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天下观是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明特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以其博大精深的内涵和深远的影响力，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世界观。璀璨辉煌的中华文明精神宝库，蕴涵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智慧，“协和万邦”是其中一个经久传承、辉耀至今的精神符码，亦是我国传统文化始终秉持和践行的一种人文取向和价值理念。

其一，“协和万邦”语出《尚书·尧典》篇，原文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2] 其本意是指最高决策者在把自己家族和国家管护治理的井然有序的基础上，再将其他各国各族凝聚起来形成合力，使天下不同国家的百姓协作共事、和睦相处。换言之，“协和万邦”是由家族内部和谐延伸为社会和谐再扩展为各个国家和邦族之间的和谐。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价值观之一——“协和万邦”的天下观理念，一直以来肯定和彰显的是“以德服人”，弃绝和否定的是“以力服人”，正是由于封建社会大部分王朝的开明君主实施了“协和万邦”理念，才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不断融合和“大一统”国家的逐步建立。中华文化历来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讲求“天下一家”，这将为消除当今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一种理性而务实的思路与方案。

其二，“天下观”源于古老的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的“仁者爱人”思想，以及法家的“以法为天下”理念。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形成了本体论、认识论与道德论“合三为一”的情况，使得中国古代哲学的结构很自然地形成天道、人道、知天知人之道。天道即关于宇宙根本问题的学说，相当于西方哲学中所谓本体论、宇宙论、自然观。在这一观念中，世界被视为一个整体，各国人民互相依存，共享天地之大美。儒家的孔子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强调世界公民的共通情感；孟子的“仁者无敌”则倡导以仁义待人，以和平化解冲突。《周易》中讲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 [3] ”表达了对万物共生共荣的深刻理解。老子的道家思想则主张“天人合一”，认为人应顺应自然之道，与万物和谐共存，这种观念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构建全球环境伦理的重要资源。

其三，协和万邦的天下观，与各国人民对美好世界的追求相契合。新时代新征程，各国是相互依存、彼此融合的利益共同体。人类文明百花园绚烂多彩，不同文明各有千秋，应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协和万邦的天下观，以其包容性和和谐性，为构建公正、公平的国际秩序提供了智慧，对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我们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发扬光大中华文化协和万邦的天下观高超智慧，树立博大胸怀，将本国成功经验与其他国家共同分享，不断为全球治理和人类文明进步注入东方的哲学力量。

中华文化社会观是追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根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儒家的“和而不同”哲学，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独特的智慧。这一思想主张在保持个体差异的同时，寻求社会的和谐与统一，其精髓在于尊重多样性，强调和谐共存，这对于现代社会的多元文化融合和包容性社会构建具有深远的启发意义。

其一，“和而不同”源自《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在这里提出了一个社会理想，即君子能够包容并欣赏他人的不同，而小人则偏好一致，却无法和谐共处。“和而不同”一词强调在和他者相处时，保持一种和谐友善的态度，而不必在细节上苛求一致。从《左传》《国语》等文献来看，大概从西周末年开始，“和”“同”问题就开始被中国人所重视。“和而不同”思想提出以后，学界诸位方家先后对其作过释义。春秋至两汉时期，君子是一种理想型人格，它由先秦儒家所建构，为两汉士人所尊奉。在以三纲五常核心的名教世界里，君子成为社会普遍崇尚的理想人格。

其二，在社会观上，“和而不同”意味着社会应该接纳多元文化和不同观点，鼓励包容性思维。中华民族历史上多个民族的交融共生，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这种文化的包容性造就了中华民族的韧性与活力。“和”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精髓所在。“和”的核心精神，是相互承认、彼此尊重、和谐圆融。“和”的基础，在于和而不同、互相包容，求同存异、共生共长。“和”的途径，是以对话求理解，和睦相处；以共识求团结，和衷共济；以包容求和谐，共同发展。在国际关系中，“和而不同”体现了和谐共处的外交理念，倡导不同国家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通过对话、协商和合作实现共赢。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基于这一哲学思想，旨在促进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实现经济、文化的共同发展，而非简单的同化或控制。

其三，浸润在中华文化中的全人类之间那种不分贫富贵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社会观，通过强调兼容并蓄、多元共生，为提供了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人类共融的哲学指导。在当今世界面临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文化冲突的背景下，这一理念的价值显得尤为重要，它为我们提供了包容、和谐、创新的解决之道，推动社会向着更加平等、理解与和平的方向发展。

中华文化道德观是塑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显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其道德观深深植根于人心，强调个人修养与社会伦理的统一，为现代社会提供了一种内在的道德指南。这一道德观以儒家的“仁爱”、墨家的“兼爱非攻”、道家的“无为而治”等为核心理念，构建了以“仁”、“义”、“礼”、“智”、“信”为根基的道德体系，至今仍对人们的道德实践有着深远影响。

