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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in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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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科, 合作期刊
家庭功能和教师情感支持对留守儿童幸福感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金
艳
惠州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广东 惠州
29
08
2024
14
09
62
68
15
7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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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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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本研究探讨留守儿童家庭功能与幸福感的关系，并着力考察教师情感支持和留守儿童监护类型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采用《幸福感指数量表》《教师情感支持》和《家庭功能量表》对188名留守儿童及其家长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留守儿童家庭功能负向预测幸福感，教师情感支持在留守儿童家庭功能与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留守儿童监护类型对“家庭功能–教师情感支持–幸福感”的前半段具有调节作用：对于祖辈和亲戚监护的留守儿童，家庭功能显著预测教师情感支持；而父母一方监护的留守儿童家庭功能不能显著地预测教师情感支持。本研究结果表明，教师情感支持中介了留守儿童家庭功能对幸福感的影响，并且这一中介作用受监护类型的影响。
家庭功能，幸福感，教师情感支持，监护类型
Well-Being
Teacher Emotional Support
Guardianship Type
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发展，大量农村青壮年进入城市谋求发展，推动了中国城镇化和中国现代化进程(
柴晓运，郭海英，林丹华，刘影，苏双，2018
)。因为中国的户籍制度和子女进城学习昂贵的费用，大量已婚、有子女的外出务工人员将孩子留在农村户籍所在地学习和生活，成为留守儿童(
李永强，王薇薇，2022
)。从已有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对留守儿童的教育和心理问题的研究文献居多，多以“问题视角”为主，对积极心理发展的关注较少。“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留守儿童关爱体系，优化留守儿童成长环境，促进其健康成长。幸福感是儿童积极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提升留守儿童幸福感也是促进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目前，大部分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由于监护人能力低下和社会支持系统不足等因素导致了留守儿童的幸福感较低(
陈佳，2021
)。因此，探寻留守儿童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寻找提升幸福感的有效机制，为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增添价值。
王娟，邹泓，侯珂，汤玉龙，王明珠，王英芊，2016
)。留守儿童通过通讯工具与外出务工的父母沟通影响家庭功能的变化，留守儿童受到的影响并不小。有研究显示，家庭功能与留守儿童安全感显著正相关，与攻击性显著负相关(
吴燕，郭成，李良明，2022
)。而留守儿童与父母良好的亲子互动关系正向预测农村留守儿童幸福感(
范兴华，范志宇，2020
)。基于以上研究，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1：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功能将显著预测留守儿童幸福感水平。
Bronfenbrenner (1986)
的生态系统理论，学校作为关键微系统之一，对留守儿童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父母外出打工，学校成为他们的主要学习和生活场所，教师是学校环境中影响他们健康成长的重要他人(
李永强，王薇薇，2022
)。近年来，有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儿童的教师支持负向预测其抑郁和焦虑程度(
Li et al., 2021
)，降低由于父母外出务工导致的负面影响(
李卉，王思源，喻昊雪，2022
)。教师支持分为情感性支持和工具性支持，不同类型的教师支持对学生产生的作用并不同。教师情感支持能够有效满足留守儿童心理需求，促使其积极发展(
张萍，孟凡闫，2023
)。综合上述分析，留守儿童家庭功能可能通过提高教师情感支持，进而改善农村留守儿童的幸福感。因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2：教师情感支持将在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功能与幸福感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此外，农村留守儿童存在不同的监护类型。有些留守儿童由留守在家的父母一方监护，父亲或母亲一方外出工作；有些留守儿童父母双方外出工作，由祖辈或其他亲戚监护。不同监护类型的留守儿童体验到的幸福感不同。相对于由祖辈或其他亲戚监护的留守儿童，由母亲监护的留守儿童的幸福感水平最高(
刘筱，周春燕，黄海，刘陈陵，李林，2017
；
尚航欣，周喜华，陈倩倩，张迪，张凡，李盈，2019
；
张学春，2020
)。重要的是，教师支持是预测父母一方监护和祖辈监护儿童孤独感的唯一因素(
甘小荣，赵玉，占斌，唐宏，2019
