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形态的统一性问题直接关乎马克思恩格斯二者的理论体系是一致还是冲突的根本判断。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长期以来被理解为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部分构成的二分体系。苏联教科书体系中以物质本体论为支撑的辩证唯物主义将自然视为辩证法的载体，因此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亦被称为“自然辩证法”。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苏联教科书体系将自然当作辩证法的载体，主张复归到马克思承继自黑格尔的“社会–历史”辩证法维度，以发生主客体对象性关系的社会历史领域作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真正载体。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所谓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二者的形态对立，成为“马恩对立论”争端的理论由来。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既不是以物质自然为本体的自然辩证法，也不是只看到社会历史领域的历史辩证法，而是在人类史与自然史相统一基础上建构的实践辩证法。苏联教科书体系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偏颇在于它只是片面地看到马克思所阐释的社会历史观点或恩格斯所谈论的物质自然，而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对辩证法的理解均建立在自然观与社会历史观相统一的实践化劳动基础之上。要破除所谓基于不同辩证法形态而形成的“马恩对立论”幻象，就必须明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自然与社会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与相互影响。

“自然辩证法”这一概念最早由德国哲学家、反马克思主义者杜林提出：在其1865年出版的《自然辩证法：科学和哲学的新的逻辑基础》一著中，杜林率先提出了“自然辩证法”的概念。但马克思并不赞同杜林用所谓“自然辩证法”来反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即不能如费尔巴哈那般，在批判黑格尔哲学时连同其辩证法一起抛弃。相反，马克思承认自己是黑格尔“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主张要剥去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外壳”，使其“头足倒置”的立场颠倒过来，马克思甚至直言《资本论》有些地方“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形式”( [1] : p. 94)，列宁在《哲学笔记》中也曾说：“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 [2] 。另一方面，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中，马克思明确阐述了他的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之间的显著区别，“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 [1] : p. 93)，马克思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1] : p. 94)。马克思的这一方法论不仅在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实践中也展现出了其强大的解释力和预见力。他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深入分析，揭示了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内在矛盾和危机，预见了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并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马克思的辩证法强调历史和社会的具体性，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应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避免了杜林那种抽象、静止的自然观。

自然辩证法理论正式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一部分的诞生，则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二分体系形成的基础上。1886年，狄慈根首次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用以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并认为其实质是对德国唯心主义的首足倒置 [3] 。在这之后，第二国际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首次用辩证唯物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命名，他认为“我们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它是唯一能够正确说明马克思的哲学的术语” [4] 。在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过程中，列宁则把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辩证唯物主义：他在《向报告人提十个问题》一文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 [5] ，并在此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内容概括为哲学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四个方面。此外，列宁还明确提出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应用”：“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而且把它贯彻到底，把它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 [6] 。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则一锤定音：“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到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 [7] 。自此，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被理解为建立在物质自然本体论基础上的自然辩证法。而马克思哲学中对黑格尔辩证法因素的承继、以实践为根本逻辑的历史辩证法，则完全被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二分体系下的“推广运用说”所取代。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一著的副标题是“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但卢卡奇关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绝不仅仅是出于纯理论研究的动机，从他的思想历程来看，卢卡奇始终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征、新趋势保持密切关注，并在走向马克思主义后时刻关心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为了使理论的辩证法能够实现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统一，他首先是对蕴含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尤其是黑格尔辩证法思想)进行了重构和改造：以“总体性范畴”为核心，将黑格尔辩证法理解为关于内容的辩证法，并在此基础上进而将身处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现实中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生成作为实现辩证法的关键环节。如此，历史性辩证法便经由卢卡奇改造，从德国古典哲学过往的纯理论领域内折返，并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密切联系起来。

