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整个短片，老鼠是自始至终唯一清醒的动物。在发现红花丢失时，它便向鸟描述了红花的来历、遗失的过程以及红花的基本特征。它的描述并未出现丝毫偏差，与真相完全一致。当其他动物早已忘记最初的“红花”时，老鼠仍能记起并清楚地描述出来；当在法庭上被猫头鹰法官质疑时，老鼠仍能冷静客观将陈述整个事件。可见，老鼠始终保持着理性与自主思考，并未成为“乌合之众”的一员。面对其他动物的“结群”，老鼠并非对共同体产生依附性，也未依赖进入共同体而获得自身价值，而是抵抗着数量优势带来的不可抵挡的力量。它勇敢地站出来，对“鸡冠即红花”的决定提出异议。即使异议的声音被无视、弱小的身体被踩踏，却并未影响老鼠勇敢发声的举动。当动物们失去了自我控制力，丧失了理性亦或不再受理性影响，而一致同意砍下“鸡冠”以拿回“红花”时，老鼠并未因害怕或退缩而默不做声，而是以最基本的动物性与人的生命活力、创造力展现出来，以勇敢的抗议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悲剧的发生，同时也守护了“善”的基本道德意识。

相比于老鼠的理智和勇敢，鸟则可被看作是热心而鲁莽。在勒庞看来，共同体中必然会存在领袖，当一定数量的有生命个体汇聚起来，他们会本能地让自己处于“被领导”“被引领”( [1] , p. 89)。而在“寻花共同体”中，成为领袖的恰恰是这只鸟。然而，这一领袖的地位并非一蹴而就的。开始寻花时，鸟只是想帮助初识的老鼠朋友。它一边安慰老鼠，一边牵着老鼠走在最前端。随着越来越多的动物加入了寻花队伍，鸟的“热心激昂”慢慢降低，而心中只剩下“找到红花”这个念头。它对一切细节视而不见，忽视了老鼠作为红花主人的主体地位，甚至将它遗忘在队伍的最后方。作为动物群体的代表，鸟一路上负责追问红花的下落。它的行为本身超越了“个体”的唯一性和绝对性，而凸显人与人之间的共同性与依赖性，是一种“正义之举”。而动物群体意识到了其行为的“善”，因此纷纷追随它的脚步共同寻找红花，这也为追求集体利益和“共同体的善”提供了可能。然而，鸟对红花的描述从一开始便出现了偏差。在它的描述中，红花的茎杆被忽略，叶子和花瓣的数量被削减。随着询问次数的增加，鸟的记忆中只保留了大致的颜色和形状。所谓“红花的特征”几乎完全背离了红花的真实模样。然而，正是上述“无心之举”将共同体引至错误的方向。

不同于鸟的“无心”，猫头鹰的荒唐行为则是有意而为。事实上，猫头鹰的属名源自智慧女神雅典娜。作为其爱鸟，猫头鹰时常作为圣鸟站在女神肩头、陪伴女神出现。《荷马史诗》曾记载，雅典娜派遣的鸮鸟为“夜色迷茫”中的希腊英雄送信，并以猫头鹰的啼鸣带给战士们光明和力量 [2] 。然而，短片中的猫头鹰则截然相反。当老鼠在法庭上提出异议，作为法官的猫头鹰非旦没有仔细聆听老鼠的陈述，而是表现出对此毫不在意的神色，甚至在严肃的法庭上打起了瞌睡。它的失职行为远非如此。面对老鼠的坚决抗议，它一改往日的同时眨动又眼，而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做出定论。面对最终的判决，它将手里的电话本倒着翻起，大声对照宣读。上述种种描述使猫头鹰的形象尽显讽刺意味。

“领袖”和“法官”本应通过法律、制度以及道德的约束机制来实现成员行为的确定性和共同体的“赏罚机制”，它们应在“合理预见、预期基础之上作出恰当的行为选择，以减少或免除因不确定性而产生的失德行为” [3] 。然而，它们并未以“惩恶扬善”的道德判断保证共同体内部的伦理秩序，而是以无心、无视甚至有意而为违反了赏罚机制遵循的行为标准，从而破坏了伦理框架的约束性，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因此，共同体的存在势必无法维系和延续。