)。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留守儿童监护类型调节农村留守儿童家庭功能对教师情感支持的预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探讨农村留守儿童家庭功能对留守儿童的幸福感的影响及教师情感支持与监护类型的作用，以期揭示家庭功能如何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影响农村留守儿童的幸福感。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在广东省某市抽取6~14岁的190名留守儿童，共发放190份问卷，回收188份问卷，问卷有效率是98.95%。104名男童，84名女童，留守儿童的平均年龄为9.52岁(SD = 1.85)。其中，母亲监护81人，父亲监护11人，祖辈监护82人，其他亲戚监护24人。
2.2. 研究工具
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
)。该量表由留守儿童采用7点评分填写，1代表积极情感，7代表消极情感。高幸福感指数，代表留守儿童感受到的幸福感越高。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3。
采用修订版的《家庭功能评定量表》中的《总的功能》分量表评估留守儿童家庭功能(
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
)，共有12题目。留守儿童家长采用四级评分(1 = “很像我家”，4 = “完全不像我家”)填写该问卷。此分量表得分越高，反而说明留守儿童家庭功能越不健康。在本研究中，该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6。
借鉴赵磊磊等学者编制的《教师情感支持问卷》(
赵磊磊，2019
)评估学生感知到教师的关爱、尊重、赞扬和鼓励，共有5道题目。此问卷采用6级评分(1 = “完全不符合”，6 = “完全符合”)填写。高得分说明留守儿童获得教师情感支持越多。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
2.3. 数据处理
数据导入SPSS 21.0统计软件并进行分析。首先，为了检验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通过主成分因子分析结果发现，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15个，第一因子15.61%的解释率，低于40% (
周浩，龙立荣，2004
)，表明本研究中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风险。接着，使用相关分析探讨留守儿童的家庭功能、幸福感、教师情感支持间的关系。最后，采用SPSS宏程序PROCESS检验了教师情感支持在家庭功能与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检验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方法检验，重复取样5000次，计算95%的置信区间。
3. 结果
<xref></xref>3.1. 父/母监护与其他监护留守儿童的家庭功能、教师支持和幸福感的比较
不同监护类型的留守儿童感知到的教师情感支持存在显著差异，父母一方监护获得的教师情感支持显著高于祖辈或亲戚监护获得的教师情感支持(
表1
)。
Table 1
<xref></xref>Table 1. T-test of family function, teacher emotional support and well-being between one parent guardianship and other guardianship in left-behind childrenTable 1. T-test of family function, teacher emotional support and well-being between one parent guardianship and other guardianship in left-behind children 表1. 父/母一方监护与其他监护的留守儿童的家庭功能、教师支持和幸福感的T检验
父/母一方监护(M ± SD)
祖辈/亲戚监护(M ± SD)
t
家庭功能
29.43 ± 3.59
29.46 ± 4.36
−0.04
教师情感支持
25.75 ± 4.41
24.21 ± 5.46
2.12*
幸福感总分
10.71 ± 2.57
10.22 ± 2.77
1.25
注：* p < 0.05。
3.2. 留守儿童家庭功能、教师情感支持和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使用留守儿童家庭功能、教师情感支持和幸福感的总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留守儿童的家庭功能与教师情感支持和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留守儿童获得的教师情感支持与体验的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具体结果见
表2
。
Table 2
<xref></xref>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family function, teacher emotional support, and well-being among left-behind children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family function, teacher emotional support, and well-being among left-behind children 表2. 留守儿童家庭功能和教师情感支持与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M ± SD
1
2
3
1) 家庭功能
29.45 ± 3.99
-
2) 教师情感支持
24.96 ± 5.02
−0.16*
-
3) 幸福感
10.46 ± 2.68
−0.37**
0.36**
-
注：* p < 0.05，** p < 0.01，*** p < 0.001。下同。
3.3. 留守儿童家庭功能与幸福感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表3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留守儿童家庭功能负向预测其幸福感(β = −0.25, p < 0.001)；将教师情感支持纳入回归方程以后，留守儿童家庭功能对幸福感的预测作用依然显著(β = −0.31 p < 0.001)，留守儿童家庭功能对教师情感支持具有负向预测作用(β = −0.16, p < 0.05)，教师情感支持正向预测留守儿童的幸福感(β = 0.31, p < 0.001)。ab = −0.05，Boot SE = 0.03，95%的置信区间为[−0.11, −0.006]，说明教师情感支持在留守儿童家庭功能与幸福感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表4