卢卡奇首先指出，在黑格尔之前，总体性问题就已经是康德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了。自康德以来，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已经开始思考人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生存状况问题，对蕴含在现实生活中的现代性问题的关注是他们思考总体性问题的诱因。康德在其批判哲学中通过物自体的概念表达了自己对总体性问题的关注。物自体概念表明康德认识到人类理性能力的界限，卢卡奇指出这恰恰指明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下人类生存的根本困境：人类在不断生存过程中被物化现象所包围的危机。一方面由于商品生产的普遍标准化和规模化，人类看似已经掌握了所有自然规律并从各种物质短缺束缚中摆脱出来，成为了自然世界的主宰；另一方面则由于工业大机器生产过程所必然导致的物化现象，又将人矮化降至社会生产、社会自我维持机器中的一颗“螺丝”，丧失了能动性和自主性。也就是说人类所认识、所主导的现代世界仍然是被商品生产和物化现象所遮蔽的现象世界，还不是真正的生活世界本身。理性所造就的现代世界居然使人类生存在一个到处由非理性的物化现象所包围的“黑暗世界”当中，卢卡奇认为这便是以理性作为生活唯一原则所导致的总体性现代危机。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道路经历了从最早期的独断主义尚未觉察理性自身局限这一问题；到康德的批判哲学自觉关注到理性局限可能导致的现代性危机，并尝试通过主体性道德实践克服这一危机；再到晚近的实证主义则干脆放弃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研究。而正是康德批判哲学对克服现代总体性危机所做的努力，牵引出了黑格尔以总体性范畴为核心的“主体–实体”辩证法在危机未能消除的背景下进场。

卢卡奇认为，黑格尔虽然把握到了历史中主体与实体的辩证统一性，但他也相当清楚地意识到黑格尔的哲学仍然不是一种实践哲学，不具备改变世界历史的力量。原因在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哲学中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历史主体，黑格尔并不认为历史中的人们具有主体的地位，所以最终黑格尔哲学的导向是“超越历史，并在历史的彼岸建立理性的自我发现的王国”( [8] : p. 176)。因此，卢卡奇提出的总体性辩证法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最大改造，就是要找到改变世界历史的实践主体。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这一问题给出的答案正是无产阶级，由此辩证法也直接地同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联系在一起。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的核心，旨在消解德国古典哲学中自在之物难题在方法论层面所体现的形式与内容之间的疏离。他强调，真正的实践必须持续向内容敞开，并不断呈现出关于内容的新形式。也就是说通过无产阶级改变世界历史的革命实践，关于大工业生产下的物化现象等非理性的内容才能彻底得到解决。卢卡奇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就是总体性辩证法所需要的历史的现实的主体。由此可知，为了重新唤起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捍卫“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是卢卡奇批判自然辩证法之偏颇，重新恢复、开显马克思哲学中历史辩证法因素的主要动因。后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承继了卢卡奇的批判路线，但他们并未真正弄清恩格斯与第二国际、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区别，也并未把握马克思恩格斯以人类史与自然史统一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真谛，而是继续批判自然辩证法，并走向了将马克思主义人学化、人道主义化的理论道路。

