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西尔在《人论》中开宗明义地提出“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 [1] 且指出哲学的最终目的是“欢享真正的自由” [1] 。两千多年来，人类文明的进程总是伴随着对自我问题的探究，思想家们也迸发出各异的灵感的火花。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便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迅猛，人类的知识已经积累到丰富的程度。然而在卡西尔看来，人类对自我的认识不但从完整性走向支离破碎甚至还深陷危机之中。

在《人论》第一章中，卡西尔就提出他对于人类认识向度的独特见解——“从人类意识最初萌发之时起，我们就发现一种对生活的内向观察伴随着并补充着那种外向观察。人类的文化越往后发展，这种内向观察就变得越加显著。” [1] 在卡西尔看来，即使早期希腊哲学表面上似乎只探究物理宇宙，然而他们也同样认为要先研究人的问题才能继续研究自然哲学。关于人的认识成为了早期希腊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

直到苏格拉底，人的认识开始成为指挥哲学研究的新的中心力量。虽然苏格拉底并没有给出过确切的答案，然而在他的言论中，我们仍然可以窥见其关于自我认识的见地。外向观察所代表的过去用于探测物理事物的经验观察和逻辑分析，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并不依赖面对面的与人来往，往往是一种好奇心的驱使和内在的思辨活动。内向观察虽然旨在认识自己，但苏格拉底却给出了全新的关于自我认识的方法：“我们绝不可能用探测物理事物的本性的方法来发现人的本性。物理事物可以根据他们的客观属性来描述，但是人却只能根据他的意识来描述和定义。” [1] 这种全新的认识方式也导致真理观的转变，真理从过去的专属哲学家的沉思转变成对话的产物。只有在与人的交往、对话中，人们才会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审视，人们才得以认识自我、窥见真理。哲学从原来的由好奇心驱使的向外观察和逻辑分析转变为由对话引发的向内审视——思辨的独白转变为面对面的对话。因此，在卡西尔看来，在“人是什么”这一新的理智中心下，苏格拉底所认为的人是“一个‘有责任的’(Responsible)存在物，成为一个道德主体。” [1]

斯多葛主义扩大了“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背景，将其放置于一个道德的、宇宙的及形而上学的背景之中。一以贯之的是，人类认识仍然是哲学研究的中心。斯多葛派看到的是一个独立的人所拥有的灵魂的内在向度，因此自我质询成为人的特权及首要职责。自我质询是理性对自身的反思，要求人通过理性对自身进行质询、反思。只有运用超越感官的理性，人们才能找到生活的真正价值，才能发现世界的真、善、美。只有通过自我质询，人才能发现真理，通往自由。在这一点上，斯多葛学派继承了柏拉图的观点，强调了理性对于人的重要性，人的独立性也在于其拥有理性。因而在卡西尔看来，斯多葛学派的理论使得人既感到与万物和谐，却又因道德而与万物有别。在这一意义上，人成为拥有道德意识的道德主体。

然而斯多葛学派所维护的人的理性，却被基督教看作人最根本的错误。虽然宗教也曾宣称认识自我是人的基本职责，和希腊哲学一样注重研究人的问题。奥古斯丁所批判的是那被捧为最高力量的人的理性。由于伊甸园中亚当的堕落，本来与上帝同型的理性，被人类的自负所遮蔽。人类走向了上帝的对立面，丧失了认识自己的能力。如果人想要再次获得原初理性，就只能依靠上帝的恩赐，是人类的自以为是遮蔽了那能认识自我的理性力量。

既是几何学家又是神学家的巴斯噶同样认为理性的作用有限，且开始为人类理性划清界限。但他又和苏格拉底一样认为物理方法并不适用于人类自我认识，因而他从认识论角度出发探讨认识，提出“几何学精神”和“微妙的精神”。几何学精神用以探测事物本性，通过逻辑推演把握世界的规律，把握原理的明晰性，找到世界的普遍法则。“几何学精神”是人类理性发挥作用的地方，关于认识的真理需要从几何学中获得。巴斯噶肯定了“几何学精神”和人类理性的作用，同时也指出其局限性。“几何学精神”只能用于研究物理事物，它在研究抽象科学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价值，但它却不适宜建立起人的科学。因为几何学精神并不能认识到人的本性、人的心灵的“丰富性、微妙性、无限多样性和多面性” [1] 。巴斯噶认为人自身的生活、生存、当下状态以及存在才是最为重要和永恒的问题。“因此，数学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学说、一个哲学人类学的工具。” [1] 。在卡西尔笔下，与同质的、有规律的物质对象不同，人之为人就在于其矛盾性。而这种矛盾，恰恰是几何学精神所无法认识的。在巴斯噶看来，只有宗教才能解开人的秘密，人同上帝一样隐秘而晦涩。

