭受毁损或灭失。如为了年龄的认定，将档案中形成时间最早记载具有认定作用的材料《入团志愿书》擅自撤出或替换，甚至进行销毁，实现将虚假年龄合法化。还有擅自抽取销毁处分材料也较为常见。

遗失档案是档案利用、流转、保管过程中由于管理粗放或过失行为导致档案遗失丢失，从而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主要表现为档案转递、借阅利用过程中，档案管理工作人员管理疏松，不按规定登记档案查借阅审批表，不按要求通过机要方式转递或派专人送取，造成档案丢失；另档案管理机构搬移、档案管理工作人员更换频繁工作未及时交接等情况下也极易导致档案丢失。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量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干部纷纷下海经商，到了该退休的年龄，找人事档案却下落不明。近些年，法院受理找档案办退休的案件数量突然增多 [3] 。

纵观人事档案各种造假方式和手段，涉及档案内容的各个方面，但无论是何种形式的造假，也无论档案造假者是何人，都严重破坏了档案本身的原始性、真实性和权威性，颠覆了档案应有的价值和作用。

贪婪能指向很多对象，根据贪婪所指的对象，将其分为“精神贪婪”和“物质贪婪”。其中精神贪婪是指对精神需求的迫切渴望，而物质贪婪则是指对物质的极度渴求 [4] 。贪婪是档案造假的根本原因之一，为了一己私欲实施造假行为，在“王某某、谭某某、袁某某、徐某某滥用职权案”中，王某某等4人身为国家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为不符合办理养老保险条件的亲友伪造假档案，申报养老保险，造成国家社保资金损失达140余万元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实施后不久，浙江省丽水市查处一起伪造档案案件，市民朱某某为“加长”工龄，合谋同事篡改伪造档案材料“虚构工龄”骗保 [6] 。从这些案例中，不难看出有利可图是诱因，通过篡改或伪造年龄、工作经历、学历学位、入党信息等材料，为自己的入职、入党、晋升等活动提供便利，来满足自身的利益需求 [7] 。无论档案造假者是个人还是单位，都是在贪婪与利益挂钩的心理驱动下造假，贪婪是档案造假的内在驱动力。

机会因子与造假者及档案管理者掌握的权力相关，一份完整的人事档案案卷从形成到归档，须经材料形成单位工作人员与部门领导、档案管理机构工作人员与部门领导等多个环节，一个环节没打通，就会导致失败。因此，本身拥有相对信息优势和管理权限的造假者及档案管理者，如果他们的权力行为没有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那么他们就有机会为他人档案造假开绿灯，或直接帮助他人实施造假，进而获取所需要的利益。在“韩某某贪污案”中，韩某某利用职务之便利，违规为自己办理《残疾军人证》，骗领国家伤残军人抚恤金12余万元 [8] 。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二级巡视员王某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利用手中的权力弄虚作假为其子谋取公务员身份 [9] 。在“权”和“利”面前，公职人员罔顾职业道德和原则，丧失政治信仰，违反规定，利用手中人情关系和权力，任性干预进行档案造假。依法治档意识不强、档案管理疏松、监管缺位和监督不力等诸多因素是人事档案造假的重要原因。

需要因子即动机因子，动机是档案行为产生关键，潜在档案造假者通常是出于获取某方面利益需要或满足“自我实现”而引发造假动机，档案管理者则是出于人类社会关系的需要产生不正当的造假动机。在全国闻名的“仝卓高考舞弊案”中，仝某自爆高考时曾通过一些手段把身份从往届生变为应届生，引发舆论热议 [10] 。据中央纪检监察机关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原林业厅林业社会保险事业中心副主任柳某某，早年曾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后为能调到外地进一步发展，合谋他人给自己伪造学历、工作经历、入党材料等整套虚假人事档案材料，并篡改出生日期和职级职别，还将其妻儿姓名、年龄、学习单位和工作经历等进行了篡改 [11] 。年龄、学历、履历、党员身份，都是影响入职、升迁的重要指标，为升迁、为地位、为名誉等等，总之，为改变自己的身份，谋取利益需要，将人事档案进行“整容”，是档案造假者走向成功的捷径。而经辗转多个单位“带病”流转的问题档案，对虚假材料由何人何时形成更是难以考证。

