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报告测量方式是指，个体通过访谈、线下或在线问卷等方式报告自身的亲社会倾向或亲社会行为。这种测量方式所需要花费的收集成本较低，对于做大样本或是社会调查的研究者有较大的吸引力。

自我报告的测量工具较为丰富多样，涉及到行为时间、题项数量、测量维度等的多样性。首先，在时间维度上，自我报告法可以测量涉及过去、未来以及一般情况的亲社会行为。如以亲环境行为为例，“在过去一年时间中是否做出了这些亲环境行为”、“自己在未来旅行当中愿意为生态旅游支付更多费用的消费意愿”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哪几项是你常做的” [3] 。除了直接询问日常频率，也有研究采用日记法去探讨亲社会行为的一般性。如在Stellar的研究中，其让参与者每一天都报告自己的谦逊水平(原文题项：how humble you felt that day ranging from 1 to 10)，持续报告两周 [4] 。其次，自我报告的测量工具还涉及到题项数量的不同，有的仅用1到2个问题(更多的为自编问卷)，有的则使用了20多道的项目进行测量(更多的是经过检验的成熟量表)。如Kahn和Cargile采用“为灾难受害者捐赠的意愿以及为有价值的事业做志愿的意愿”两个题项来评估亲社会行为 [5] ，也有学者采用具有多道题项经过信效度检验的亲社会倾向量表(Prosocial Tendencies Measure, PTM) [6] - [8] 以及青少年亲社会行为量表(Prosocial Behavior Scale for Adolescents, PBSA)进行测量 [9] [10] 。最后，根据研究问题的不同，量表具有不同的测量维度。如，寇彧等人以中国文化背景的青少年群体为样本修订的亲社会倾向量表(PTM)，关注的是公开、匿名、利他、依从、情绪性、紧急六种不同情境下的帮助倾向，共有26个题项，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测量指标 [11] 。不同于PTM以研究者为中心的视角，青少年亲社会行为量表(PBSA)则是基于原型法提出了4种不同类型的亲社会类别，具体为利他性亲社会行为、特质性亲社会行为、关系性亲社会行为和遵规与公益性亲社会行为，从被试本身的价值取向(即利他–自我–群体–社会)对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进行分类，涵盖了以“社交性”为特征的代价较低的亲社会类型。PBSA共15个项目，经分析和验证，测评维度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有效性 [9] [10] 。

但自我报告测量方式的有效性一直是一个问题。如何判断有效性？简单来说，就是当一个人的亲社会水平更高时，其在相应的题项上能够反应出比别人更高的分数。这一点受到很多现实因素的影响。第一，不同个体对于题项中关键概念的理解偏差。如亲社会倾向量表中的“我认为帮助他人的最大好处之一是能使自己显得友好些”，不同文化背景(中国vs美国)可能对于这一题项存在差异 [11] 。这一问题则需要研究者从参与者中心出发，制定或修订符合不同群体的量表。第二，在涉及到过去或一般情况等需要回忆或是认知概括的测量问题时，参与者消耗认知资源的主动性可能不强。这一问题或许可以通过日记法来解决。第三，个体在报告亲社会行为时，可能存在社会赞许效应。基于社会规范理论 [12] ，当个体意识到亲社会行为属于“好”的类别时，人们会基于社会期望，报告出更积极的一面。因此，需要客观看待自我报告的测量结果。

需要提醒的是，虽然有很多因素会影响自我报告的有效性，但不意味这自我报告的亲社会行为分数是没有意义的，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稳定的亲社会特质。具体而言，在其他影响因素相等的情况下，具有高亲社会分数的个体就是会比低亲社会分数的个体展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也正因为其可以反映稳定的亲社会特质，所以不太适合用于探究因果关系的实验研究中。在以亲社会行为作为因变量的实验研究中，其通常需要将参与者暴露于不同的实验操纵中，观察不同的实验操纵对于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因此，此时的亲社会行为是需要更具备情境特征的，而不是个人特质。我们将在后面的综述中，具体阐述实验室中的亲社会测量工具。

观察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亲社会行为测量的客观性，且也能够较好地反映真实情况。观察法因观察者身份不同存在差异，主要涉及他人观察和专家编码。