人类自我认识的危机在近代开始显现。由于哥白尼日心说的出现，曾被看作宇宙中心的人跌落神坛，引发了人类理智危机。为此十六世纪和十七各种形而上学和科学共同联合起来应对这一挑战。然而他们却开始将科学精神当作哲学精神，“关于人的一般理论的探究，现在是以经验的观察和普遍的逻辑原理为根据了” [1] ，伽利略、笛卡尔、莱布尼茨、斯宾诺莎开始以数学理论为基础，建立起新的“人类学哲学” [2] 。在他们看来，只有数学理性才能抹除人类中心主义这种错误的偏见，从而真正地理解宇宙秩序和道德秩序。在这里，哲学的终极问题——存在问题开始被数学思维所代替。

当十九世纪生物学思想居于高位时，人类自我认识的危机开始真正显现。达尔文进化论的出现，为关于人的问题奠定了新的牢固的基础。与亚里士多德不同，达尔文开始从质料上给予人的问题以新的答案：作为高级动物的人，与其他有机生命一样是在不断进化过程中产生的。然而，进化论却无法解释诸如人的精神、思想、灵魂等人的本质性问题。即使丹纳希望像研究昆虫的进化那样去研究人的精神世界的进化，这样尝试无疑是失败的。同样，尼采、弗洛伊德、马克思都企图凭借自身的理论来攻克有关人的问题所面临的难题。但所有这些理论均是将经验事实纳入预先设定好的模式当中，未曾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近代哲学家们对“人是什么” [3] 的问题的解答都是基于将人的本质当作一种想象中的实体，这也是卡西尔所说的“所有这些理论的主要目标是要证明人类本性的统一性和同质性” [1] 。然而，早在巴斯噶那里就有说过“人根本没有本性——没有单一的或同质的存在” [1] ，近代关于人的问题的解答却与古时背道而驰。因此在卡西尔看来，人类自我认识的危机因近代科学思想蓬勃发展而出现，“由于这种发展，我们近代关于人的理论失去了它的理智中心。……当这样一种能够指挥所有个别的努力的中心力量不再存在时，这个问题的真正危机出现了” [1] 。

“在知识和探究的所有不同分支中，人的问题的至高无上的重要性仍然能感觉得到。但是一个可为人求助的公认的权威不再存在了。” [1] 丧失了自身中心位置的人，对自我认识的相对性开始凸显。各种思想的对立，威胁着我们伦理和文化生活的全部内容。虽然近代科学技术和各种思想都产生了巨大的进步，但人类的自我认识却深陷危机。

“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 [1] ，即便是怀疑一切事物普遍原理的怀疑论者，也同样认为认识自我是重要的认识向度。因为人们只有通过认识自我才能打破锁链从而走向自由，走向真正的存在。

纵观哲学史，在卡西尔看来古代哲学拥有深刻的统一性和绝对的连续性。不仅是由于“人的问题”始终贯穿古代哲学的发展，更由于向内观察和向外观察两种认识向度并行不悖地发展。向外探索旨在解决人类生存中的实际生活问题，早在亚里士多德的生物观那里就初现该倾向“如果我们接受了这种生物学的观点，我们就会认为，人类知识的最初阶段一定是全部只涉及外部世界的，因为就一切直接需求和实践利益而言，人都是依赖于他的自然环境的” [1] 。若仅从实践意义上探讨，古代哲学的向外观察同近现代科学技术一样，是为了直接解决人的需求。然而在古代哲学中，外向观察总是伴随着内向观察，物质生活也总是伴随着精神生活。但在现代科技的发展中，达尔文生物学的出现消除了物种之间的差别，人不再是那个特殊的存在，甚至开始将人物化、公式化以寻找人类本性的同质性。人的精神生活也不复存在而是被还原为物质生活。那么此时的人，仿佛只是一个纯粹的物质存在，失去了他的灵魂。

