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诗文中“远”频繁出现，如“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中的“远”到“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中的“远”。“远”在陶渊明的作品中有着特殊的意境与寄托，传达了他不同时期的人生追求。但现有研究中，对“远”的解读往往停留在静态的固有阐释，缺乏动态追踪其内涵演变的系统视角。

本文旨在通过将陶渊明诗文中的“远”放进陶渊明的人生时间轴，结合其家庭渊源、生活经历和作品的时代背景，剖析陶渊明诗文中的“远”在不同时期所蕴含的独特内涵，明晰陶渊明“远”中所反映的心态和追求的变化过程。“远”不仅体现了陶渊明人生发展的演变历程，更是陶渊明传达的一种处世哲学，蕴含着自我追求与社会现实平衡的宝贵智慧。对“远”的解析，可以为我们提供自我发展和社会适应的人生指导。

陶渊明在他出仕前的青年时期，“远”承载着积极入世的远大志向的意蕴。他早年受儒家思想的约束，在四十岁所作《荣木》一篇，序中写道“总角闻道，白首无成”，诗中则写“先师有遗训，余岂云坠！”可见学道和践行儒家学说的勇气和决心。何况年轻的陶渊明有“达则兼济天下”的远大志向，他曾在《杂诗》(其五)中这样写道：“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中“远翥”在《楚辞》中是这样表达的“鸾鸟轩翥而翔飞”可见陶渊明在青年时期是希望像鸟儿一样高高在天上飞翔到现在昔日雄心渐渐丧失，内心是有所郁结的。陶渊明又这样写道：“少时壮而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中“独行游”解释为独自远游，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满怀雄心壮志的热血青年，渴望在张掖和幽州这样的边陲重地去实现建立功业的远大抱负。

陶渊明出生在没落的官僚家族，他的祖父是东晋赫赫有名的开国元勋。但是陶渊明自出生经历“稚小家贫”的家族情况，在《与子俨等疏》是这样写到：“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又写“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絺綌冬陈”的贫穷家境，空空如也的饭碗和冬天也只能穿着夏天的单衣昭示着陶渊明生活的窘境，但是他依然拥有“含欢谷汲，行歌负薪”的积极心态。即使家道中落，陶渊明也没有荒废学习，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写道：“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陶渊明又写“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的读书类型，偏爱儒家的经典《六经》。陶渊明受到儒家思想和陶侃先祖的影响，他出则忠君爱国。陶渊明面对的是一个重视门第的东晋时期，虽然祖父陶侃是有名的名将，但名将之后的地位远不及名门之后，更何况轮到陶渊明时，家族早已不能和王、谢、桓、庾四大世家望族相比。陶渊明他渴望像祖父一样建功立业。他曾在《杂诗》(其五)中这样写道：“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可是当时动乱的东晋是否真正能承载住这位热血少年的“猛志”。

陶渊明心中有建功立业的远大志向，指导着他的行为。他重视立身处世的积极人生态度。即使东晋时期的政权早已处于皇权和世家大族的相互制衡和妥协的畸形发展，世家大族和皇权存在极大地利益冲突，同时这给出生于寒门且家境清贫的陶渊明极大的阻力，但他还是希望自己可以在动荡的东晋时期一展宏图，积极寻求入世机会。

陶渊明初仕是在太元二十一年(396)，还有一说是在太元九年(384)。走上仕途是因为迫于“亲老家贫”的现实生活的压力，同时不能排除陶渊明有“达则兼济天下”的远大志向。陶渊明内心正是因为有想要建功立业的愿望与社会现实的窘境以及政治仕途的契机重合在一起，他才会走上仕途。这一时期，陶渊明诗文中的“远”不仅承载着远大志向的意蕴，而且还承载着渐渐生出远离世俗的意蕴。

张德恒教授曾提出陶渊明首次出仕时间是任会稽内史、镇军将军王蕴的参军，时间在太元九年(384)，这时候陶渊明年仅20岁，同年王蕴卒，陶渊明失去官职回乡 [1] 。这从陶渊明所写的《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的“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心自得，屡空常晏如。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州。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的诗句中写了自己暂时栖身仕途，暂别田园，自己离家的孤舟渐行渐远，同时揭示了他失官归家的结局。又有一说，陶渊明初仕是在太元二十一年(396)，做江州祭酒，也是不久解归。

陶渊明在桓玄起兵时做参军的时候，他在《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写道“谁言客舟远，近瞻百里余。”这句表达诗人遥见家乡却只能静静等待的感叹，也写出了通往自己精神世界的道路也是困难重重。这里的“远”明显能感受到陶渊明想要回归田园的迫切心理，希望自己能远离世俗的枷锁。不久，这次仕途再次落下帷幕，陶渊明心中不免生出失落之感，陶渊明在人与社会现实关系之中，他不断处于矛盾之中，“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志气也在这做官期间渐渐被消磨，他也渐渐地向回归本真、自然靠拢。

