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人们往往采取主客二元论的认识框架，更多地把关注的目光放在了具体事物的存在状态。所以，海德格尔认为，即使传统的形而上学一直在主张研究存在，却也因为忽略“存在者和存在的差异”，只是将存在视为摆在面前的对象，而没有重视存在本身的动态和本质。他著名的“存在论差异”正是因此而提出。这种“差异”在形而上学方面表现为：存在与存在者是相互分离却又彼此联系的，一方面人们在思考存在时，总是思考存在者之存在；而另一方面人们在思考存在者的时候，又只是在思虑存在之存在者。海德格尔认为哲学的任务，是要区分出存在与存在者，让存在本身得以揭示出来，这也是他提出“存在论差异”所要获得的目标。海德格尔在前期代表作《存在与时间》中就批评了笛卡尔的存在论 [1] 。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存在被遗忘的历史，而笛卡尔的哲学正体现了这一点，即忽视存在者的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存在论区分”，存在者的存在被遗忘了 [2] 。尤其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命题里的彰显的“我思”并没有进一步追问“我在”的存在意义。而且海德格尔进一步指出，笛卡尔认为上帝是完善全能的观点间接符合了上帝是作为无限实体的证明 [3] 。如果上帝是完善的全能的，这也又回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我关于外物的观念和外物本身保持一致性”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超越传统的形而上学框架。

海德格尔选择的是一条区别于“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存在哲学”进路，这种“存在哲学”彰显为主客体相互关联，理论和实践一体化。海德格尔建立的这种“生存哲学”比传统的理论哲学更为源始。因为海德格尔是从“生存”中开显出存在的意义。这个生存不同于实存的地方在于，生存是活的生命。活着。它活着。它具有“活的结构”。它是一种确定在此的存在(Dasein)，但现在我们把它理解为“此在”。海德格尔则是从人的存在可能性上来规定此在的。“此在”是一个自为且自在的行动者。在其自为自在的行动中，“此在”不仅仅表明为自己是一个实存，同时它也实实在在地与其它实存的存在者在打交道，或者说，它就是存在的“通达”。存在可以以“此在”生存的方式通达。

“此在”一词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追问存在之意义的重要导引。首先，“此在”被海德格尔定义为“在其存在中关心这个存在本身的存在者”，这里区别于康德的“自我意识到自我的这种反思结构”，康德的自我关联结构呈现出的更像是与现成物之间的关系。而在海德格尔的语境中，我们可以把“此在”理解为自己与自己的关系，自己关心自己的存在。“此在”在时间视域中动态化地指向存在，它不是作为某个对象性的现成物被认识到，而是指涉到具体的某些领域，关乎于自身未来发展的可能性的存在，这样也就和传统的哲学划清了界限；其次，海德格尔认为此在在其存在中是关心它的存在的，此在关涉着一种被动的投入实践活动，这种活动是不得不发生的，它被动投入这个世界之中存在，所以也不得不关心自己的存在。用图根哈特的话说，就是“人不得不是它的存在。” [4] 最后，“此在”与“存在”的关联重要的一点，此在通过其自身的存在方式理解存在，存在在这个过程中本质地抵达此在，此在自为地展示着存在。存在与此在互相关联。两者的生发具有源始性，不存在谁起源谁，它们共同构成了生存的关联结构，一同在被投入的世界之中生存。此在在生存上理解自己，生存自身存在着可能性。这种生存的可能性是此在的存在随着它被投的存在和通过它投开的存在对它展现的可能性，不是认识论和本体论意义层面的可能性，而是指向领域的生存的可能性。在这样的可能性中，此在关心着自己。

