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事法律行为角度而言，本案中房屋出售所得金额一直在张甲名下，该行为可以视为是张三生前主动处分自己财产的行为，应认定为赠与。从转账时间看，房屋出售行为发生在2020年，距张三去世有足足2年的时间，房产交易时张三即示意将房款全部转入张甲账户，完全放弃对该笔金额的支配权。从赠与人的财务管理能力来看，生前张三李四有其自己管理的账户，其财务管理并不依赖张甲，但从未要求将房款转入其自己的账户，早已表现出明显的赠与的意思表示。此也符合《民法典》第六百五十七条的规定。从潜在的保管与赠与的矛盾来看，如认定为该笔款项的性质为代为保管，则应由主张代为保管的其余两位子女承担举证责任。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因此对于被继承人生前已经处置完毕的个人财产，法律规定不能作为遗产予以继承分配。被继承人基于其当时真实意愿已处分完毕该部分财产权利，现其余子女如无相反证据或其他证据证明，该部分售房款系被继承人遗产范围，则相应主张法院不应支持。

从实际情况出发，张三夫妇长期与张甲相邻居住，日常生活照料主要由张甲承担。这一事实得到了邻里亲朋的广泛认可，证明了张甲在赡养父母及照顾兄弟姐妹方面做出了显著贡献。鉴于张甲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远超其他家庭成员，张三决定将房屋出售所得款项赠与张甲的行为，不仅合乎情理，也体现了对张甲多年付出的认可与回报。因此，在缺乏书面赠与合同的情况下，依据张甲长期以来对父母的赡养事实及张三将房款全数转移给张甲的行为，可合理推定张三具有将该笔款项赠与张甲的真实意思表示。

从当事人分配财产的惯用逻辑而言，早在张三去世十年前的家庭房屋拆迁分配过程中，张三李四即表现出对于儿子与孙子一贯存在偏爱倾向。当时张乙与其子分配两处房产，对于张甲与其子也本打算分配两处房产，其中一套当时即已分配给张甲，另一套由于分配时张甲之子尚未成年，同时张三、李四仍需自住，于是产权由张三、李四、张甲、张甲之子四人共同共有，该处理方式也可看出张三、李四对该套房产明确的处理意向与赠与的意思表示。实践中赠与合同的成立要件通常包含赠与人与受赠人意思表示的一致，及对赠与财产的交付。本案中被继承人张三生前对被告一做出口头赠与房屋的承诺，其作为监护人代理被监护人李四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在生前完整安排购房者将全部售房款转入被告一账户一事，在事实上完成对于赠与财产的交付，已经履行完毕赠与合同。且被继承人张三在之后的两年时间内从未行使对该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因此，被继承人张三实际上完全放弃对其自有部分的所有权的意思表示明确。

从行为的可能性来讲，父母对子女的赠与不同于基于其他关系的赠与。在房款转入张甲账户后，如果需要“儿子转给父亲，父亲再转回给儿子”才能视为赠与，不仅会产生巨额手续费，而且有违父母与子女之间赠与的常理，仅仅是通过赠与的方式外观来判断赠与财产的交付不仅忽视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而且显然有违一般生活经验和法则。

退一步说，即使不直接认定为赠与也应当认定为附条件的赠与。张甲与父母之间虽然没有签订书面的附义务赠与协议，但从当初房产分配背景来看，父母购置房产时特意将张甲及其子一同登记为共有产权人，此举背后蕴含着对下一代深厚的情感寄托与现实期待。在司法实践中，法律同样重视并考量传统伦理观念与社会习俗的影响。在判定推定赠与此类行为背后的法律效力和意图时，应当考虑我国悠久历史积淀下来的“养儿防老”这一深厚的家庭伦理观念。这意味着父母在赋予子女财产的同时，往往寄寓着对晚景无忧的美好期盼，同时也暗含了子女应尽到相应赡养义务的期待。即便是在亲子关系之中，赠与行为亦可视作一种契约形态，甚至可以包含着受赠人需要履行的特定承诺。有些赠与是附有负担的，即赠与人在赠与合同中约定了受赠人或不为一定行为，尽管从赠与之一般理论上看，这不能被认为是“义务”或者“对价”，但它却实实在在的是一种负担 [3] 。因此，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张甲在父母在世期间，对父母悉心照料，死后承担各项丧葬费用，已妥善完成对父母的赡养义务，有鉴于此，张甲接受父母对涉案房屋所有产权对应款项的赠与也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一审法院认为“因系争房屋在两被继承人生前即已经出售，且全部房款均支付至张甲名下，没有证据表明张三生前向张甲追讨过房款，故可以视为张三对张甲的赠与行为。”¹二审法院认为“房屋出售后所得款项一般来讲应当在共同人之间予以处理，除非各方之间另有代为保管或其他意思表示的安排。张三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自然知晓其享有相应的房屋出售款，并无证据证明其生前采取诉讼或其它方式向实际掌握钱款的张甲主张，要求将诉争钱款交付于其名下或掌握。”²因此，综合考虑到实际生活情况及家庭成员亲情关系，法院认为其有理由相信，实际上张三生前已将其原本享有的房屋出售款作出处分，即在其去世后，该部分财产不属于其遗产，自然不应当再行在继承人之间进行继承处理。