在勒庞看来，共同体中的成员“漫游在无意识的领地，他们会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对理性的影响无动于衷。他们丧失了生物本应持有的激情和批判能力，除了极端轻信再无别的可能”( [1] , p. 18)。短片中动物群体的诸多行为恰恰体现了上述“无意识的漫游”。在不断的询问中，鸟对红花的特征描述已逐渐背离其原本的模样，本应拥有理性的动物们却从未对错误的出现有所质疑。其行为初衷似乎是正义的，但就其意识而言却是“未经理性的思考和审慎的判断” [4] 。

它们首先表现出的是“服从性”，这种“服从”并非指令下的服从，而是自愿的服从。无论作为领袖的鸟说什么，动物群体都默认其是正确的。当鸟不顾红花主人老鼠的反对，仅以形状和颜色类似便错将鸡冠当作红花时，动物群体并未反对、质疑甚至发声，它们如同被催眠一般，用盲目代替了思考，将集体幻觉当作了自己的意志决定，“本能的”忽视了鸡冠与红花间的差异。此外，动物群体表现出了“排他性”，即行为开始仅受本能而非理性支配，而变得不受控制、残暴且狂热，进而开始排除“异己”。法庭上面对老鼠的异议，它们以“嘘”的动作予以回应。面对老鼠的坚决抵抗，它们残忍地从其身体上踏过。这种排他性宣告着动物群体的重要性，但也给群体之外的动物施加了压力：若不想被排除于动物群体之外，就不能独立思考，就必然丧失判断，就只能在盲从接受的状态下成为其中的一员。

尽管动物群体富有正义感，试图通过共同的努力帮助老鼠寻回红花。但丧失了理性与自主思考的它们变得盲从，对鸡冠与红花之间的事实差异视若无睹，把歪曲性的想象力所引起的幻觉和真实的红花混为一谈( [1] , p. 19)，加之数量上的优势，动物群体在扩张中逐步产生激愤状态，进而演变为疯狂，并完全陷入了“集体无意识”之中。

短片的第一幕从老鼠开始。一只老鼠因为丢失了心爱的红花而悲伤至极，它坐在路边伤心大哭，哭声引来了觅食途中的鸟。老鼠向鸟讲述了红花的来历和遗失的过程。鸟听后，眼神中闪过一丝坚定，便牵起老鼠去寻找红花。寻找红花之路并非一路平坦，而是布满荆棘。一路上，两个伙伴边走边问，但是其他动物表示都未曾见过老鼠丢失的红花。但得知消息的动物们并没有袖手旁观，而是纷纷加入到寻找红花的队伍中来，形成了“寻花共同体”。它们有着不同的职业、性别甚至种群，但它们有着共同的情感和目标。在寻找红花的路上，它们放弃了自身的工作、个性甚至改变了原有的意识和价值，而将帮忙“寻找红花”作为此刻的道德共识。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道德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式，它往往产生于主体在共同体生活中的劳动过程。只有生活在共同体中，有了成员之间的彼此合作，才有可能萌生道德。换言之，道德一方面源于“自然”，即通过群体性的劳动，如生产、劳动等，将主体自身与外部世界相互连接起来，并以此推动主体的语言、行为和合作能力的发展，从而使主体获得了意识和行为中的道德观念；另一方面，在共同体的内部，原本的成员关系也被重新建构，如原本的“亲亲”关系会被技术共同体、精神共同体所取代，并进一步发展至语言、意识的同向而行，从而形成意识上的道德，即共同体的道德文化 [3] 。短片中，在“寻花之路”上聚集了诸多动物，尽管它们物种不同，但它们有着共同的关注点和心理诉求——即帮助老鼠找寻红花。尽管没有任何奖赏和惩罚，他们依旧以此“正义之举”作为共同体的价值和行为规范，确立了对彼此之间的信任，也以此形成了共同体内部基本的伦理秩序和准则。

和谐的“寻花之路”并未持续太久。在经历一番探寻后，瓢虫给出了红花的线索，动物们在它的带领下来到了鸡的门前。当看到红色的鸡冠和其类似花朵的形状，动物们便立即认定找到了“红花”。正是这所谓的“红花”打破了寻花共同体原本确立的信任、秩序与准则。