这里提到的生存并不带有形而上学意义，就是我们的日常存在，或者说是存在者状态上的事情。可以理解为海德格尔提出的此在来追问其自身的存在问题。此在的存在状况是一种生存论的理解，而不是存在者状态理解的性质。“生存论的建构”就是此在的存在论结构的整体关联，即是对存在者状态的理解和生存论在其关联整体中构成生存论结构整体的阐释。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以“此在分析论”为定向中心范型展现为我们的日常实践活动。我们经验并经历实际生活本身，体验着当下人生境域自身的显示。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把时间规定为三种出位状态，即将来、已是与当前，以此区别于流俗意义上的时间观。此在存在的时间性境域分为将来、已是和当前三种时间样式，它作为连续性的事实存在从自身中走出，以面向未来的姿态与当前的自身存在相遇。时间性的本质就是在三种出位状态的统一中时现，这三者状态是同样具有源始的，而将来在源始和本己的时间性的出位统一中有其优先地位。“此在”也具有了本己和非本己的区分可能性，使得作为面向将来的东西才是具有可能性的 [5] 。下面谈到的向死而在就是面向将来的存在。在世的存在在这种时间境域与其他存在者相遇，也正是有了这种规定。

我们在上文提到此在有本己和非本己之分，在不同的时间出位中会有不同的现身情态，本己的理解是把自己投向本己的能在，而非本己的理解则把自己投向所操劳之事。海德格尔将可理解的视域称为“处境”，而此在总是沉迷于所操劳的事情中而忘记“处境”。此在绝大部分时间会陷入为“常人”操劳于日常的事物，为纷繁复杂的事物烦忙、沉沦，演变为“平均状态”下的非本己存在。决断先行把这种非本己状态中拉回，决断让“此在”从世间“操劳”中折回，使得“此在”保持在面向未来和本己的状态中，这样就可以让“此在”保持在时间性的完整之中；海德格尔把这种使得本己存在的当前，称之为“瞬间”。“瞬间”就是让此在突然看到了被日常性遮蔽的能在。我们非本己的理解就显示为这些被遮蔽的能在，即日常的理解。海德格尔认为这种非本己的存在就显示为“非本己的自我投开”，“非本己的自我投开”在存在状态中会遗忘自己的能在。遗忘自己的能在，它是在最本己状态的出位，是积极的样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无或缺乏记忆。而且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此在才能在周围世界展开的境域中处理与之相遇的非此在事物，得到日常理解，向外拓展事物的含义。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以“此在分析论”为定向中心范型展现为我们的日常实践活动。我们经验并经历实际生活本身，体验着当下人生境域自身的显示 [6] 。“此在”领会存在的视域是时间，在其整体性中表现为“向死存在”，“此在”是人的基础。这里所强调的此在的“存在方式”扎根于“时间性”之中；其次，海德格尔认为“此在”不是一个封闭、独立的实体，而是在与他人和世界的互动共存中实现存在的意义，具体表现为“共同存在”与“共同此在”。共同存在表明“此在”与他人共存，在世界中与他人相遇，共同此在表明他人作为“此在”的表达方式与我们共享这个世界，而与两者关系紧密相连的现身情态，它则体现了此在在世界中的情绪反应，把世界、共同此在和生存一道展开，体现一种整体性。

“此在”的本真现身情态表现为“此在”为他人所“操心”，这也是它自身存在的源始表达。这种“操心”最本质的特征是具有未来导向，它作为将来的形态在前面的道路上等待着我们向前。此在在被投状态下封闭了此在之此，敞开的方式也总是个别的、孤独的。我们需要注意，此在的被投状态恰恰是此在的存在本身，不是传统认识论上主体面对的客体。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正是生存情态赋予使它去直面自己的被投状态。怕和畏分别是非本己的生存情态和本己的生存情态，怕的生存论—时间性意义由一种自我遗忘构成，即日常此在分不清什么是真正的存在，更不区分存在论的差异，它忙着操劳应手之物，而忘了存在本身。而本己的生存情态则是畏，此在“畏”于自己本身，人们让自己涣散于各种各样的消遣中，亦即在自己本身面前逃离，因为人们畏惧于必须自己担负，承担起世界的重量。“畏”并不取决于一个确定的存在者的在场，畏之所畏者，就是在世界之中存在本身。世界的这种无就是畏之所畏，即在世的存在本身。此在存在本身的在世存在，既是畏之所畏，也是畏之所在 [7] 。遗忘使得此在陷于世界迷乱之中，怕的时间性基础呈现为遗忘状态，怕产生于我们周围世界操劳的存在者 [8] 。与之相反的是畏，畏不可能产生于我们日常操劳和理解的事物中，而是产生于决断的瞬间，在决断的瞬间中，此在本质现身，畏是在此在之中才具有的现身情态，畏能召唤出此在现身。

