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化刻板印象理论探讨了老化的定型观念是如何形成的。这种观念指的是，当社会对某一群体的固定看法和预期影响个体的自我认知时，这种自我认知可能对个体的生理状态和健康产生负面效应( Levy, 2009 )。老化的定型观念，即个体对老年期的自我认知，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阶段来理解：首先，是年龄相关的定型观念在个体一生中的逐渐内化；其次，是这种定型观念在个体无意识中的作用；第三，是个体对这些观念的自我关联；最后，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过程。年龄相关的定型观念自儿童时期开始形成，并在成年后不断强化，直至老年期转化为老化的定型观念。这一过程通常不为个体所察觉，但当个体经历了老化定型观念的固化阶段，这种观念的影响便变得明显( Levy, 2003 )。这一阶段包括两个部分：社会对老年的定义，如将60岁以上的人群视为老年人；以及个体对年龄相关定型观念的内化，通过与个人经历相关的社会事件，个体开始接受自己作为老年人的身份。老年人的身份认同理论进一步证实了年龄定型观念的自我关联性( 杜鹏，伍小兰，2008 )，这种关联性与社会事件共同塑造了老化的定型观念( Levy, 2003 )。

个体对老化的自我认知与社会普遍的老化刻板印象有所区别。老化刻板印象是个体在步入老年之前就形成的对老年生活的一种预设观念，而自我评价则是老年人基于自身经历对老化过程的直接感受和态度。当老年人感到自己心态年轻，并对自身的老化状态持积极态度时，这反映了他们积极的自我感知( Kleinspehn-Ammerlahn et al., 2008 )。这种自我感知可能受到社会老化刻板印象的影响，并且能够反映出老化刻板印象的实际影响效果。

要深入探究和分析事物的量，必须借助数学工具进行量化的分析，这种研究方法被称为定量研究或量化研究，该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十分常用。在对SPA进行研究时，经常采用的是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来做量化研究，主要采用的调查问卷有：老化态度问卷(the Attitudes to Aging Questionnaire, AAQ)、老化感知问卷(Aging Perceptions Questionnaire, APQ)、中文版老化感知问卷(C-APQ)、老化焦虑量表(Anxiety About Aging Scale, ASS)、老年人态度量表(Attitude To the Elderly Scale, ATE)、老化过程态度量表(Attitude To the Aging Process Scale, ATAP)。在对自我老化感知的量化研究中，胡蕴绮等(2013)对《老化感知问卷》进行了翻译与修订，最终形成了该量表的中文版本，即中文版老化感知问卷(C-APQ)，该问卷由两大部分构成，涵盖八个不同的分量表。第一部分“老化看法”细分为七个量表，包括急/慢性时间性、周期性、情感特征、积极与消极控制、以及积极与消极结果等方面，共32题，采用李克特五级评分。第二部分“老化体验”，只包括剩余的一个分量表，即认同量表，有17题，采用两点计分，即用1和0分别代表是和否。

量化研究在深入了解老年人内心体验和健康行为的原因方面存在局限，而质性研究能够有效弥补量化研究的不足，因此质性研究在该领域扮演着关键角色。质性研究，也被称作定性研究或质化研究，它与量化研究不同，它的研究工具不是调查问卷，而是研究者本身，它是一种深度挖掘人类社会现象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方法。鉴于个体差异，每个人对老化的感知不尽相同( Westerhof et al., 2012 )，研究者们正更多地关注老年人的体验和生活历程。通过运用现象学( Söderhamn, 2013 ; Breheny & Griffiths, 2017 )、扎根理论( Javadi-Pashaki et al., 2015 ; Bardach et al., 2016 )、民族志学( Chard et al., 2017 )和行动研究等定性研究方法，研究者能深入地分析和理解老年人的内心想法和体验。近年来，由于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各有优缺点，研究者在进行更深入的调查研究时，逐渐开始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其中定性研究主要通过访谈法进行。