在原本以“亲亲”而形成的“自然”世界中，主体往往以共同生活、相似经历、共同言说与行动构成了日常行为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主体有着相互理解与价值共同，有着自己拥有也坚信他者同样拥有的道德自律。然而，当从“自然”世界走向共同体之中，这种自律性会随着行为的不断扩展而逐渐弱化。随着不断的询问，动物们对于红花的描述逐渐偏离了其本质，从七片花瓣、一根茎杆和一片叶子变为六片花瓣。除了花瓣数量的减少，其茎杆、叶子上的特征也被直接忽视 [5] 。当发现所谓的“红花”时，动物们蜂拥而上，意图将鸡捉住，即使老鼠试图上前阻拦，它们仍一意孤行，甚至从老鼠身上踩踏而过。可见，当每一个社会个体独处的时候，往往能够保持自我的理性与克制；一旦无数个体汇入共同体的洪流之中，个体原本的理性意识会瞬间丧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盲目的、原始化的、情绪性的心理状态 [6] 。换言之，此时的动物们已经被盲目与情感冲动冲昏了头脑，而无法以自律保持理性与克制。在狂热情感的驱使下，“共同体”中参与者的数量赋予了动物们行使正义的权力。而它们却放弃“思考”，完全无视鸡头与红花的之间的显著差异，仅凭“满腔热血”便试图让鸡遭受无妄之灾 [7] 。

按照荣格的观点，“集体无意识”源于“人类心灵最深处，它是一个超越所有文化和意识的共同基底，所有意识和无意识现象都从集体无意识中生发出来” [8] 。可见，这一概念的提出为发生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看似毫无联系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提供了解释的义理，也为人类拥有“共同心理”这一客观现实提供了解释的可能性。荣格曾以“岛”为喻，对“集体无意识”概念进行阐释：处于水面之上的小岛是人们所能感知到的意识，由于潮起潮落而时显时隐的部分，即为个人无意识；而隐蔽于海底的部分是作为岛的基床，这便是所谓的“集体无意识” [9] 。荣格意义上的集体无意识“并非来源于个人的经验，并非从后天中获得，而是先天存在的” [10] ，它并非“个人的私事”，而是一种区别于独立个体的、群体性的、普遍性“社会现象” [11] 。换言之，“它有着超然于个体之上的共同心理基础，因而适用并普遍地存在于每一个人的身上” [12] ，通过“人格面具”、“阴影和自性”等方式，集体无意识“从压抑与被遗忘中”走出，汇聚成为显性的力量 [12] 。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当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人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趋向同一个方向，而自身自觉的个性消失了的时候，一个“心理群体”就产生了( [1] , pp. 49-50)。

当动物们将本应无辜的带至法庭，动物们以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将鸡砍头的决议。当老鼠提出异议，明确表示鸡头并非红花时，其余动物仍不愿改变，甚至以“嘘”的动作让老鼠闭嘴。它们以不愿被质疑和不接受异议的偏执与专横，砍下了鸡冠，使老鼠寻回了“红花”。对于法庭上的动物们而言，它们扮演着“共同体中的一员”，这显然是一种对自身有利形象。这种形象保证了它们能够异于“非共同体成员”而得到“社会的承认”。因此，它们将自身的个性隐藏于“人格面具”之下，放弃自身的观念去迎合众人。“作为‘真理’的意识形态如同掌控群体心理的魔法一样使个人如同波浪里的水滴，失去了自我控制力，只能随着群体的波涛肆意汹涌” [13] 。

当判决执行结束之后，动物们鼓掌、握手、拥抱庆祝它们伸张的“正义”。而寻回“红花”的老鼠却满怀失落走在回家的路上。于它而言，这一“鸡冠红花”过于沉重，已然成为它精神上的重负，映照着它沉重、愧疚且悲哀的心。悲剧业已造成，无法挽回，曾经挖走红花而留下的坑成为安葬鸡冠之地。至此，短片的画面从彩色转至灰冷。