“此在”的在世存在是以已经是了的时间作为我们生存在世衡量的坐标，它不关涉存在过去的境况，也不迫切关系当前的处境，而将来时间的敞开是我们领会自身存在的最终前提，它是人本己存在的证明方式。所以“此在”在“操心”中时常越出自身而有所“操心”，“操心”它以时间性为意义，时间性使操心成为可能，时间性本身也显示为操心的意义。当此在本己地理解自己存在时，它就从沉溺于日常的事物中即沉沦中脱离出来，回到自身。“此在”乃是“向死存在”。

在海德格尔前期的思想中，他认为人是有限性的存在，人的时间性也具有有限性，人是不能超越自身而谈存在的。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海德格尔关于死亡的概念不同于之前我们对死亡的认知，更不属于我们谈论的日常意义上的死亡概念。流俗上的死亡概念象征着生命的终结，但这种普遍意义上的生命的终结不能来概括此在的意指。“此在”指向的有限是通过向死而在才有可能实现的，所以在《存在与时间》提及的死亡概念是带有存在论意义的。我们在这里可以理解为，没有人不会懂得作为自然人本身生命的终结，但大多数人却没有在存在论意义上来思考死亡。这种没有在存在论意义上谈论的死亡，不会带领我们抵达此在，而是让我们一直逃避，陷入日常的沉沦与烦忙。

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提到的“上帝死了”振聋发聩，人自己必须超越自身，出去重估一切价值。海德格尔深受尼采影响，明确指出人的有限性就是超越论的基础，如果我们从时间性的有限的整体上来把握它的存在，倾向于向死而得到本质存在。生存上明确性通过此在的整体能在而获得，也可以表明此在的本己生存最终是通过人的有死性，或者说向死存在而得到明确的。

海德格尔通过分析人皆有死这个经验事实，并来以此锚定日常此在理解的死亡确定性充其量是“经验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比不上最高的确定性。我们可以理解这种确定性为一种结束，但这种结束不是整体的终结。此在所规定的存在论结构，死亡是处在将来终要达到的位置，它的存在就是向死性。死亡作为一种生存的本质方式，是可能性且只能作为可能性，不再是一种表示“还未实现”的逻辑功能。

在海德格尔看来，向死存在在先行到这种确定的死亡性可能之中，使得死亡这种可能性成为可能。先行在进入此在之中，也向此在揭示了它丧失在常人状态中，但同时也展现了它的本己存在的可能性。如果没有向死存在，也不建立在存在论意义上看待死亡，死亡其实就只是一个自然事实，而不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可能性。所以这种向死而在在人的存在整体中，释放了这种可能性，也失去了它与常人世界的所有关联，这样才能抵达本真的生存。这种可能性不可能存在于日常性的操劳的世界之中，而是在一种充满热情的、摆脱常人幻相的向死的自由中 [9] 。“自由”是向死的自由，是本己的向死存在。这就意味着此在可以由此来面对自己的本己存在。

对于海德格尔而言，处在世界中的常人总是会逃避对死亡的追问，逃避对本真生存境域的思考，时常深陷于由情绪编织的非本真世界中，更是对向死而在所存在的自由可能性避而不谈，所以海德格尔分析了“向死而在”，并且提出了“存在的抉择” [10] 。他认为，只有当个体真正面对死亡，并在面对死亡的过程中进行自我审视和反思，才能达到存在的真实和纯粹状态。这种存在的抉择是对传统观念和社会期望的超越，是对个体内在本质的深刻体验，即向死而在意味着对生命的超越性思考。死亡并非终结，而是存在的超越点，它引导人们超越日常琐事，追求更高层次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