该问卷是由 Laidlaw等人(2007) 使用来自20个国家的5566例参与者为样本编制成的24项老化态度感知问卷，该问卷的主要适用对象是老年人。问卷共3个维度，即身体变化、心理社会丧失和心理获得，每个维度中又分别包含八个项目，每个项目采用1 (完全不正确)~5 (完全正确)五级评分。 Laidlaw等人(2018) 又基于AAQ提出了一个12项简短形式更为实用的老龄化态度问卷(the Attitudes to Aging Questionnaire Short-Form, AAQ-SF)，并检验了有效性。 黄一帆等(2010) 采取与Laidlaw面对面、逐条商讨核对中文表达方式及每条项目内容意义的方式，对老化态度问卷进行了翻译，中文版老化态度问卷总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27，分半信度(奇偶分半)为0.852，重测信度为0.865，该量表的测量结果较为稳定，并且适应中国的文化背景，在对中国人样本进行调查时更为适用。

自我感知老化量表(APQ)由 Barker等人(2007) 编制，共有8个维度，49个题项，该量表条目繁多，在实际施测中较为繁琐，不利于使用。因此， 胡蕴琦(2013) 对其进行了汉化，精简为46个条目，并且保持了与原量表相似的Cronbach’s α系数，各个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范围为0.665~0.869。另外该量表还具有较高的重测信度(0.753~1)。 Sexton等人(2014) 基于爱尔兰的老龄化纵向研究，进一步精简了量表，形成了简版自我感知老化量表(B-APQ)，该量表展现出良好的信度和效度，Cronbach’s α系数和内容效度均达到0.8左右。 扈娜等人(2018) 采用Brislin的翻译–回译方法，将B-APQ翻译成中文版，共17个条目。评分采用李克特5级评分，“1”代表“非常不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其中特定条目需反向计分。量表总分范围为17至85分，分数越高，表示个体对老化的自我感知越消极。

随着年岁的增长，人们愈发感受到衰老带来的一系列挑战，这使得他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老化是一个长期且可能带来负面效应的过程。根据 赵玉等人(2021) 的研究，可以发现性别和年龄对自我感知老化产生了影响，具体来说，年长者及女性老年人往往对自身的老化持有更加消极的看法。

教育水平对个体的认知功能有一定的影响。 王冬华等人(2020) 的研究发现，在慢性病老年人群体中，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个体往往对老化持有较为消极的态度。相反，拥有更多经济资源的老年人则展现出更为积极的老化观念。一些学者提出，接受过优质教育的老年人往往拥有更强的自我连续性，并且对衰老过程持有更加正面的自我感知。此外，这些老年人较少表现出老年期抑郁症的症状( Zielińska-Więczkowska & Sas, 2020 )。

孤独感的形成与个体的认知状态和获得的社会支持紧密相关。 朱亮等人(2018) 的研究指出，得到较高家庭关注和关怀的老年人倾向于拥有更加积极的自我老化感知，而且家庭的关怀程度是老年人积极面对生活事件和疾病进程变化的一个重要积极因素。 张智月等人(2022) 则认为孤独感在老年慢性病患者的社会支持与自我感知老化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因此，社区医疗工作者应当实施有效的干预措施来减少老年人的孤独感，并提升他们的社会支持水平，这不仅有助于缓解他们的消极自我老化感知，也对促进和实现老年人的成功老龄化具有积极作用。

抑郁症是一种以持续情绪低落为主要特征的常见的心理疾病。根据 秦琼等(2022) 的研究发现，抑郁和社会隔离是影响个体自我感知老化的关键因素，并且社会隔离在抑郁与自我感知老化之间起到了调节作用。 朱亮等人(2018) 的研究也指出，与非抑郁状态的老年人相比，处于抑郁状态的老年人对健康和自我老化的感知更为负面，这种现象可能与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而经历的负面情绪增加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