对理性的推崇被认为是“古希腊哲学留给西方哲学的宝贵遗产” [14] 。柏拉图曾将人的灵魂划分为理性、欲望、情感三个部分，并强调理性的主导地位。他强调，三者之中唯有当理性占据主控地位时，灵魂才处于“正义”之中 [15] 。

在“寻找红花”的过程中，无论是热心却鲁莽的鸟，还是荒唐的失职的猫头鹰，抑或正义但无思的诸多动物，它们在无心或有意之中，将“寻找红花”的正确之路引向它处。它们皆因丧失了理性而变得盲从且偏执，冲动且轻信，直至成为扭曲真相、漠视真相的“帮凶”。无论是对于个人而言“做符合德性之事”，还是对于群体而言“各尽其责、互不僭越”都需要理性的主导和规划。理性保证了德性的凸显，也保证了群体行为的内在合法性。那么如何将理性置于灵魂的主导地位？康德认为，柏拉图的“理性”更多停留在感性需求的层次，而更高层次的理性应该是先天的道德法则，是“纯粹实践理性对意志的直接规定，无须考虑爱好或欲求的倾向” [4] ，是一种仅与自身行为相关的自律。对于动物群体而言，所谓“道德法则”即为人人的“各安其职”。换言之，老鼠应保有勇敢、寻找真实；鸟应保持热心与真诚；猫头鹰应始终严守法律与准则。人人怀有自律之心才能保证动物群体的“秩序井然”，才能维护群体的和谐与正义。

“明智”一词源于亚里士多德。在他看来，明智的人会对一切都“考虑得好”。明智的行为是基于对实践中可变事物的考量和思虑。面对动物群体在寻找红花的过程中面对的诸多可能性，怎样才能找到道德上的合法性？如何做才是“明智的行为”？亚里士多德强调“适度”，即避开两个相对极端的行为；同时，借助快乐与痛苦的经验找到对自身而言易沉溺于其中的事物，并不断将自己拉向相反的方向；此外，要警惕能够为人带来快乐感受的事物，克制快乐有助于我们选择适度。可见，明智被理解为“因时因地制宜”，即基于“善”的目的，根据具体情境做出正确的判断。

作为寻找红花的发起者和实践者，老鼠应勇敢地再现红花的真实模样，排除万难，坚守自身的群体中的主体地位；作为群体的领袖，鸟应保持最初的热心激昂，用理性判断是非，带领动物群体走向正确的方向；作为法官，猫头鹰应细致耐心地听取每个人的意见，尽职尽责，做出符合事实的判决。在保持道德的自律的基础上，动物群体中的每个人都将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轻信、不盲从，从而圆满完成寻找红花的任务。

《寻至红花》的故事亦可看作是现实生活的缩影。“寻找红花”一事正如时常暴发的热点事件，动物群体如网民群体一般对其有着狂热的关注。他们并不关注、不了解甚至不知晓“红花”的真实模样，即打着“伸张正义”的幌子进行实质为“网暴”的狂欢。如同鸟一般热心的“领袖”有着较强的煽动性，他的言论和意见可能招致一群志同道合的“群体”，并将不明真相的他们引向了错误的方向。他们跟动物群体一样，往往未经理性的审慎思考，而仅被激情和欲望驱使，便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谴责所谓的不公平、不公正现象。

事实上，传统意义上的“信任”是指“相信而敢于托付” [16] ，即“人们的一种理性化的交往态度，它往往基于主体对自身行为结果的预期” [17] 。然而，现代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它不仅消解了主体自身，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和限制了基于“预期”的信任机制。例如，群体中的匿名性使个体在交往中无法“透明”和相互承认；以技术作为中介使个体逐步成为虚拟群体中的一份子，而打破了真实性。当每个人都可以肆无忌惮、不计后果甚至违背事实地表达观点和看法时，传统的信任根基会动摇、会改变、会丧失。面对现代社会信任的丧失，我们一方面要保持理性，独立思考，三思而后行；另一方面，要将“由外而控”的约束，即完善以“共同的善”为目的的社会制度，与“由内而发”的培育，即加强“信任”与“被信任”德性的培养有效地结合起来，使人与人之间彼此依赖、相互认同，使人们逐步走出技术世界可能带来的“孤独”，走入满眼尽是红花的美好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