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23年末，中国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国家统计局，2024 )，人口老龄化关乎亿万百姓福祉，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中国今后较长时期的基本国情。面对老龄化挑战，我国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大力发展老年人的社会福利事业( 习近平，2022 )，从加强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发展“银发经济”等方面作出部署( 李强，2024 )。目前“银发经济”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王萍萍，2024 )，而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多次调整(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2023 )，也使老年人的消费能力日益增强。然而随着“银发消费”的蓬勃发展，涉老诈骗问题突出，愈演愈烈，仅2022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养老诈骗犯罪767件1863人( 何毅亭，2022 )。并且有研究预计未来我国涉老诈骗案件仍将呈现高发且频发趋势( Xing et al., 2020 )，针对老年群体的诈骗已然成为一个严重的公共社会问题。

诈骗是指施骗者通过虚构事实或蓄意隐瞒真相等方式，故意误导潜在受害者的经济决策，以非法骗取他人钱财为目的的一种非暴力经济犯罪行为( Button, Lewis, & Tapley, 2012 )。尽管任何年龄阶段的个体都有可能成为骗子的目标( DeLiema, 2018 )，但当前老年人由于对新科技的敏感性和接受程度都不如青年人( 刁春婷，曾美娜，2020 )，对虚假广告的可信度评价更高( 邢彤，2020 )等原因，更容易上当受骗。针对欺诈不仅使老人蒙受经济损失，还会对其生理和心理健康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 Button et al., 2012 )。坚决打击各类诈骗行为，提高防骗能力，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一直是政府和学界高度重视的课题。

当前，关于老年群体遭受诈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提升老年人防骗意识的社会工作实务研究。这类研究首先对所要干预的个体或群体进行质性调查，厘清基本信息和防诈骗需求等现状，在此基础上依据认知行为理论、社会支持理论等，制定工作计划，而后开展个案介入( 胡潇，2022 )或小组工作( 马宇航，2022 )。二是老年人受骗原因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有的学者用量化研究，以受骗易感性或受骗风险为研究指标，从人口学特征和心理因素两方面探究老年人受骗的相关因素。采用相关分析等方法，得出受骗风险性的预测因子，并通过模型拟合得出潜在的中介调节作用机制( 饶育蕾等，2021 ； 杨航等，2019 )。也有学者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基于对老年诈骗案件进行分析，总结归纳诈骗案件的类型、现状、趋势( 彭玉伟，2013 )，从社会心理学视角综合探析老年人上当受骗的主要原因( 徐烨等，2016 )。

整体而言，学界目前关于老年人遭受诈骗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对化解诈骗防范困境具有借鉴意义，但此类研究仍有可拓展的空间。首先，较少有学者从针对老年人的各类骗局中抽象出共性骗术并进行综合分析；且受调查研究范围限制，得到的结论往往针对特定群体，其普适性有待考证。其次，学界围绕诈骗风险因素的探索虽然涉及了内因和外因，但往往关注老年人认知老化( 邢彤，2020 )和孤独感( Xing et al., 2020 )等内在因素如何助长诈骗的发生，缺少个体与环境互动。老年人受骗除了受即时环境的影响(即骗子的操纵、受骗者的生活环境、宏观的社会背景)，也要考虑个体心理变化的时序系统。最后，已有研究多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侧重于推断因果而缺乏充足的过程性考量。对于“老年人遭受诈骗”这一主题来说，包含静态与动态等多方面因素，仅通过横断的信息数据将骗局中的心理博弈简化分析、推论，可能会破坏研究的整体性、动态性和连贯性。

因此，本文以权威媒体报道的老年人受骗的新闻案例为资料，通过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探究老年人受骗过程中的行为动力及行为变化的深层原因。特别关注受骗过程中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尝试建构老年群体遭受诈骗影响因素和心理机制的理论模型，以期丰富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并为老年群体反诈工作提供理论基础和可遵循的防范路径。

老年人受骗资料因涉及较多隐私信息往往难以获取，采用问卷法或访谈法对老年人受骗心理进行研究，会唤起受骗者对受骗经历的回忆，可能会造成再一次的心理创伤。此前有研究者针对媒体中老年人受骗事件的报道进行内容分析，提示了此类非介入性研究手段的可行性( 王金水，2017 )。因此本研究借助人民网、新华网等官方媒体，考虑到研究主题的时效性，本文选取2023年3月~2024年3月对受骗过程叙事较为完整的报道，筛除其他群体的以及重复报道的诈骗案例，最终保留78份有效文本，命名为A1、A2……A78。在78份文本中随机抽取52份，用于分析编码、构建模型，其余三分之一的文本资料用于后续的理论饱和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质性分析软件Nvivo12.0，基于扎根理论对收集到的文本资料进行逐级编码。扎根理论是研究者对具有过程性和互动性的经验材料进行自下而上的三级编码，逐步进行描述解释、精炼概念以及聚类比较，通过对核心类属之间联系的分析构建相关理论的研究方法( 陈向明，1999 )。此方法与建构受骗心理机制模型的目的高度契合，具有较好的适切性。