那是隆冬五年(401)冬，因母亲病故回浔阳。在元兴二年(403)，写下了《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中“寒竹被荒蹊，地为罕人远。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复返。”意谓南亩因人迹罕至而觉其遥远，正是遁世隐逸的好去处，并且陶渊明通过躬耕田园体会到荷蓧丈人悠然自得的心情。又在《游斜川》写道：“气和天惟澄，班坐依远流……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的“远”是指那天的天气澄和下长长的河流的自由流淌和自己结束宦游的轻松的心情的契合和抛下一切的自由洒脱之感。其实“远”在陶渊明心理早已成了事实，远离世俗，反而使陶渊明有轻松的愉悦之感，将诗文“远”和自己的心灵达到了一种契合的状态。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明确写出“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的新生，“远风”不仅指和风，还指心理上的舒心。

先后出任过刘裕、刘敬的参军，直至出任彭泽县令。(陶渊明)素简贵，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义熙二年，解印去县，乃赋《归去来》。(《晋书·陶潜传》)，从此开启了隐居生活。这次写下了代表入仕和归隐的分界的一首诗—《归去来兮辞并序》，其中“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这句的“远”表明自己内心对没有在仕途越陷越深的庆幸和可以放下“心惮远役”的心理负担，回归“足以为酒”的自然生活。

在出仕宦游阶段，陶渊明在归隐和出仕之间反复横跳。这种矛盾产生的原因有很多。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带来的高贵和镇远相结合的旷远和祖父陶侃带来的出身寒微的人所有的质朴、有力的勤奋的这两种思想影响着陶渊明，并且陶渊明从小接受的就是儒家正统思想所提倡的“学而优则仕”，同时又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在他出任桓玄的参军，但桓玄在政治的争夺之中，成了政治的牺牲品。随后，陶渊明又出任刘裕参军。这两次的出仕也表明陶渊明有极大地政治热情，但是桓玄和刘裕的伪善的面目也让陶渊明的政治热情逐渐消失，但并未真正磨灭陶渊明内心的政治抱负，才会有之后出任刘敬的参军一事。

陶渊明在出仕和归隐之间徘徊，最终在这两者之间选择了归隐。在他《归去来兮辞并序》的小序中称自己的出仕是“心为形役”，从儒家“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的“夫子栖栖不已，知其不可而犹为之，亦是冀行其道而已”的入仕精神无法让陶渊明寻求到心灵和现实的和解，同时陶渊明选择顺应自然，去寻求自己内心真实。

陶渊明在他归隐时期，“远”承载着远离世俗，超脱生死的智慧并且展现陶渊明自己由向外去寻求和实现社会现实的社会价值转而向内寻求和坚守内心的本性的自我价值的转变。

与《归去来兮辞并序》有前后关系的是《归园田居五首》(选三)。其中陶渊明写了“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遵循个人本性的快乐的感受，并且描写“暧暧远人村，依依嘘里烟”的乡村平淡的生活到“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内心自白，同时也写出了躬耕田园的现实生活，如“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这是由内心的宁静和外界的安适交织所产生的最高境界 [2] 。再说陶渊明所写的《桃花源记》中“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通过对自然的描写并表达出自身对于理想社会的构建，陶渊明在诗中实现自然状况的精神超越，展现了他对人际交往的超越，想要过与乡亲们和谐的自然生活，也加深了与理想的内心世界的幻想以及拉近了自己与自然的距离，在想象中也摆脱了社会的束缚，实现自己理想社会的构建。