首先可以明确的是，马克思并非如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言只研究社会历史而不关注物质自然。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共产主义时就提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 [9] : p. 185)。马克思还强调：“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 [9] : p. 193)。换言之，马克思始终认为应当坚持人类史同自然史的相统一，不能将人类史同自然史相分离，任何脱离历史谈自然，或者脱离自然谈历史的理论都只能是“意识的空话”( [9] : p. 153)。更直接的论述出现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强调革命的实践乃是“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人的自我改变相一致”( [9] : p. 500)的活动。可见，马克思所阐述的人类历史和恩格斯所阐释的自然历史一样，均是在物质生产劳动基础上获得其统一性的社会历史。一方面，所谓的“推广应用说”人为制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历史和自然的区别与对立，完全曲解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法在人类史和自然史领域中一致的观点。另一方面，盲目坚持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只承认社会历史领域辩证运动的历史辩证法观点，也必将导致更多关于“马恩对立说”的错误观点和立场产生。正确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法思想，必须认识到他们的辩证法理论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性，才能全面揭示辩证法的实质。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强调实践作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基础，这种实践不仅包括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也涵盖了人类与自然界的互动和改造过程。坚持这种实践统一性的辩证法观，可以有效地避免理论上的片面性和分裂，更加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精神。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中的实践观点不等同于苏联教科书体系的物质本体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对于劳动的理解上，并非局限于工具理性活动下的知性科学意义，而是立足于历史存在论的视角，将劳动赋予了“实践化”的意义。这里的“实践化”劳动，具体是指马克思将劳动视为一种感性活动，这种活动在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关系中，构建和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理解方式，赋予了劳动更深层次的社会和历史内涵。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之所以能对过往的一切旧哲学和理性形而上学进行革命性的批判，其根源在于马克恩格斯思将感性对象性活动、实践化了的劳动作为立论的起点。劳动，作为一种感性对象性的活动，其带来的生产力解放，实际上体现了“人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的增强” [10] 。换言之，生产力的变革并不仅限于物质财富的增长，更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人的感性需求得到丰富，感性意识实现变革。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正是基于这种感性对象性活动的劳动，揭示了劳动不仅生产了作为人的对象性存在的物质财富，更进一步地构建了人与人之间现实的社会关系。这种劳动不仅是物质生产的过程，更是人类本质自我实现和社会关系建构的过程。通过劳动，人们不仅满足了自身的物质需求，还通过生产活动创造了丰富的文化和社会生活，深化了人类的感性体验和社会联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具有统一性的核心在于揭示劳动的双重性质：一方面，它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过程；另一方面，它是社会关系和人类意识的生成过程。正是在劳动中，人类不断地与自然互动，改造自然，同时也在这一过程中改造自己和社会，形成了复杂而有机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

最后可以判断，学者俞吾金强调，“马克思从来不赞成把自我运动着的、与人的实践活动无涉的、抽象的自然作为辩证法的载体，要言之，从来不赞成‘自然辩证法’这样的提法”( [11] : p. 27)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他认为恩格斯同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一样在自然观点上“坚持了同样的观念” ( [11] : p. 21)则有失偏颇。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因素，但恩格斯也绝不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门外汉。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指出以工业为典型的“实践”驳倒了康德的“自在之物”观念，这与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在通常的、物质的工业中……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 [9] : p. 192)的观点是高度一致的。晚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新版序言中也承认，《历史与阶级意识》否认工业是一种实践，认为它“在辩证的和历史的意义上，仅仅是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客体，而不是其主体”，这“同样是错误的”( [8] : p. 11)。他直言自己早期的理论，是“将马克思主义仅仅看作是一种关于社会的理论、社会的哲学，因而忽视或者否认它同时也是一种关于自然的理论”( [8] : p. 10)。时至今日，学界仍然存在着坚持物质本体论基础上的自然辩证法一派和主张历史本体论的“历史辩证法”一派，两派学者为定夺马克思辩证法的形态而争论不休。这种争论不仅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反而可能进一步混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要义。实际上，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统一性，必须跳出纯粹学术的框架，回到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通过实践来验证和发展的道路上。辩证法的实质在于通过分析社会现实，揭示社会矛盾和发展规律，并指导革命实践以实现社会的变革和进步。只有在这种实践中，辩证法才能真正发挥其理论和方法的威力。

从社会生产实践出发，去发现抽象范畴及其社会意识形态的起源，是马克思在历史存在论高度上所提供的一条不同于以往知性科学旧哲学研究的崭新路径——这正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逻辑起点。马克思通过这种方法，揭示了社会生产实践如何塑造了人类的意识形态，并且强调通过深入社会现实中的辩证法去把握自然史和人类史在存在论意义上的统一，进而改变了传统哲学对自然与历史关系的割裂和对立，把历史看作是理性自我外化、否定和实现过程的路向，开辟了感性与历史相统一的历史哲学的先河。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方法不仅揭示了自然和历史之间的辩证关系，还强调了感性实践在理解社会发展的核心地位。只有通过实际的社会生产活动，才能真正理解和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变革。总之，必须在历史存在论意义上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后的辩证法是在作为感性对象性活动的实践基础上把握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统一，才能化解“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形态问题上的争论，进而破除“马恩对立论”的理论幻象。这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也为重思关于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的学术争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通过这种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统一性的正确理解和应用，可以更加全面和深刻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