。选择Model 7对有调节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分析结果表明，留守儿童家庭功能负向预测教师情感支持(β = −0.28, p < 0.01)，留守儿童监护类型正向预测教师情感支持(β = 0.31, p < 0.05)，同时留守儿童家庭功能和监护类型对教师情感支持的预测作用显著(β = 0.30, p < 0.05)。这一结果说明，监护类型调节“家庭功能–教师情感支持–幸福感”这一中介路径的前半段。
Table 3
<xref></xref>Table 3.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teacher emotional supportTable 3.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teacher emotional support 表3. 教师情感支持的中介效应检验
预测变量
幸福感
教师情感支持
幸福感
β
SE
t
β
SE
t
β
SE
t
家庭功能
−0.25
0.05
−5.35***
−0.16
0.07
−2.19*
−0.31
0.07
−4.83***
教师情感支持
0.31
0.07
4.68***
R2
0.13
0.03
0.23
F
28.60***
4.81*
26.87***
Table 4
<xref></xref>Table 4.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function and well-being of left-behind children: a moderated mediating effectTable 4.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function and well-being of left-behind children: a moderated mediating effect 表4. 留守儿童家庭功能与幸福感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预测变量
教师情感支持
幸福感
β
SE
t
β
SE
t
家庭功能
−0.28
0.09
−3.03**
−0.31
0.07
−4.83***
教师情感支持
0.31
0.07
4.68***
W
0.31
0.14
2.15*
家庭功能 × W
0.30
0.14
2.07*
R2
0.07
0.23
F
4.64**
26.88***
注：W采用虚拟编码代表监护类型，1 = 父/母一方监护；0 = 祖辈或亲戚监护。
Figure 1
Figure 1.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function on teacher emotional support: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he guardianship types among left-behind children--图1. 家庭功能对教师情感支持的影响：留守儿童监护类型的调节作用--
![]()
为更清晰地揭示留守儿童监护类型在留守儿童家庭功能和教师情感支持间所起的调节作用，作简单斜率检验，考察不同家庭功能与教师情感支持在不同监护上有何差异并绘制简单效应分析，见
图1
。当是父/母监护时，留守儿童家庭功能教师情感支持的效应值为0.02，95%的置信区间为[−0.19, 0.25]，包含0，说明该效应不显著；而当留守儿童是祖辈或亲戚监护时，留守儿童家庭功能对教师情感支持的效应值为−0.28，95%的置信区间为[−0.46, −0.10]，不包含0，说明该效应显著。
4. 讨论
本研究考察了留守儿童家庭功能与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留守儿童家庭功能不仅直接影响留守儿童的幸福感，还通过教师情感支持间接影响幸福感；同时，留守儿童监护类型调节留守儿童家庭功能与教师情感支持之间的关系，即相对于父母一方监护留守儿童，祖辈或亲戚监护的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功能对教师情感支持的预测作用显著。
表2
相关分析发现，留守儿童家庭功能与幸福感呈负相关，该结果与已有研究结果(
吴燕，郭成，李良明，2022
)和家庭系统理论一致(
胡芳，马迎华，龚盛根，吕晓静，庄丽丽，李融，2011
；
王娟，邹泓，侯珂，汤玉龙，王明珠，王英芊，2016
)，支持了研究假设1，表明留守儿童的家庭功能保持得越健康，留守儿童体验到越高的幸福感水平。本研究结果表明，留守儿童的成长过程中，留守儿童与父母虽在空间上分离，但通过有效沟通方式，只要留守儿童的家庭功能发挥作用越健康，体验到的幸福感指数越高。
同时，
表3
的中介分析发现，教师情感支持在留守儿童家庭功能与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支持了假设2。此结果类似于以往研究发现教师支持降低了留守儿童的负性情绪(
Li et al., 2021
)。这可能是因为，由于父母不在身边，留守儿童在情感上容易依赖教师，教师情感支持也更可能使他们感到安全和舒适，进而体验到幸福感。本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了教师情感支持对留守儿童的积极情绪体验发挥着重要缓冲作用，说明教师情感支持也是提升留守儿童幸福感的一个重要途径。
重要的是，从
表4
发现，留守儿童监护类型调节了“家庭功能–教师情感支持–幸福感”作用机制的前半路径。具体而言，相对于父母一方监护的农村留守儿童，祖辈或亲戚监护的农村留守儿童家庭功能对留守儿童获得的教师情感支持的预测作用显著。这可能和父母一方留守在家监护儿童是儿童情感支持的主要来源，也没有影响儿童从教师那获得情感支持，导致家庭功能对获得教师情感支持的影响不显著(
李华志，李兆伦，范泸月，何芳芳，何艳枝，刘凡密，李晓同，2024
)。而当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时，留守儿童的家庭功能被弱化，家校沟通可能受到影响，对留守儿童的获得教师情感支持产生很大影响(
刘筱等，2017
)。有研究显示，父母双方外出比父亲单独外出的不利影响更显著(
张学春，2020
)。因此，要采取有效措施减少留守儿童双亲外出务工，即使不得已双亲外出务工，要尽量健康地发挥家庭功能，保持家校沟通，通过增强教师的情感支持促进留守儿童获得幸福感。
基金项目
广东省重点建设学科科研能力提升项目(2022ZDJS061)和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GD22CJY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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