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在“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的影响下，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打开了，中国与外邦的交流逐渐增多。在此影响下，中国对外国作品的译介也进入到了一个新时期。1848年法国小说家小仲马的《茶花女》一经问世，就受到许多人的追捧。1899年2月林纾与王寿昌合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以“素隐书屋”名义刻板印行。林纾本人并不通晓法语，《巴黎茶花女遗事》一书是由王寿昌口述，林纾再译而来。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一书，打开了法国小说输入我国的大门，为我国文学界开辟了新天地。林纾本人在译这本书时，采用的是桐城古文的方法，而他自己也固守此语，以至于后来在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作为“守旧派”的代表，成为一种阻力。但是他在这个时期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却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的小说家们在此影响下也写出了不少缠绵悱恻，具有新意的爱情小说。而《茶花女》这本小说在中国也存在其他译本。据不完全统计，自1980年《茶花女》新译本问世以来，累计印刷数量达到百万余册。

在《巴黎茶花女遗事》之前，1882年卢籍东就翻译并出版了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海底旅行》。而爱米尔.嘉坡留的《毒药樽》被认为是介绍到中国的第一部侦探小说。五四运动前翻译最多且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要数法国浪漫派作家大仲马和雨果。如前者的《三个火枪手》《二十年后》《基督山伯爵》以及后者的《悲惨世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被陈独秀和苏曼殊合译为《惨世界》)《巴黎圣母院》《九三年》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作品。这些作品里表达的内容不仅与19世纪末中国的社会情况相映照，而且也与当时文坛改革，提倡白话文相呼应。而周桂笙被认为是最早用白话文翻译小说的译者，1904年他用白话文翻译了鲍福的《毒蛇圈》。

除此之外，卢梭，孟德斯鸠的著作中表现的民主意识也给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启蒙先驱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卢梭，其《社会契约论》(或《民约论》)对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者们，对摇摆于新旧时期的中国都有着影响。因此，文学作品的翻译和社情政运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是开放的文学，呼唤个性的文学 [3] 。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在倡导“文学革命”，主张“文学改良”的同时都曾对法国文学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率先译介法国文学作品。除了上文提到的陈独秀与苏曼殊合译雨果的《悲惨世界》外，莫泊桑、左拉、罗曼罗兰、福楼拜等人的作品也源源不断地传入到中国。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法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依然有增无减，巴尔扎克的作品从1947年至1949年这三年期间，大致就有二十多种小说相继翻译出版。如《幻灭》三部曲(《外省人在巴黎》《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等)。在许许多多的译作中，影响最大的便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这本书通过主人公约翰·克里斯多夫一生的经历与遭遇，展现了一个不怕牺牲，勇敢无畏的人物形象，同时也揭露了帝国主义时期政治，文化以及道德思想的腐败与堕落，深刻批判了资产阶级的丑恶嘴脸，反映了人们对自由和光明的渴望。因此这部巨著的译作一经问世，便产生了巨大反响。这是因为当时身处黑暗统治下的许多知识分子在遭受社会阴暗和精神压抑的同时，渴望一种能冲破黑暗，打破精神阴郁的力量，而主人翁克里斯朵夫身上体现的不畏强暴，敢于抗争的精神，恰好给予他们某种力量。抗日战争时期，都德的《最后一课》因其体现受普鲁士军队文化与政治压迫的法国阿尔萨斯地区的境况与当时风雨飘摇的中国处境相似，且小说传达的不畏霸权，反抗压迫的思想与当时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拯救国家于危难的爱国主义相契合，故受到极大的欢迎。

从五四运动运动时期到解放前夕的几十年间，经过老一辈翻译家的不懈努力，许多法国著名作家的作品被介绍到我国，极大加深了国人对法国的理解。

新中国成立后，文学翻译事业蓬勃发展，党对翻译工作十分重视。1951年与1954年召开的两次翻译会议对于促进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一时期法国小说译介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法国文学被系统地介绍到中国。被介绍到中国的法国文学作品不仅数量增多，而且质量也有很大的提高。从16世纪人文主义作家拉伯雷到17世纪古典主义作家高乃依、莫里哀、拉辛；从18世纪启蒙作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到19世纪各个流派的代表作家雨果、乔治桑、司汤达；以20世纪的名家罗曼罗兰、艾吕雅、阿拉贡等。他们的作品都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广为传播( [3] , p. 147)。