苏格拉底一再强调用于研究普遍事物的方法不能用于研究人类。巴斯噶所区分的微妙精神和几何学精神是对苏格拉底话语的进一步解释，更充分地认定了事物的特性是通过逻辑推演和经验观察而得来，而人类身心变化的微妙性、人类生存的多种样态、人性的多面及矛盾都证明人是不能被套入几何学的模套之中，更不能被抽象为同一本质，只能通过了解人的生活和行为来认识人的微妙性。因而，卡西尔也表达出他的观点：“哲学家无权构造一个人造的人，而必须描述一个实在的人” [1] “人根本没有‘本性’——没有单一的或同质的存在” [1] 。因此，在人身上，是决不可能找到什么统一性或纯粹的物质性的，人是一个矛盾性的存在。

宗教认识到的就是这样矛盾的人——堕落前的人和堕落后的人。在奥古斯丁看来，人的原初状态与上帝不相上下，然而这一切由于亚当的堕落而丧失了，堕落后的人拥有的理性也无法凭借自身找到回返之路。在希腊哲学中，一直都重视理性的力量。从苏格拉底开始，对于理性的理解就发展出两种不同的方向。一种方向是具有原初力量的理性亦即堕落前的人所拥有的。哲学家们能够正确地摆放理性的位置，认为理性就是为了认识超越性的来源而存在。因为原本人的心灵就是和神的本相一样纯粹的，只有认识到人的来源才能真正地回到存在之中，享受真正的自由。而另外一种方向过度地强调了人的理性，亦即堕落后的人所拥有的。就如斯多葛主义将理性的力量捧为人的最高力量，过于强调人的独特性。奥古斯丁所批判的就是这样一种被捧为最高力量的理性。宗教和哲学都在寻找那个终极的存在，基督教更强调人是来自存在的。然而由于有的哲学过于夸大理性的作用，导致人的眼中没有比它更高的存在，这也导致了后来人类中心主义的出现。自这里伊始，我们也可以看到人类自我认识的危机早已暗中埋下伏笔。

而这样的堕落后的人，在奥古斯丁看来只有通过上帝的特殊启示才能回返到原初状态。这样一种特殊的神明启示即模糊掉存在者的边缘而体验到万物一体。因此，在卡西尔笔下的奥古斯丁看来，因为人类的自负，理性成为最成问题的东西；又因为理性被人们衍生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向却又统一于一个词下，理性就成了最含混不清的东西。由于堕落后的人，只能认识到世间的存在者，无法像堕落前的人一样认识到那个更高的存在，人类自我认识的危机也由此产生。十七、十八世纪科技发展而带来的人类自我认识的危机同样也是如此。而理性的这种分裂性也就是产生这场危机的根源所在。

“因此可以说，宗教是一种荒谬的逻辑；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把握这种荒谬，把握这种内在矛盾，把握人的欢享中的本质。” [1] 宗教的荒谬就在于认为现在的人只能认识到那堕落后的人——作为存在物，只活在存在者中的人。而宗教还能认识到堕落前的人——作为存在者，活在来源中，还具有认识来源的能力的人。因而人类自我认识危机的实质就是人类丧失掉认识来源的能力，只能将自己禁锢于物化中，像机器一样认识自己。

哲学的基本问题本就是形而上学的、存在的问题。而近现代以来的科技的发展，却与古典哲学时期的任务背道而驰。人类认识开始产生偏离，科学的方法成为主导且被应用于哲学，人文学科式微。科学的方法抹杀了人的特殊性，人不再活在存在中，而变成了一个物。也可以说，这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谈论的两个世界的断裂。经验的认识下降为哲学的认识，而以经验的认识所能观察到的只是柏拉图口中的感官的可见世界。然而，只有可知世界，对来源的认识，对形而上学的认识才属于哲学。近代由于科学的方法被应用于哲学，将对存在者的认识当成过去哲学透过存在者追问存在这个基本问题的认识。人类的自我认识偏离了原本的轨道，产生危机也就不足为奇。

在古典哲学时期，认识自我是一种综合性的活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认为，人类的认识不仅仅是对外部世界的理解，更是对自身存在和意义的探讨。他们强调理性和实践的结合，认为通过理性可以通达形而上学的真理，而实践则是对这些真理的具体实现。进入现代哲学时期，特别是随着笛卡尔的出现，理性逐渐被过度强调。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将理性作为唯一的认识手段，忽视了人类认识的其他维度。这种方法论上的变化导致了认识的碎片化，即人类开始将认识活动割裂为单一的理性活动，忽略了情感、意志和实践等其他重要方面。