首先是他人观察，这是由被观察者身边的朋友、家人或是同事给予的观察评价。如在Stellar的研究1中，其让参与者的朋友对参与者的谦逊水平做出评价，并以此作为参与者的谦逊指标(原文题项：their judgments about how humble, modest, polite, and arrogant their friend was on scales ranging from 1 to 7) [4] ；Yam的研究3则让上司对于参与者上周的亲社会行为做出评价 [13] 。虽然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他人评价还是会受到两者关系密切程度的影响。而专家观察或是专家编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这一问题。受过训练的观察者会较为聚焦于核心变量，且其与被观察者无私人关系，这能够提升亲社会评价的可靠性以及准确性。如Sturm等人对于散步时出现的“微笑”这一人际亲社会行为进行第三方量化编码 [14] 。首先，在研究过程中，参与者需在不知道研究目的的情况下完成自拍并将照片上传。第二，由不知道研究目的、假设、设计和小组分配的研究人员采用面部动作编码系统对照片中的微笑强度进行编码。他们需要对每一张照片的“嘴角上扬露出微笑的面部表情”进行评分，评分范围从1 (轻微)到5 (最大)。如果“微笑的面部表情”不存在，则没有具体的强度评分。多个编码者对21%的照片进行编码，以评估可靠性，结果表明编码是高度可靠的(Cronbach’s α = 0.89) [14] 。在这种情况下，一定的测量误差或是偏差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完善测量指标或是编码程序，针对多人评价者的一致性检验是提高观察法客观性和有效性的关键手段。

相较于主观报告，观察法背后的成本相对较高，涉及现场布置、评价人员的成本、时间精力等。同时，很多观察法是在现实场景进行的，场景的复杂性以及不可控制性，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有效性。更重要的是，现场观察法得出的差异结果很难将其归于某种具体的变量影响，这不利于具体干预措施的进行。这一点则需要实验研究进行完善。

实验研究可以通过操纵关键变量，并观察其对亲社会行为(可以聚焦到某一种亲社会行为，如合作、亲环境行为等)的影响。

在实验研究中，较多学者采用情境故事法、博弈范式等来观察亲社会行为的变化，涉及愿意帮助他人付出的时间、金额等较为具体的行为数据 [15] - [17] 。如，Prade和Saroglou设置了一个半开放问题，即“参与者被要求写下如果他们在彩票游戏中赢了100,000欧元，他们会做什么？”。其中，分配给他人(家人、朋友或慈善机构)的金钱百分比被编码为亲社会性的衡量标准 [16] 。Stamkou等人针对儿童设定实验情境并以计数结果作为亲社会行为的具体指标 [18] 。具体实验情境如下：当地一所大学组织了一次食品运动，人们可以通过在清单上标记他们想要捐赠的食品数量来向难民捐赠食物，但是，必须对每个清单上的食品进行统计，以确保难民迅速获得食物；儿童参与者需通过对大量捐赠清单进行分类来对食物进行计数，同时被告知，完成这项任务是自愿的，他们可以停止随意清点食物 [18] 。Piff等人的研究5则是通过对比敬畏感(自我超越积极情绪)诱发组和中性情绪诱发组，探究敬畏感对于帮助实验者捡笔这一亲社会行为的作用 [15] 。Guan等人同样也是探究敬畏感对于参与者帮助实验者完成实验任务的积极作用。当然，也有研究者同时关注到不同种亲社会行为的互相影响 [6] 。Klein等人为了区分亲环境行为与群体内合作行为，发明了大善博弈范式(Greater Good Game, GGG)，这是一个包含自私、合作和亲环境选择选项的社会困境范式，适用于想要同时观察亲环境行为与群体内合作行为的联系的研究者 [19] 。上述的行为任务中，大多研究者会采用一些方法避免参与者知道研究目的(如做一些干扰任务)，在一定程度上确保实验的有效性。

针对亲社会行为，目前已有相当多的实验范式可以反映情境特征为主的亲社会行为，这为具体的干预措施提供了良好的测量工具。也正是因为情境特征较为明显，误报率以及效应量膨胀是首先需要关注到的问题。其次，由实验环境推广到现实环境的一般性，也一直是个受人关注的问题。有学者将其称之为“生态效度(ecological validity)”。但有学者指出，生态效度是环境中可获得的信息(自变量信息)为远端刺激(因变量结果)提供有效信息的程度，不应当被简单认为是实验结果推广到实验室之外的现实世界的可推广性 [20] 。当然，两者都是对这个术语的合理使用，因为实验中线索的生态有效性决定了实验本身的生态有效性。针对如何提高实验结果推广到现实环境的一般性这一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提高实验设计的代表性，确保实验场景、样本选择以及测量方式能够较好地反映现实环境的复杂性，并在设计过程中考虑到可能影响实验结果的其他变量，在分析时加以控制与调整；二是与现实环境对接，如在实验场景中尽量模拟现实环境的条件、观察和记录实验结果在现实环境中的长时间表现等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