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词可以用于表示数目和次序，据此可以将数词分为基数词和序数词两种。基数词是指描述事物数量的多少的数词，用于表示具体的数目或数量。序数词是表示顺序的数词，用于描述事物的排列顺序或位置。尽管基数词与序数词同属于一个大的数词范畴，但是它们在语义和用法上存在显著差异，二者一旦用法不明，就会造成句子歧义的产生，例如：

(1) 请走左侧三车道。

例(1)“请走左侧三车道”来源于高德地图的导航提示音，意在提醒驾驶人车辆可以走左侧三个车道中的任意一个车道。然而，当数词单独使用且不伴随助词“第”或相应的量词时，它所隐含的“基数”和“序数”这一次范畴便会在人脑中同时被激活、凸显，进而造成歧义的产生，导致理解上的模糊。这种模糊性使得驾驶者难以确定是应该选择左侧的第三个车道，还是三个车道均可通行。

(2) 本校四组同学在这次围棋比赛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例(2)的句子尽管数词后有量词“组”的修饰，但数词“四”依旧在没有明确上下文的情况下，既可以被理解为表示序数，也可以被理解为表示基数，只不过强调的内容不同，理解为序数时强调的是特定的组别，理解为基数时强调的是组别的数量。因此通过例(2)我们可以得知，量词的组配与否并不能完全影响数词概念范畴所引起的歧义。

特指是指一个词语或表达在特定语境中指向一个明确的、具体的事物或者个体，而泛指则是指一个词语或表达在语境中指的是整个类别中的任何一个成员，而不是某一个特定的个体。数词作为语言中的一种词类，同样存在着特指与泛指的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数词中特指与泛指的歧义现象多与数词“一”有关，原因在于在“现代汉语中，数目‘1’在特定的上下文中也具有表示定指的作用，即它不表示单纯的数目含义减弱，而是表示确定的某一对象。” [5]

(3) 旅游团派一车去接游客了。

例(3)这句话的歧义在于“一车”可能被理解为“一号车”，即特定的一辆车，也可能被理解为“车”，强调的是交通工具是车而不是船。当“一”是特指时，明确指出是编号为一的车，当“一”用于泛指时强调的是车作为交通工具并不是派船去接游客。

(4) 我们今天去了一餐厅吃饭。

例(4)这句话的歧义在于“一餐厅”这个词组。它可能被理解为特指即一家特定的餐厅，也可能是泛指来指代任何一家餐厅。

自然语言中数量词存在一定的辖域，在一个线性结构中，当数词与多个句子成分相关联时，其辖域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句子产生多种解读，这就是数量词因辖域不明而引发的歧义。例如：

(5) 三个学校的老师。

在例(5)中，句子的双重解读源于数量短语“三个”的辖域模糊。一方面，它可能指代来自同一所学校的三个老师；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指分别来自三所不同学校的老师。

(6) 五个学生选中的书。

这句话同样存在辖域不明的问题：“五个学生选中的书”可以被理解为一本书，这本书是由五个学生共同选中的。“五个学生选中的书”也可以被理解为五本书，分别由不同的学生各自选中，即每个学生选中了一本书，总共五本书。

在语言使用中，数词及其相关词汇的不恰当搭配常引发歧义。这种歧义通常由短语或词汇的多重含义引起，尤其是在与数词结合时，可能导致指代不清，从而造成句义的模糊。如：

(7) 一边站着一位士兵守着大门。

这句话的歧义是因为“一边”这一短语的具体指代不明确。它既可能指大门的一侧，也可能指大门的每一侧。因此，这句话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读：一位士兵在大门的一侧站立，守护着大门；或者大门的两侧，每侧都有一位士兵站立，他们共同守护着大门。

(8) 朋友送的牛骨小牌，一面刻了一幅画。

例(8)的歧义在于“一面”这个短语的指代不明确。它可能指的是牛骨小牌的一个表面，也可能指的是两个表面中的一个。因此，这句话可以有以下几种解释：牛骨小牌的一个表面刻了一幅画；牛骨小牌的两个表面都刻了一幅画。

“图式(Scheme, Schema)是指人们在感觉、知觉和表象的基础上，把有关经验和信息加工组织成某种常规性的认知结构，能够较为长期地储存于记忆之中，具有概括性和抽象性。” [7] 在意象图式的基础上，人们对其中知识经验进行范畴化的抽象概括，所谓范畴化是人类基于自身感觉、知觉等对世界万物进行分类的一种复杂的认知活动，此外，每一个意象图式都是空间结构向概念结构的映射，面对现实的变化，人们需要不断进行范畴的拓展，从而形成更多的类范畴，以帮助自身来理解更为抽象的意义。

在现实世界中，人类观察并识别事物的数量，这一直观现象经过大脑的加工和存储，逐渐积累形成了关于数量的知识经验。人们将“数”这一图式框架进行范畴归纳，从而形成了关于“数”的意义范畴。由于现实世界的表征需要，“数”范畴不断向外扩展，由表示基本的数目扩展出了“序数”“概数”等类范畴。如数词“一”本指“最小的正整数”，而后在此义的基础上又扩展出“一个”“第一”等类词义范畴。