本研究基于扎根理论的要求，以52份文本资料为基础开展逐字逐句编码，将资料逐步进行概念化和抽象化处理，并从中提炼范畴。最终共抽象出100个初始概念，提炼出22个范畴，如 表1 所示。

主轴编码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通过反复比较，把范畴间的关联有机整合起来，进而挖掘出不同维度归属和重要层次类属( 风笑天，2009 )。本研究对开放编码中的22个范畴进行主观归纳，聚类并构建逻辑关系，最终提炼出6个主范畴，如 表2 所示。

选择性编码在开放式编码和主轴编码的基础上不断比较，系统分析主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而生成具有高度整合性的核心范畴，以提纲挈领的作用将大部分研究结果集中于一个较为宽泛的理论领域( 陈向明，1999 )。本研究基于前两次编码分析，通过对这六个主类属之间关系的反复考察和比较，提炼出能概括“老年群体受骗心理机制”的4个核心范畴，如 表3 所示。

综上三级编码结果，本文认为老年人受骗的行为动力及行为变化深层原因可以由上述四个系统的作用机制来解释，每个系统下的范畴为老年人受骗的影响因素。第四部分将基于“目标–动力交互–行动干预–行动执行”系统框架(见 图1 )详细阐释老年人受骗的影响因素和心理机制逻辑模型。

对另外三分之一的文本资料进行逐句编码，并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结果显示，模型中的初始概念与范畴已经达到饱和，未发现新的范畴与类属关系。这说明对老年人受骗影响因素和心理机制总结提炼模型具有良好的理论饱和度。

目标系统制造了老年人紧张的“心向”，在这种内部源动力驱使下老年人会进入骗局。其中，客观背景制造的重重压力和内在需求的不满足状态构成了受骗潜在危机生成的主要来源。

从受骗者基本情况来看，老年人认知功能和身体机能随着年事增高而退化(A33、A34等)，骗子往往抓住这些弱点实施诈骗。受骗者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可能会影响行骗手段，但不影响骗子将各种经济收入的老人都纳入行骗目标(A77、A82等)。现代社会具有数字化、信息化的重要特点，诈骗技术和套路不断迭代升级。一些骗子对老年人在互联网的痕迹进行跟踪，通过大数据算法，精准抓取老年人的需求，实现信息流投喂、算法杀熟、精准营销(A73)。在此背景下个人信息保护更加困难，信息泄露风险增加(A78)。与此同时，老年人信息获取渠道单一，信息可能存在闭塞。如：有骗子谎称项目“有中央发文支持”，发布虚假的“红头文件”，而老年人却信以为真(A3)。此外，相关部门和平台的监管和防御举措仍存在不足，如：非法生产营销的假冒伪劣产品流入市场(A10、A12)，一些诈骗团伙在社交平台建立大量以“老年交友婚恋”为主题的账号和群组，但群组成员发言的真实性却无法查证，亦没有完善的审核流程(A46)。

从“时序维度”来看，一些老年人担心与社会脱节，能动的“紧跟时代步伐”，但结果却是无法很好适应和融入，沉迷于从众性的网络世界，获得虚幻的安全感和社会归属感(A73)。此外，一些老年人为照顾下一代，随子女搬至陌生城市，脱离了熟悉的生活环境，内心的孤独感更加强烈(A44)。除了搬迁，退休也是老年人面临的重要人生过度点。退休人员大部分赋闲在家(A5、A35等)，收入减少和社交状态、社会角色、权利的改变都需要老年人做出相应调整。离异(A72)和丧偶(A19)等重大负性生活事件也会影响老年人生活，例如社会互动和陪伴减少，老年人会体会到强烈的失落感。这些生命历程的变化使老年人心态发生转变，甚至产生自我怀疑或否定，对他人抱有更多积极期待，容易轻信他人。

