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核病是由结核分枝杆菌(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Mtb)复合体引起的一种严重的空气传播疾病，是一直困扰人类的主要传染病之一 [1] 。据2023年世界卫生组织报道，2022年全球新发结核病患者为1060万，相当于每10万人中就有133例新发病例，其中约74.8万的新发患者来自于我国，占全球总新发结核病患者的7.1% [2] 。目前对于结核病的诊断主要依靠患者临床症状、影像学检查、Mtb细菌培养、痰标本抗酸染色试验和分子诊断等方法，不同的检测方法各有优劣 [3] 。γ-干扰素释放试验(Interferon-gamma release assays, IGRAs)是通过检测Mtb特异抗原刺激T淋巴细胞释放的γ干扰素来判断是否存在Mtb感染的免疫检测技术。IGRAs试验阳性能够有效的诊断是否存在Mtb感染，并且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4] 。但目前的IGRAs仅依赖于位于MTB基因组差异区域1位点内基因编码的少数抗原，即早期分泌的抗原靶标6和培养滤液蛋白10 [5] ，这一反应在结核病谱系中几乎所有阶段都会引发 [6] ，因此单独检测γ干扰素并不足以区分是否为活动性肺结核病(Active pulmonary tuberculosis, APTB) [7] 。有研究表明，血小板(Platelet, PLT)的增高可作为鉴别APTB和非活动性肺结核病(Inactive pulmonary tuberculosis, IPTB)的重要指标 [8] 。此外，淋巴细胞(Lymphocyte, LY)、中性粒细胞(Neutrophil, NEU)、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 NLR)、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 CRP)对APTB也有较高的诊断效能 [9] [10] 。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IGRAs联合PLT计数及部分炎症指标对APTB和IPTB的鉴别诊断价值。

肺结核病是由Mtb感染的一种慢性传染病。有调查指出，绝大多数Mtb感染者将长期处于潜伏感染状态，并有5%~10%的患者可能在一生中发生结核病，我国15周岁及以上人群Mtb潜伏感染率为20.3%，并且呈现出随着年龄增加而升高的趋势 [13] 。对于患者是否存在Mtb感染，IGRAs检测具有较高的特异性(91%~100%)和敏感性(82%~97%) [14] ，且不受患者免疫状态及卡介苗接种情况影响，而Xpert MTB提高了结核菌的检出率，但两者都只能检测宿主是否存在Mtb感染，无法区分感染后是否发展为活动性肺结核病，影响了临床医生对患者病情的判断，延误治疗时机，甚至造成结核病情的传播。

作为巨噬细胞内的一种兼性病原体，Mtb依靠吞噬作用进入宿主细胞 [15] 。在被感染者吸入体内后，滞留在肺泡表面活性物质磷脂层中的 Mtb 即可被表面活性物质蛋白A和D结合，从而被肺泡巨噬细胞间接吞噬，一旦被吞噬，Mtb会通过细胞壁糖脂干扰吞噬体的成熟 [16] ，从而在巨噬细胞中增殖。并且在吞噬过程中，Mtb还会触发一系列的模式识别受体，从而诱发促炎反应 [17] 。

外周血中的hsCRP通常作为反映组织损伤程度和感染炎症程度的敏感指标，同时也可以作为组织损伤和炎症疗效的判断指标。hsCRP因反应速度快于其他急性期标志蛋白且不受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的影响，在临床上得到广泛的应用，检测hsCRP不仅能反映出是否存在Mtb感染，同时也能用于评估感染性疾病的严重程度 [18] - [20] 。而NEU在先天免疫反应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Mtb等传染性病原体的第一反应者 [21] 。功能上，NEU通过吞噬作用和破坏性颗粒的分泌等过程促进对Mtb的有效清除，在适应性免疫反应期间，NEU还调节与LY的通讯，以促进强烈的促炎反应，并通过肉芽肿的产生介导Mtb的遏制 [22] 。当机体感染Mtb并出现炎症反应时，NEU和hsCRP便会明显上升 [23] 。本研究数据分析显示，APTB组患者的NEU和hsCRP水平较IPTB患者均有明显升高，说明外周血部分指标对肺结核患者活动性的鉴别诊断具有一定意义，其中hsCRP对APTB患者鉴别的AUC值高于其余外周血指标，具有更好的诊断效能，这与严等 [9] [10] 报道一致。

有文献认为，NLR也可能是肺结核病的生物标志物，并与肺结核疾病严重程度和预后相关 [24] 。在对重症肿瘤患者的研究中发现，NLR是一个比白细胞计数升高更敏感的参数，此外还有研究证明NLR在肺癌患者、结直肠癌患者和原位肝移植原发性肝细胞癌患者中，其价值与总生存期和癌症特异性生存期密切相关 [25] - [27] 。我们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APTB组的NLR明显高于IPTB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NLR对鉴别结核活动性有较好的诊断潜能。

同时，Mtb感染后引起的炎症反应激活也可对机体的内皮功能造成损伤，并诱发患者局部血栓的形成 [28] [29] 。相关文献证明肺结核与血栓性疾病密切相关，APTB患者出现深静脉血栓甚至肺动脉栓塞的概率通常高于正常人，且在APTB患者的外周血中呈现出PLT的异常增高，与IPTB患者PLT计数有显著性差异 [30] 。本研究中。我们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APTB组的PLT计数较IPTB组有明显升高，这与徐烨等人 [31] 的研究结果一致。

另外，研究人员发现结核病患者的免疫功能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受损 [32] ，T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natural killer cells, NK)亚群水平和功能与结核感染的严重程度显著相关，尤其在重症结核患者中，细胞凋亡途径显著被激活，Th1、CD8⁺T和NK细胞的广泛免疫衰竭，CD8⁺T细胞和NK细胞呈现高细胞毒性状态，可能导致重症患者的炎症细胞因子风暴 [33] 。有研究结果显示 [34] ，APTB患者的外周血CD3⁺、CD4⁺、CD8⁺T、CD4⁺/CD8⁺T淋巴细胞低于IPTB组，在血常规中表现为APTB组的LY总数低于IPTB组，与本研究的数据分析显示一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本研究未具体阐述。各淋巴细胞分类在结核患者中的变化，还需进一步完善相关统计。

尽管已经开展了许多研究项目，但临床上并未明确鉴别APTB与IPTB的诊断金标准，本研究旨在从炎症、凝血及免疫功能等方面，通过对活动性和非活动性肺结核患者的实验室检测指标分析，能够快速且简易的区分患者感染Mtb后是否发展为APTB，以希提高诊断的特异性和敏感度，为临床工作提供便利。

浙江省医药卫生科技计划基金资助课题(2023KY957，2023KY183)。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