20世纪，人们将隐喻和转喻视为语义演变的主要因素。如数词“一”最初的意义是“最小的正整数”，基于这个原义，它进一步扩展到了“一个”和“每一”的概念，用于指代单个事物的数量。在使用过程中，数词“一”所蕴含的指代事物整体性的特征逐渐被突出和强化，因此，它所表达的“代指单个事物的数量”的意义与表示“强调事物整体性”的意义之间建立了转喻关系。

综上，数词在认知机制的作用下，引申出多重意象。那么人们在识解数词时，又是为何无法正确激活相关义项而导致歧义的产生？其原因就在于数词语义范畴边界的模糊性以及数词语义辖域的不明。

原型范畴机制是ICM的基本工作机制，所谓原型范畴即是基于家族相似性理论概括出的最典型的能代表同一范畴的类成员。事物便通过与原型的相似进而获得这一范畴的准入资格，与原型越接近，它在该范畴中就越处于中心地位，但范畴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同时也恰恰是因为范畴界限的模糊性，而容易造成人们在概念提取时的失败。

在认知语言学里，语义被看作是一种心理现象，它并不是客观现实的真实反映，而是人类大脑认知域里所激活的概念。当人们解读“请走左侧三车道”这样的句子时，由于数词“三”包含多种语义范畴，大脑在解读过程中可能会激活数词“三”语义范畴下的“第三”“三个”等语义类范畴，从而导致多种理解，如“走左侧的第三条车道”“左侧的三条车道都可以通行”“同时走左侧的三条车道”。又因为人们基于日常经验的积累，认为一辆车不可能同时在三条车道上行驶，那么在语义理解的过程中，对第三种理解能够很轻易地完成消歧。由此可见，由于数词“三”语义范畴边界的模糊性，导致人们在激活词义的过程中很容易造成多类语义激活，进而造成多义性的概念理解。以此类推，例(2)同样是由于人们在认知过程中对数词的语义激活失误而造成的句义多重理解。

在例(3)、例(4)中，数词“一”的“第一”以及表示“强调的整体”义项是处于同一层级的数词类范畴，因而人们在激活“一”的语义时，很容易造成语义理解的偏误，从而造成歧义的产生。

人们在识解例(7)与例(8)这两句时，其中数词“一”的“一个”“每一”等语义范畴可能会被同时激活，加之“边”“面”本身潜含着“多边”“多面”的语义特征，因此很容易造成歧义的产生。

Langacker将“识解”定义为“人们可用不同的方法来认识同一事态的能力” [8] 。“辖域”是识解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一概念是认知语言学从逻辑学领域中借用而来，通常指的是某个语言成分的作用或影响范围。

语言是一个呈线性展开的符号序列，量词的引入顺序及其在句子中的位置对于理解其辖域至关重要。例(5)中数词“三”与量词“个”进行组配，形成数量短语。在这一句中量词短语“三个”出现在词语“学校”以及“老师”的前面，依据人们认知的顺序，那么“三个”的辖域既可能覆盖“学校”和“老师”，也可能只覆盖“学校”或“老师”。因此“三个”的辖域范围无法确定，那么人们在识解的过程中就很容易出现理解错误的情况，从而造成句子歧义现象的产生。同理，例(6)同样是由于数量短语“五个”辖域不明而产生的歧义，人们在识解的过程中，无法确认“五个”到底是与句中的“学生”还是“书”相关联，从而产生对句子的多重理解。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在研究儿童成长与认知发展时，提出了“认知基模化”理论，认为认知基模是人类认知行为的基础模式，也称为心智结构或认知结构。认知语言学家将其引入到语言研究中，提出词汇组合、句子及篇章的意义关系，以及由此衍生的其他意义关系，均以心理基模化的形式在人脑中储存或激活，形成理解和解释语义的认知语境。

人类的歧义辨识与消解能力，源于长期累积的认知经验的构建。“这些经验以基模化的方式被人类获取、存储、触发和提取，而语言则成为了这种模块化知识与经验的直观体现。” [9] 得益于这些深层的认知解读机制，歧义自然而迅速的消解得以在生理和心理层面得到相应的解释。

认知语言学认为基模化的心智结构是后天建构，包括整合、储存、激活、提取和输出。

在建构的过程中，主体主要遵循“适应”和“组织”两条原则。也就是说，认知主体具有一种自我调节的机制来适应和组织经验。“组织”是指人们以整合的方式来建构各种基本模型图式，“适应”包括“同化”和“顺化”。同化是主体自身按照已有的认知结构或认知经验对外在现实进行识解。顺化则是改变自身的认知系统，来达成对外在现实的适应。因此，通过不断地“适应”与“组织”，外在现实经过认知达成转化，从而将外在现实逐步纳入到认知的图式框架中，达成认知模块的量变，以加强认知能力。