对于陶渊明而言，“远”朝堂，甚至对于“酒”都有远的情感。“远”“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连雨独饮》是陶渊明40岁在喝酒的时候所写，这时候他寄于酒而不滞于酒，他思考“运生会归尽”大自然的生死的规律，同时有“故老赠余酒，乃言饮锝仙”的说法，陶渊明通过“试酌”的举动，也感觉“百情远”，也进入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过去的陶渊明是“寄言酣中客，日没烛当秉”的醉醒之中，现在的陶渊明虽然是醉的，反而超然于“行止千万端，谁知非与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誉毁。”从而选择做一名隐士，淡薄名利。在个人与社会之间他选择了坚守自己的志节。再来说陶渊明最著名的《饮酒》(其五)这首诗中的“远”字是诗歌中的诗眼，正是因为“心远”才能感受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命意趣。陶渊明的笔下的“东篱之菊”的文学形象，其实也是陶渊明心灵创造的产物，更是展现了陶渊明中对自然的喜爱，东篱之菊不仅仅是田园的一处风景，更是陶渊明淡薄名利，愿一直生活在田园守住自己的一方净土的守志人生。同时“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中的“人境”即人世间，拉近了自己与远离朝堂尔虞我诈的社会的距离。“车马喧”不单单可以指向现实中的交通工具的往来，更可以指向仕途上的人际关系中的纷扰。在“人境”和“车马喧”的相互冲突下，“而无”则切断了“人境”和“车马喧”，更是将人生和功名利禄的界线划分出来。从“人境”一词中可以看出陶渊明不是说退到山野、田园的“地偏”造成的“无车马喧”。“地偏”的地理距离不足以抵消世人对功名利禄的热衷，而陶渊明比别人多了份洒落，多了份和解。陶渊明的心是真正地放下，才能身处世俗之地而不觉闹，这才真正能实现“忘”。“心远”是心灵的“忘世”、心灵上的“无我”。陶渊明身处于鄙弃世俗、崇尚个性自由的魏晋风度和丢不掉的“官欲”的伪君子，而超脱于魏晋风度，真正地从“远”到“忘世”的境界，此得益于守拙归真的执念。陶渊明回忆往昔的时候，写道：“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的经历，然后写坚守自己的本性，“身后名”对于陶渊明来说早已不重要，他选则自己对自己志节和本性的坚守。并且陶渊明对生死早有构建，如“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表明自己死后他与世界也要诀别，这时候的陶渊明思想超脱生死的界限，看透生命的本质。

陶渊明归隐的原因有三。首先，之前提到的受外祖父孟嘉的影响。其次，陶渊明自己提到的“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天性。最后，陶渊明在他时仕时隐的宦游时期，看透了官场上的腐败和黑暗。本来陶渊明是有“猛志”，但在一次次做官之中，在出仕和归隐的几经挣扎后选择了归隐，并且更加关注自己的生命的质量。

作为代表出仕和归隐界限《归去来兮辞并序》这首诗，陶渊明展现了自己“志”的改变，他从实现社会价值转向注重和坚守自己的生活质量和生命深度。他选择躬耕于田园去寻求内心的自在安适，自己“种豆南山下”，也不在乎“草盛豆苗稀”的现状。“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描绘了陶渊明躬耕生活的拮据，也不会改变自己的志气。陶渊明道得：“逝止判殊路，旋驾怅迟迟。目送回舟远，情随万化遗。”(《于王抚军座送客》)体现了陶渊明的坚守和选择，我的道路与那些人都不一样，只能由我自己走下去。在陶渊明心中，也自己构建了理想世界——《桃花源记》，这是一个没有朝堂的烦扰，每一个人都是“素心人”。就是因为田园中有许多的性情淳朴的人，陶渊明才愿意“结庐在人境”，躬耕既能感受自然的美妙和与“佳邻”的愉快相处。

李白对出世用世有着极其强烈的追求，在他看来人生的最高理想莫过于“如逢渭川猎，尤可帝王师”(《赠钱征君少阳》)；“壮士怀远略，志存解世纷。”(《送张秀才从军》)。“帝王师、解世纷”是李白所渴望实现的远大志向，这其中充满了他对儒学的传统和风尚的追慕 [3] 。陶渊明诗文中“远”在他不同的人生阶段承载的是不同的含义，从承载着积极入世的远大志向逐渐到远离世俗的矛盾，最后传达超脱人生的智慧的不同。二者诗文中“远”的概念表达的追求有所不同，陶渊明诗文中的“远”在对比下有其独特性。李白心怀远志，向往帝王师的境界，追求超越世俗的理想。而陶渊明的“远”则展现了一种超脱人世的境界。陶渊明的“远”并非追求出世的高度，而是在内心深处超越尘世，达到一种超然境界。这种“远”不同于李白的出世远志，而是一种超脱尘世的内心心性中的远。在陶渊明的诗文中，“远”是一种清净、超然、超越的精神状态，是对内心深处至高理想的追求。陶渊明的“远”是在对人生境遇的反思中逐渐升华的，从对世俗矛盾的挣扎到对人生本质的深刻体悟，是对人生真谛的追寻的独特的境界，超越了世俗功名利禄的束缚。这种“远”彰显了陶渊明诗文中特有的超然意境，体现了他对内心深处至高理想的追求。二位大诗人对“远”的诠释各具特色，突出了陶渊明“远”表达境界的独特性，体现了他对人生境界的深刻思考和表达 [4] - [6] 。

陶渊明诗文中“远”在他不同的人生阶段承载的是不同的含义，从承载着积极入世的远大志向逐渐到远离世俗的矛盾，最后传达超脱人生的智慧。探索“远”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一种处世立身的人生智慧。人生需要有梦想，即为立志，在志向的引领下，追求自我实现和社会价值是人生发展的重要动力。但人生之路会有坎坷，社会价值的形态并不单一，实现自我追求和社会价值需要根基于我们内心的自我和解。远大的志向、悠远的心境，是陶渊明所给予我们的宝贵财富，激励我们勇往直前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