其一，儒家的“仁”是道德的核心，它强调对他人的关爱和尊重，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黄金法则。孔子的“仁者爱人”提倡以仁慈和友善待人，通过孝悌、忠信的实践来提升个人的道德品质。孟子则进一步深化了仁爱的内涵，提出了“性善论”，认为人之本性本善，只要通过教育和修养，就能实现人的道德完善。墨家的“兼爱非攻”主张普遍的爱与和平，反对战争和自私，提倡互助与平等。墨子认为，人们应以爱己之心爱人，这与儒家的仁爱理念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中国社会的理想道德境界。这种道德观在现代社会中依旧具有现实意义，对培养人们的博爱精神和和平意识具有积极影响。道家的道德观则强调自然无为，主张顺应自然，内在和谐。老子的“上善若水”教导人们以谦逊和柔顺的态度面对生活，以达到内心的宁静与平衡。道德观念在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中，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心灵的庇护，帮助人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内心的宁静与和谐。《周易》提出“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孟子主张“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等等，都将善与为人之本、安身立命联系在一起，体现着中国人崇德向善的美好追求。

其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义”、“礼”、“智”、“信”等道德准则也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规范。“义”是一种坚守原则、明辨是非的道德勇气，礼则是社会交往中的规范，“智”则包含了明智判断和智慧的运用，而信则是对承诺的忠实和对他人的信任。人心和善是一种以“和合”价值理念为遵循的道德要求。中华传统文化中，对“和合”的表述很多。《诗经》中“既和且平，依我磬声”；《大学》中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对“和”与“善”关系的经典表述等，这些道德观在日常生活中指导着人们的决策与行为，为社会秩序的维护和人际关系的和谐奠定了基础。

其三，人心和善的道德观，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现代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一道德观念的传播和实践，有助于增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和尊重，为构建和谐世界拓宽道德共识，促进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

知行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核心范畴，也是持续塑造中华民族心理文化结构的思维框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强调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其中“知行合一”是儒家哲学的核心理念，由宋代大儒朱熹发扬光大，对后世影响深远。这一观念主张知识与行动的统一，倡导通过实践来验证和丰富理论，进而实现个人道德品质的提升和社会的和谐进步。

其一，“知行合一”的哲学观源于孔子的“学而时习之”，意在强调学习不仅仅是获取知识，更重要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将所学付诸实践。朱熹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 [4] ，揭示了知识和行动相互促进的关系。他认为，知识是道德实践的指引，而实践则是检验知识正确性的试金石，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塑造一个人的道德品格。“知”作为知识活动的过程或知识的形态，都必须通过“行”来实现。人们关于事物的知识并不是固有的，而是来自于广义的生活实践。就任何一种具体知识的获得而言，获得的过程必然体现为“行”的具体活动；而当这一活动的阶段性终结，便是某种具体知识的形成。因此在这一意义上，“行”是知识之所以可能的根本方式。它的要点在于把“知”与“行”都看作是一个过程，并强调它们在过程上的统一性。正是在这种“过程”的意义上，“知”、“行”本质上就成为同一过程所展开的两个方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相分离的。

其二，在个人层面，知行合一意味着个体应当将儒家伦理道德如孝、悌、忠、信等融入日常生活，通过实践来实现人格的完善。在社会层面，知行合一要求官员以儒家的仁政理念治理国家，实现政治清明、社会和谐，通过道德的实践来约束权力，维护社会公正。例如，在现代教育中，知行合一的理念仍有其重要价值。它鼓励教师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要培养学生将知识应用于实际，通过实践活动提升理解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教育方式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与现代教育强调的“做中学”理念不谋而合。

其三，在全球化背景下，知行合一的实践观对于解决实际问题具有指导意义。它倡导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避免空洞的理论说教，鼓励通过实际行动来解决社会问题，如环境保护、社会公正等。知行合一的价值观在国际交往中，也体现了中国倡导的和谐共处和责任伦理，有助于构建公正、平等的全球治理体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性哲学思想，自古以来就以“实事求是”为核心，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这种哲学态度对于现代社会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孔子曰：“吾听吾师，吾更吾师，吾得吾师。”对于知识的追求，他倡导亲身实践和独立思考，这一精神在后世的学术研究和科学发展上得到了体现和发扬。

其一，“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原指河间献王刘德治学严谨，只采纳确凿的史料。这一概念在马克思主义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成为坚持真理、追求真理的代名词。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实事求是”不仅是学术研究的态度，更是社会行动的准则。例如，儒家主张“知行合一”，认为知识的获得和道德的实践应相辅相成，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真正理解并内化知识，实现个人的道德完善和社会的进步。

其二，在现代社会，这种实践性特质依然发挥着关键作用。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它强调面对问题、分析问题，并通过实践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非空谈理论。这种“坚持问题导向”的思考方式，让决策者能够直面现实挑战，制定出更符合实际需求的解决方案。在管理学中，这种哲学理念体现为行动研究，强调从实际问题出发，通过行动和反思不断改进管理策略。实践性哲学思想也体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和谐社会的追求中。儒家的“中庸之道”、道家的“无为而治”以及法家的“法治”理念，都在实践中寻求动态平衡，以和谐共生为目标，这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借鉴意义，尤其是在推动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治理方面。