可见，自然人生前处置的个人财产未必全然会作为遗产进行继承分配，而是要严格审查该财产处置行为是否为自然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讨论继承纠纷中推定赠与的边界就变得十分有必要。

在民事法律领域内，赠与行为的有效性核心在于确认当事人意志的真实性，这一点不容置疑。但值得注意的是，发生在被继承人生命垂危阶段，尤其是在从病情恶化至辞世这一过渡期内的赠与行为，因被继承人当时主体意识状态可能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导致其赠与意愿的真实性面临较大的质疑风险，被继承人的意思表示真实性难以排除合理怀疑。原则上来说，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对于被继承人生前已经处置完毕的个人财产，是不能作为遗产进行继承分配的。但在一些审判观点中，法院认为部分个案存在特殊性，针对此类临终前极短时间内发生的财产变动，如老人在病重住院治疗且离世前不足一个月时将存款进行了转移，法院会持审慎态度审视此类行为。在此情形下，若主张此涉诉财物转移为有效赠与的一方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实这一行为确实是老人清醒状态下自主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法院则不会采信关于赠与的答辩意见，“其余款项均不能证明被继承人自身处置意愿及实际去向，不属于遗产分割范围”³，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只能由该方承担。因此，在探讨此类问题时需注意个案中争议财产处置行发生的时间节点。

在处理继承事务中出现争议财产性质认定问题时，举证责任的分配与当事人各自的举证能力对争议财产的性质认定至关重要。通常若争议财产在被继承人生前已实施了某种形式的处分行为，通常该财产会被默认排除在遗产继承对象之外，除非继承人有正当理由和证据证明这笔钱仍然还属于被继承人所有。也就是说，通常先由主张属于遗产的一方进行举证证明，之后再由主张处分财产系基于其他民事法律关系的一方进行反驳举证，综合各方的举证和陈述的合理性，最终认定是否属于遗产。因此，在讨论此类问题时可以注意举证责任的分配和举证顺序，选择对所主张观点有利的诉讼策略。

在讨论争议财产处置行为的性质时不可避免要梳理当事人家庭的财产管理习惯和个案特点。司法实践中也有个案因为当事人财产管理习惯的特殊性而产生要求主张赠与的一方先举证的后果。比如在某些案例中，子女在被继承人生前就已经长期掌握了父母网银密码，并长期协助父母进行网络银行的操作管理，这种情况在网络发展迅速的当下已经十分常见。在此类情境下，法院的裁决倾向认为，不能轻易将老年人将网银密码告知子女的行为解读为对其财产的处分授权，尤其是针对被继承人临近去世前的存款转账行为，更不宜草率排除于遗产范畴之外。厦门中院的判决中就曾有此论述，“本院认为，陈某2自认自2015年9月起二被继承人的网银Ｕ盾、密码及股票账户、密码均交给陈某2全权处理，结合在案的银行交易明细可知，二被继承人的账户资金有较多理账投资，可见，二被继承人并非是基于赠与存款而将网银、股票相关账户及密码交付给陈某2、陈某3，交付目的高度盖然是为了便于理财管理。”⁴据此，举证责任的分配更倾向于由实际控制和操作账户的子女承担，以确保判决结果更加公正与合理。考虑到被继承人生前交付网银密码的目的很可能仅是为了方便日常理财管理，而子女长期以来对被继承人账户的实际掌控及密码知情并非临时授权，故在这种特定的财产管理习惯下，则应由长期控制账户的子女对财产处置行为是基于被继承人赠与意思表示进行举证。这一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第八十六条相关规定相契合，该条款指出：“当事人对于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于口头遗嘱或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在赠与事实的认定上，同样要求举证标准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对法律没有规定的继承规则，只要不是强制性规范，应当将习惯和法理作为补充法源，支持权利人的选择，而不能轻易认为其意思表示违反法律 [2] 。家庭成员内部之间的款项交付或财产处置行为往往没有书面合同，在此情况下，需要根据司法实践经验和伦理常情并在仔细审查案件证据材料的基础上，确定最为优势的诉讼路径。特梳理本文的几个角度和关注要点，在遇到同类问题时，可以更全面有效地进行举证和分析，进而形成更具说服力且高效的诉讼策略(本文案例中人名均为化名，案例亦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