近代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实验科学的兴起，使得哲学逐渐向科学方法看齐。科学方法强调经验和实证，通过观察和实验来获取知识。这种方法在自然科学中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在应用到人类自身的认识时，存在局限性。它忽略了人类作为主体的特殊性，无法全面揭示人的存在意义。现代科学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逐渐排斥形而上学的研究。科学家们认为形而上学的问题无法通过实证方法解决，因此对其失去了兴趣。这种态度使得人类认识逐渐脱离了对终极意义和本质的探讨，转而集中于具体现象的研究，导致认识的片面化和表面化。

教育也越来越强调实用性和职业导向，忽视了哲学和人文学科的培养。学生们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更多地被训练成具备实用技能的“工具”，而非能够进行深刻思考的“人”。这种教育导向使得人们的认识变得狭隘，缺乏对自身存在的深刻理解。

随着世俗化进程的推进，传统的宗教和哲学逐渐失去了影响力。人们更多地关注物质生活和世俗成功，忽视了精神生活和形而上学的追求。这种文化氛围使得人类的认识停留在表面，无法深入到对自我和存在本质的探讨。在作品中“个人的因素变得越来越盛行” [1] ，在失去了一个统一的“理智中心”——形而上学的追求后，各种思想文化逐渐走向对立，这种混乱的局面让哲学更加走向碎片化。哲学家们开始将人物化，想要寻找让意志机器得以开启的传动力，他们所能探讨的只有经验事实，这一切都违背了古典哲学的统一的行进方向。

因此，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这场人类认识的危机根源在于这几个方面：理性被视为认识的唯一手段，使得其他认识方式(如直觉、情感、信仰)被忽视。这种单一的认识方式无法全面揭示人的存在，导致认识的局限和片面。形而上学研究被边缘化，导致人类对存在本质和终极意义的追问被搁置。没有形而上学的指导，人类的认识只能停留在现象层面，无法深入到本质。科学方法在认识具体事物时非常有效，但在探讨人类自身存在时却显得力不从心。它无法解释人的精神和文化内涵，只能揭示物质层面的规律。

既然科学技术的发展仍然让我们在“一大堆似乎缺少一切概念的统一性的、互不相干的材料中迷失方向” [1] ，我们是否能够走出这一困境，重新去追求那真正的自由呢？

在科学方法被应用于哲学的今天，首先我们应为科学划界。科学方法强调经验和逻辑，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物质世界，但卡西尔指出，这种方法在理解人类自身的存在时是有限的。科学方法应当被重新定义，不仅仅是对具体现象的研究，还应包括对现象背后意义的探讨。这样，科学方法可以被整合到更广泛的哲学框架中，成为理解人类存在的一部分。

恢复人文精神传统，为人类的精神、灵魂留下一隅之地。科学和人文应当是互补而非对立的。科学方法帮助我们理解物质世界；而人文精神则帮助我们理解自我存在。通过科学与人文的对话，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可以避免片面性认识，促进对人类存在的全面理解。

形而上学传统的丢失，人类不再关注灵魂的安定，也不再去寻找真正的自由，迷失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中。因此还需要恢复对人类存在的形而上学追问。卡西尔在第一章中强调，形而上学研究是哲学的核心，能够提供对人类存在的深刻理解。回归形而上学意味着重新追问存在的根本问题，关注人的终极目的和本质，而不仅仅是对具体事物的经验性研究。形而上学研究强调综合性认识，即对人类存在的认识需要内外兼修。哲学家不仅需要关注外部世界的规律，更需要探讨内在精神和自我意识。这种综合性认识能够帮助人类重新找到自我，避免认识的碎片化。

教育是塑造人类认识的重要途径。走出认识危机也需要通过教育的转型，重新强调人文精神和形而上学研究。教育不仅应传授科学知识，还应培养学生的哲学思维和人文素养，使他们能够全面理解自我和世界。除了教育，文化也是塑造认识的重要力量。提升人们的文化素养，鼓励多元文化符号的发展，可以帮助人们在多维度上理解自身的存在，从而走出认识的危机。

卡西尔在《人论》第一章中通过回顾哲学史，指出了认识危机的根源在于理性和科学方法的过度应用。要走出这种危机，需要重视和协调多元文化符号系统的发展，重新定义科学方法，恢复对人类存在的形而上学追问，并通过教育和文化的转型，重新构建对人类存在的全面认识。这些策略不仅在哲学层面具有重要意义，也在实际生活和社会发展中具有深远影响。通过这些努力，人类可以从认识的碎片化中走出，重新找到自我，建立起对自身存在的完整理解。人类就可以恢复以往那能够认识来源的能力，重新去认识存在，重新去寻找到真正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