如上述例(1)，其中数词“三”的基模化概念可以是“第三”，也可以是“三个”，如果在认知的过程中，提取的是前者，则会引发“走左侧的第三条车道”的理解。如果提取的是后者，那么会导致“左侧的三条车道都可以通行”的理解，因此提取的不同会造成理解的不同。但我们可以注意到，在现实世界中，经过多次这种情况的积累，歧义逐渐就被人们消解掉了，这是因为基模化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复合事件的正确识解是不断通过初始基模在对一个个新信息的吸纳调整或顺应而达成的。因此，人们认知结构在输入“请走左侧三车道之后”，人脑会依据现实情况进行识别、同化和顺化。也就是说人们在这种行车环境中，发现左侧的三个车道任意一个都是可以通行，并且不违反交通法的，那么在纳入这种现实情况之后，人脑会对“第三”或“三个”分别进行考察，发现“三个”的意义识解更符合现实，于是便会对数词“三”与行车规则进行概念整合，形成一个新的基模储存在大脑中。

又如上述例(7)、例(8)，它们是由于数词与一些尚未完全虚化的量词之间组合而产生的歧义，“边”和“面”可以单指“一边”“一面”或“多边”“多面”，那么数词“一”在与其进行组配时，便会依据“边”和“面”不同的义项而产生不同的基模化反应，前者会以“特指某一部分”的反应形式储存在大脑中，后者将会以“每一”的反应形式储存在大脑中。

语义提取通常基于扩散激活。各个基本模块以一种网络的形式在大脑中存储，其中每个节点代表一个特定的概念或词汇，而节点间的连线则象征着它们之间的语义联系。当主体思考某个特定概念或词汇时，该概念或词汇在记忆网络中作为一个激活点，并扩散至与之相联结的其他节点，从而形成一个动态的激活网络，因此，当一个节点被激活时，对它的访问变得更加便捷，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对一个歧义句达到快速消歧的重要原因。

上文我们已知范畴边界具有模糊性，而各个范畴化的基模又使得认知主体很容易在歧义点之上激活两个或以上的模块，但其中往往是接近歧义点的基模最有可能成为显著的，并且该基模中的概念更易于理解。不过随着新的知识背景的纳入，早期激活框架的影响力越来越弱，反而激活度较高的基模影响力在逐渐变大。在一定的语境中，一个概念使用得越多，激活度就越高。在识解句子语义时，认知主体出于认知惯性多会考虑最活跃的意义。如果现实的语境高度激活了一种意义，那么只会看到这种意义，并从中做出选择。上述我们已知例(1)中的数词“三”在最初识别时同时被激活了多个基模点，但由于现实的行车环境，使得数词“三”再度基模化，凸显了其中“三个”的义项。并将之与社会现实相联系，进行了新的概念整合储存于人的大脑之中，使得人们在下一次同样的行车环境中，能够快速的提取数词“三”中“三个”这一义项，从而达到对这句话的消歧。

那么在例(7)、例(8)中的识解过程中，人们会通过考察客观现实，识别出“边”和“面”所调用的语义，进一步激活出数词“一”所对应的义项进行组配，完成句义的理解。

图形–背景理论由丹麦心理学家Rubin在1915年首次提出。该理论后来被完形心理学家以及认知语言学家所借鉴和发展，用于研究视觉、听觉等感知过程以及语言的空间组织方式 [10] 。在图形–背景理论中，“图形”指的是在某一认知概念或感知中突显出来的部分，即注意的焦点所在，而“背景”则是为了突显图形而存在的衬托部分。

不过在一些句子中，图形和背景的功能是相似的，因此人们很难将其区分开来，从而造成了歧解的产生。如上文的例(3)与例(4)，它们是由于数词泛指与特指的功能不明而导致的歧义现象，当人们将数词“一”作为图形凸显出来时，那么这两句话就激活了数词“一”的“第一”这一义项；如果人们特指“车”和“餐厅”时，此时数词“一”就起到衬托图形的背景作用，那么人的大脑就相应地激活数词“一”强调事物整体性的这一义项特征。

在音调变化这一韵律手段的加持下，人们能够更好地将图形与背景区别开来，从而理解句子的意义，化解歧义，如在现实的语境中，人们可以通过变化“一”的读音而化解歧义。

此外，上文已指出，数词辖域的不明也在很大程度上干扰了人们的识解，在单纯的句子中，人们无法将数词辖域的真正对象凸显出来。如上文的例(5)、例(6)，仅仅从句子层面出发，我们无法判断究竟是“同一所学校的三个老师”还是“来自三所不同学校的老师”；究竟是“五个学生共同选中的一本书”还是“五个学生每个学生共同选了一本书”。但是在现实的语境中，人们也能够对其进行一个快速地歧义消解。如果人们形成“同一所学校的三个老师”以及“五个学生每个学生共同选了一本书”的这两种理解，是由于人们在现实环境中要强调句子中后面的主体即“老师”“书”，那么两句中前面的主体“学校”“学生”则成为了一个修饰性背景。相反，如果人们想要强调句子前面的主体“学校”“学生”，那么“老师”“书”则成为了一个修饰性背景，因此人们认知过程中图形与背景放置的不同，所认知的内容就会随之相应的变化。

在上述的例子中，我们不难发现强调的对象与说话者对于参照对象的认知之间存在一种特定的联系，这种联系恰好映射了图形与背景之间的关系。两者共存于同一认知结构中，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根植于人类的认知能力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