从“情感背景”来看，社会普遍存在对老年群体的消极“刻板印象”，舆论中对老年群体带有主观色彩的报道给老年人带来心理压力(A2)。老年人因行动不便等原因活动范围缩小，交往对象以家人、邻居为主。子女照料为主要的情感来源，但不少老年人的子女常年在外务工(A17)或工作忙经常不在身边(A5)。即使子女愿意照拂父母陪伴左右，但其关系质量较低、沟通并不到位，比如有老年人遇到诈骗事件不愿意跟子女讲(A69)，甚至瞒着子女，拿出积攒数十年的养老钱投资(A81)。而且子女如果规劝的度把握不好会造成家庭矛盾(A70)和无效劝阻的情况(A5)。因早年离异(A72)或丧偶(A19)导致的配偶支持缺失同样是老年人受骗的重要情感因素。同伴支持来源于老年人娱乐和社交生活中，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情感价值，但在A32和A43中老人均是因听信朋友介绍导致受骗，可见同伴关系并不是十分稳定可靠的。

老年人内在需求可分为三类。一是身体和物质需求，这是老年人最广泛、最基本的需求。老年人关注身体健康，热衷保健养生，甚至购买中医养生的“高级课程”(A31)。身体状况不佳、病痛缠身的老年人健康需求更强(A21、A33等)。老年人忌讳灾祸，渴求平安，会产生破财免灾的心理，迷信拜神求心安(A21、A58)。还有不少老年人希望给子女减轻负担，自己投资挣养老钱，但投资和养老保障领域存在一定风险和监管疏漏，极易落入骗子的圈套。二是人际需求，这是老年人中不稳定且普遍缺乏满足的需求。综合前文对老年人社交和情感现状的分析，老年人在子女、配偶支持的缺失下，尤其是独居老人会非常需要精神慰藉和与人交流，骗子会乘虚而入，由此也滋生了新型情感类诈骗手段如：黄昏恋(A19)、直播打赏(A20)等。三是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一些老年人会主动要求学习使用手机和互联网(A2)。部分老年女性会化浓艳的妆容，追求时尚(A2)。不少老年人退休赋闲，想证明自己还有价值，会再次求职(A35)、发展事业(A49)；还有老年人对直播购物趋之若鹜，爱好收藏的老年人会把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投入在藏品上(A39)。

综上所述，老年人内在需求与客观背景相互影响，使其处于一种失衡的紧张状态。这种紧张力指向使需求满足的目标，构成“目标系统”，为老年人受骗埋下了一颗隐患的“种子”，也预示着潜在危机的生成。在目标系统的驱使下，老年人会主动或者在骗子诱导下进入骗局。

在动力交互系统中，诈骗场和老年人的心理场会始终处于矛盾冲突的对峙、徘徊和拉锯状态。

诈骗场包括：骗局类型、诈骗后果、骗局创设和骗取信任手段四个范畴。骗子在特定的现实背景下通过分析老年人的缺失需求，抓住环境和心理“痛点”，设置缜密的方案实施诈骗，引起复杂的内因和外因交互作用。

针对老年人的诈骗中最为普遍四类骗局是：保健品骗局、投资理财类骗局、养老骗局、收藏品骗局。这些骗局不仅给老人造成经济损失，还对受骗者的身心造成很大伤害(A46、A69)。诈骗类型层出不穷，但骗子目的都是一步步将受害者引入圈套，获取其完全信任，直至达成骗取钱财的目的。本研究得出不同类型骗局中骗取信任的共性手段，使用最多的是以利益引诱，骗子做出“高收益零风险，定期分红”等虚假承诺(A30)，大肆宣传产品的稀有性，虚构或夸大功效(A25、A39等)诱发老年人目标行为的高动机状态。同时，骗子还会利用形象整饰赢得老年人信任。他们会吹嘘公司的实力(A16)；或在线上将自己包装成成功人士(A72)，也会假扮社会普遍信任的权威性角色，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A11、A59等)、某领域的专家教授(A30、A33等)、医生(A82、A77等)等来获取信任和服从。与此相反，骗子还可能伪造弱势人设，如A20中女主播说自己有心脏病，离异后边打工边抚养两个孩子，靠博取同情骗取老年人的钱财。

除此之外，骗子会通过操纵老年人的情感，骗取更深层次的信任。他们会组织温情活动带给老年人归属感(A69)。不少保健品推销员蹲守在公园、游园、文化广场等处，专挑孤独的老人下手，通过嘘寒问暖来获取信任(A14、A17等)。前期他们并不急于盈利，纯粹培养感情，与老年人频繁沟通套取信息，同时引发老年人更多的自我表露，加深情感联结，从而成功打消顾虑(A46、A54等)。