法国“新小说派”作品也有零星的译作，如萨洛特的《行星仪》。这一时期的法国文学作品翻译选材都比较严格，而且每种译品出版时，大多附有译者的序言或者后记，译者持着严谨的态度对原作的写作背景，艺术特点进行分析，加深了读者对原作的理解。

1966至1976的十年期间，外国文学翻译活动基本停止了，因此法国小说译介在这一时期自然也中断了。

1977年以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法国小说译介进入到一个崭新时期。被介绍到国内的法国小说不仅有“新小说”派罗伯·格里耶、萨洛特、布托尔等人的作品，如《窥视者》《嫉妒》《变》、《曾几何时》以及《童年》(宋学智)；也有加缪的《鼠疫》，莫里亚克的《蛇结》，圣艾克絮佩利的《夜航》等等。而于2003~2004年间举办的中法文化年活动，更是在中国掀起了法国小说出版的热潮。除了耳熟能详的人民文学，上海译文和意林出版社之外，其他出版社如中信出版社，东华大学社，重庆社，中国水利水电社等也借助中法文化年这一东风，加大了对法国小说的出版 [4] 。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在政治环境和时代背景的影响下，我国影片译制以苏联影片为主。而对法国影片的译介受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以革命和文学著作改编的作品为主。如20世纪50年代译介司汤达小说改编而成的《红与黑》，大仲马小说改编而成的《三剑客》以及译介英法合拍的战争喜剧电影《虎口脱险》。而《虎口脱险》这部影片的译制也可视为我国译电影中的巅峰之作 [10] 。

新中国成立后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还方兴未艾，1963年《电影艺术》第一期刊登的习耐马的《外国电影中的“新浪潮”》已经对法国新浪潮做出了较为详尽的介绍 [11] 。在新浪潮运动中诞生的电影作品《四百击》，《喘息》(又译《筋疲力尽》)也被介绍到中国。与此同时被译介到中国的法国影片还有《广岛之恋》《表兄弟》等。

但由于当时我国大多数人还未受过系统的教育，所以当时的大多数电影观众没有学习过，甚至是未接触过外语。由此而来，配音电影则成为当时我国大部分民众了解法语影片的方式。配音电影顾名思义就是将原语电影译成目的语，再由目的语配音而成。虽然配音电影是当时推广外国电影的主流方式，但对法语影片的汉译仍然存在挑战，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 音画同步：也可理解为时限问题，法语语速较快，中文语速较为缓慢，有时候屏幕里主人公话语表达完后，配音仍未结束，因此音画是否同步也是配音电影需要面临的挑战之一。

2) 法语属于形合语言，语法范畴中有明显的形式标记：名词的性数、动词的人称时态等。汉语属于意合语言，借助词语的组合和前后次序来表达语法概念 [12] 。有时简单几个法语词汇就能表达出来的意思，用中文却需要花费许多词汇表达出来。

随着科技网络和多媒体的发展，再加上民众受教育程度大大提高，对法语的热情也有所上涨，使得法语电影在中国进入繁荣时期。《天使爱美丽》这部电影，正是打破十多年电影法国电影在中国沉寂的里程碑 [13] 。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1999年和2000年江泽民主席和希拉克总统互访时共同确定举办中法文化年，被介绍到中国的法语电影也大大增多，如《放牛班的春天》《这个杀手有点冷》《蝴蝶》喜剧动作系列电影《的士速递》以及改编普鲁斯特小说的电影《追忆似水年华》。继2003年至2004年在中国举办法国文化年之后，被译介到中国的法语电影数量更甚，如动画电影《画之国》(2011)，怪兽在巴黎(2011)，机械心(2014)，大坏狐狸的故事(2017年在法国上映，2018在中国上映)；以及以友情和亲情为主题，打动无数中法观众的《触不可及》(2011)，《贝利叶一家》(2014)，《普罗旺斯的夏天》(2014)等众多优秀电影。

随着时代进步，人们甚至不用去电影院就能在家观看到原汁原味的法国电影，因此“字幕电影”(原语音频与目的语字幕结合)应运而生。相较于配音电影，字幕电影对译制速度的追求大于其质量，便有可能导致信息表达失误，给观众带来不良观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