暴露因子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造假行为被发现和披露的可能性；二是对造假者的惩罚性质及力度 [12]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疆首个落马的“老虎”栗某，被中央纪委通报指出“严重违反纪律，档案造假、向组织隐瞒本人真实年龄”，被开除党籍，但对其档案造假行为却未过多评价。又如，李成曾是一家处级事业单位负责人，相继给自己伪造少数民族身份、出生日期、工作履历等个人档案材料，直到2020年被当地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后，李成才将“真相”和盘托出 [13] 。由此可见，档案造假所获得的收益远远大于违规所受到的处罚，一般是被人举报或被查处才会被发现，一旦被发现查处，依据《干部档案工作条例》《档案管理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大多是党纪处理或行政处分，这是档案造假现象屡禁不止的直接原因。

在信息化时代，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变得越来越重要，不论是纸质档案还是电子档案，一旦造假，对个人、单位、政府乃至社会都有严重的不良影响。从各种人事档案造假案例中可看出，档案管理部门仍存在档案管理责任缺失现象，相关工作人员仍存在“监守自盗”“内外勾结”情况。因此，在档案管理中，一方面要提高领导干部和档案工作人员的政治站位，完善道德环境，增强他们的档案法治意识，对档案工作人员进行安全保密教育和技能培训，进一步提升他们的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素养，强化责任心，在上层权力任性干预下，坚持讲原则不讲面子、讲党性不徇私情；档案材料形成部门严把材料“入口关”，共同联手不为档案造假开“方便之门”，维护档案的真实可靠和完整安全。另一方面要健全规章制度，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结合实情，建立收集归档、查(借)阅、保管保密、鉴定销毁、监督检查和流转转递等制度，以及档案完整与安全责任的追责问责机制，通过制度规范人事档案的收集、归档、整理、保管、利用、流转各个环节，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履行规定程序，全过程、全方位做好风险预防和过程管理工作，形成完整的工作链和有效的证据链。

新修订的《档案法》以及《档案法实施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档案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等国家法律法规，为“篡改、涂改、伪造、损毁档案或者擅自销毁档案行为”要承担民事责任或党纪处分提供了法律法规依据，但由于篡改、伪造、损毁档案违法行为难以及时被发现，且造假收益远高于违法成本，以民事或行政手段处罚难以起到震慑作用 [14] 。因此，国家立法机关可借鉴国外档案犯罪刑事惩治经验，结合我国档案治理实际，积极探讨修复档案犯罪立法漏洞可行性，对伪造、篡改、毁坏档案行为予以刑事惩治，发挥法律的威慑作用，增加人事档案造假行为的机会成本。档案管理党组织要严格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警示教育工作，以案为鉴，强化档案意识、底线意识、法治意识，增强领导干部和档案工作人员的荣辱观和拒腐防变能力。此外，建立人事档案审核机制，拓宽监督渠道，内部监督落实“凡引必审”“凡提必审”“凡转必审”要求，将档案审核纳入常态化工作，严审档案的完整性、真实性，发现问题及时整改责任倒逼；外部监督则构建上级监督、其他部门监督、群众监督、社会监督等多维度监督体系，提升选人用人的透明度。

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人事档案工作要主动顺应数字化转型趋势，加快人事档案数字化建设，实现人事档案管理工作由纸质时代的传统管理模式向“双套制”的数字化管理转变，避免为档案造假提供可乘之机。一是实现纸质档案数字化，引入图像处理、OCR图文识别、数据挖掘等AI技术将实体档案进行数字化处理，转为电子档案资料，不仅可以减少纸质档案的频繁翻阅，减少档案的损害率，还能减少档案利用过程中人为接触纸质档案环节，保护纸质档案的完整和安全，一定程度上防范档案造假。二是实现做好档案的防伪工作，档案管理部门既要实现纸质档案的信息化、数字化管理，还要严格规范电子档案的数据储存、利用等环节，以实现电子信息的档案化管理 [15] 。将现代信息技术引入档案管理，把技术防伪作为治理电子档案造假“第一道关”，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将数字化后挂接系统的人事档案添加水印、加注档案机构信息、档案利用人员信息等内容进行技术防伪，如个人信用信息服务平台提供的“个人信用报告”，加注多种水印内容，确保档案信息的真实性，提高造假门槛，减少或避免档案造假风险。三是建立干部人事档案数据库，将干部的“三龄两历一身份”基本信息导入数据库，做好数字化档案资源共享建设工作，在保障信息安全的前提下，通过网络平台或单位内部系统，授权实现人事档案数据的共享和远程访问，并可形成带防伪二维码或防伪条码的个人基本信息表，让造假档案无处遁形，杜绝干部调动人事档案“黑箱”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