其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实践性，无论是“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亦是“知行合一”的道德追求，都体现了对实际问题的敏锐洞察和解决策略的创新。新时代新征程，对实践的认识应被进一步挖掘和弘扬，以推动社会的持续发展和问题的有效解决，为构建公平、和谐、可持续的人类社会贡献力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特点中，整体性占据着重要位置。这一观念源于古人对宇宙万物固有内在联系的深刻理解，尤其在道家和儒家思想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道家的“道法自然”理念，揭示了宇宙万物之间的动态平衡，主张顺应自然法则，实现天、地、人三者的和谐统一，即所谓的“天人合一”。这种整体观强调的是宇宙中所有事物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认为人类必须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才能实现真正的繁荣。

其一，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大的社会理想深深刻印于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天下为公”和“天下大同”都出自先秦时期的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礼记·礼运》开篇就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描绘了一个美好的大同世界，反映了人民渴望摆脱剥削压迫、摆脱贫困动荡、过上安定富足生活的心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社会理想。在儒家的哲学中，孟子提出了“万物皆备于我”的思想，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强调了个体的内在全备，但同时也体现了对整体世界的包容和理解。这种观念在现代社会中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即“系统观念”。系统观念认识到一个事物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其他事物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一个复杂的系统。

其二，天下为公、天下大同观念从根本上表明天下秩序即世界秩序应当建立在“公”“同”的基础上，而“公”“同”就意味着“王道”。大体而言，中国古代的这种王道原则在内容上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王是普遍存在的。《尚书·周书·洪范》中就讲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为了维持世界秩序的稳定和谐，王道首先要以普遍性作为自身的要求，不能以维护自身利益为出发点，由此损害别国的利益。第二，王道是“以德行仁”。在孟子看来，霸道依靠的是武力压制，他国并非真心归服；王道则凭借道德，实行仁政，通过积累使自身强大，逐渐取得别国信任。第三，王道以重视民生为宗旨。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讲“王者，民之所往”，王安石也讲“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于天下也，所以为仁义礼信者，以为吾所当为而已矣”。这些论述都表明王道以重视民生民意为根本宗旨。

其三，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变局中充满不确定性。在诸多不确定性中有一点是确定的，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整个世界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整体性哲学思想，从“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到“坚持系统观念”的现代应用，始终贯穿于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的和谐关系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特点，还体现出了深厚的人民性和人文关怀。自古以来，中国哲学家们就强调人民在社会中的基础地位。

其一，《尚书》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将人民视为国家的根本，强调社会治理的根本在于保证人民的福祉。这种民本思想在孔子的“为政以德”和孟子的“民贵君轻”中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展现了对民众价值的尊重。孔子强调“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在他的眼中，为政以德是一个双向问题，一是需要为政者提升自身道德修养，“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二是通过教化，提升民众的道德水平和思想修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家的“无为而治”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对人民利益的尊重，它倡导减少不必要的干预，让人民自主发展，这与现代民主社会的理念不谋而合，强调个体的自由和权利。同时，儒家的“仁政”和墨家的“兼爱非攻”，《论语》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些都在强调施行仁政和德治、顺应民心的重要性。

其二，新时代新征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民性哲学理念在“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中得到了新的诠释。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以实现人民的幸福为目标，这与传统哲学中的民本思想一脉相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医疗改革、教育公平等政策，都以人民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而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奋力前进。从“民为邦本”到“以人民为中心”，从“为政以德”到“以德为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亦是新时代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超越，进一步开启了民本理论发展和实践创新的空间。

其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民性特质，始终贯穿于对人民价值的肯定和对人民福祉的追求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5] ，道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世界的辩证法，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体现了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最新表达。

其一，“执两用中”出自《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是孔子赞扬舜能根据“过”与“不及”两端的情况，采纳中庸之道来治理百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和”两个字具有极为深厚的文化意蕴。《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里，“中”与“和”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强调事物对立面的统一、复杂多样事物之间的融合，强调不偏不倚、观照两端的辩证思维。《大学》强调君子不仅要持续地提高自身素养——“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且也要持续地振作人民，使人民为善，也是《中庸》所讲的“从容中道”，亦即“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其二，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与中国哲学辩证法思想有高度契合性。执两用中、守中致和就是要坚持辩证地、就是要坚持一分为二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地办事情，就是要坚持运动的观点、发展的观点作决策。《矛盾论》中指出：“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不应当陷入片面性的极端观点，而是在矛盾中寻求新的发展方向。运用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要学会底线思维，要求我们面对错综复杂的发展环境，把困难和挑战估计得更充分一些，要站在全局的视野中考量，以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推进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

其三，新时代新征程，以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能够有效化解人们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各种冲突与危机，发挥其安抚人心、增进认同的积极作用。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坚持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就要坚持发扬斗争精神，随时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