一旦获取信任，骗子会向老年人灌输大量新旧信息，不断进行信息轰炸，使老年人忽略对信息真实性的衡量(A49、A53)。许多骗子会组织讲座或宣讲进行劝说游说，提前制定煽动性“话术”(A44、A51等)，还常会利用时事热点，大谈惠民养老等政策(A1、A76)。织就信息茧房的手段在老人自身存在信息获取渠道单一且辨别能力不足的基础上，进一步阻断能查证真伪的信息来源，大大降低骗局败露的可能。如：A3中团伙声称项目涉及国家机密，要求“会员”不得向家人和公安机关透露，在信息闭塞的条件下老年人的行为更容易被骗子操纵。

心理场包括：认知、情感体验和人格三个范畴。从认知方面来看，老年人知识经验有限，使用手机等新技术能力较低，可能会在浏览网页过程中不小心安装了诈骗软件(A71)。还有骗子抓住老年人的知识盲区，向其灌输诸如干细胞疗法(A48)等“医学理论”、稳赚不赔的理财方法(A30、A4)以及藏品鉴别技巧(A39)，加之老年人学习能力和辨别力下降，很难应对繁多的诈骗套路。侥幸和贪小便宜的心理在受骗老年人中尤其突出，如A1受骗者自述：“反正才这点儿钱，被骗了也无所谓，万一是真的呢？”。很多骗局打着免费旅游(A64)、定期分红(A5)、免费送医治病(A40)等幌子使部分贪小便宜的老年人上当。此外，一些老年人对自己和他人存在错误评价的倾向，表现为盲目自信和轻信他人，如：A30老人坚信自己的判断：“别看我80多岁了，头脑清醒得很。我是几十年的老股民了，不可能会被骗。”以及A43、A68等案例受骗者均在并不足够了解对方情况下汇款，积极错觉让老年人回避甚至拒绝查证事实真相，决策冒险性大大增加。

从老年人与骗子互动的情绪体验来看，骗子往往“先动之以情，再晓之以理”，A29、A48等案例中骗子先为老人义诊，恐吓老年人会得脑梗、癌症等绝症，再诱骗其购买保健药品。诱导老年人强烈的积极情绪同样会影响决策和判断，骗子会通过耐心陪聊、送礼品使老年人开心(A17、A20等)，或使用话术夸大药品疗效或投资价值使老年人心动(A22、A33等)，产生购买的强烈内部动机。在老年人人格方面，应变能力弱、灵活性低是老年人易遭受诈骗的主要特质(A19)。

诈骗场和心理场相互作用，分别为执行系统提供了外部诱导力和内部源动力，具体表现为骗子和老年人对财物的争夺及保护的心理博弈，构成了老年人行为或行为改变的直接“动力系统”，而博弈的结果也决定了老年人是否会受骗。

行动干预系统对诈骗场和心理场的互动具有调节作用，即使老年人未能警觉并辨别出骗子的手段和目的，也会因为诸多保护性因素的干预和支持避免遭受损失。保护主要来源于五个方面，一是国家机关和有关部门的保护(A17、A31等)；二是平台的风险提示(A18、A43等)；三是子女的耐心劝阻(A62)；四是个人防骗意识的提升(A2)；五是其他保护因素(A16、A30等)。以上保护性因素从多方面提供支持和保障，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老年人上当受骗。

在动力交互系统和行动干预系统共同作用下，老年人会产生相应的外部行为。若老年人的决策未受到诈骗场的不良影响，或干预系统成功起到保护作用时，老年人会识破骗局，主动拒绝交易或在外界阻止下终止交易(A2等)，避免蒙受损失，反之则会以不同形式受骗。老年人会对冒充权威的骗子产生服从行为(A82)盲目从众也是老年人上当受骗的重要原因(A3)。一些老年人因与骗子建立信任且有较深的情感卷入，对骗子产生认同，导致行为完全被骗子操纵。如受骗者“以为交了个贴心人彻底放下戒备，没想到被骗走了养老钱”(A72)。更深的认同使受骗者的态度更加稳定，行为发展更具主动性和依从性，如：受骗者在骗子的推荐下长期购买藏品，警方打掉敲诈团伙后受骗者难以置信的问民警：“阿杰真是骗子吗？”(A17)。

此外，行为或心理活动的“目标系统”本身也具有一种力，这种力根据老年人对目标的主观态度会分化为两种，吸引力加速受骗行为的产生，而排拒力使老年人拒绝或规避上当受骗。例如在投资骗局中，受骗老人往往有着很大的财富目标，倾向为了获取更多利益做出冒险行为；而未受骗的老人追求安稳，行为保守谨慎，不易被“投资越多，收益越大”的噱头欺骗(A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