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释组织行为的研究中，制度理论的身影无处不在。所谓制度，是一种“人为设定的游戏规则” [29] ，或者“受规章、规范及认知体系制约的结构和活动，这些结构和活动使社会趋于稳定，使社会行为产生意义” [30] 。各种制度可以划分为正式和非正式两大类。其中，正式制度包括法律、规章和规则等内容，非正式制度包括规范、文化和道德规范等内容。通过强制性(Coercive)、规范性(Normative)和模仿性(Mimetic)三种压力，制度影响并塑造着企业行为 [31] 。强制性压力来源于企业所依赖的其他组织对其行为的规制和调节，它一方面表现在政府政策和法律法规的要求，另一方面则体现为社会公众对企业运作的某些期待。规范性压力则来自于企业专业化、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有关商业活动的规则、价值观、假设和信念的扩散，常常表现为企业会遵循某地区、某行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不成文规范。模仿性压力源于信息不对称问题。为了在外部信息模糊的情况下以最小成本做出较为稳健的决策，企业会有意识地模仿同群企业的行为。上述三种制度压力是的结果是导致组织趋同(Isomorphism) [31] 。

是否妥当地处理三种制度压力、满足制度要求，决定了企业能否拥有生存、发展和繁荣的“合法性”。对于合法性概念，Suchman曾做出如下经典定义：“在特定的信念、规范和价值观等社会化建构的系统内部，对行动是否合乎期望的一般认识和假定 [32] 。”既有文献在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时的模仿现象进行解释时，也大多从合法性角度出发。就强制性压力来说，除了政府政策的要求之外，社会公众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也抱有越来越高的期待 [33] 。就规范性压力而言，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以各种形式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和可持续发展报告，履行社会责任逐渐成为一种行业规范。从模仿性压力来看，企业在多变的商业气候和复杂的竞争环境中，面临履责成本和履责收益的权衡这一现实问题，往往难以确定履行社会责任的“最佳实践” [22] [34] [35] 。这种情况下，模仿多数企业的努力水平，除了能达到公众的普遍期望以外 [36] ，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经理人能力的不足 [6] 。上述三种压力促使企业群体在履行社会责任时表现出个体间模仿和群体内趋同，并且制度压力的大小会决定模仿行为的强度和群体趋同的程度。后文中对群体影响边界条件的探讨也是基于这种观点展开的。

但是，仅仅用对合法性的追求解释履责同构会模糊企业背后的主观动因 [35] 。比如部分企业为了自身声誉和向外界发送良好信号会选择“应试性履责”，甚至将履责结果同履责行为相分离，仅仅在“仪式上”遵从制度环境 [37] 。这些事实说明，企业履责中的模仿行为不仅是对制度压力的被动回应，也可能是追求其他方面利益的主动选择。

过去的研究表明，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企业寻求其他方面的好处。以慈善捐赠为例，高勇强等人发现我国民营企业的捐赠行为是一种实施差异化战略、掩盖自身经营问题、应对工会压力的手段 [38] 。而从资源获取的角度看，慈善捐赠能够成为企业取悦政府的一种“政治献金” [39] [40] 。李四海等人将这种现象概括为企业履责中的寻租行为 [41] 。这种寻租倾向不但适用于盈利企业，而且适用于亏损企业 [42] 。

就更积极的一面来说，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本身就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投资。对企业履责和财务绩效的相关性分析显示，在特定情况下，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和经营风险的降低 [43] 。还有研究发现，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企业创造良好声誉，并向外界发送有关自身经营的积极信号 [2] 。如果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人们会发现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改善竞争环境、构建竞争优势最具性价比的举措，因而履责具备很强的战略属性 [3] [4] 。

履责能够创造竞争优势，这一点解释了为何面临合法性压力的企业会在CSR领域进行实质性的投入，而不仅仅是在仪式上追求社会的认可；也解释了为何部分企业的投入与其所受的制度压力大小并不相符。与制度理论下的模仿性压力不同，竞争理论认为尽管为了降低信息搜寻成本，企业可能会模仿群体内其它个体的履责行为，但模仿的对象取决于市场竞争的实际需要。根据自身对制度环境的理解和市场竞争地位的判断，企业会采用“合乎情理”的方式模仿同类组织的做法，而并非盲目地跟从群体中的领先者或是多数人 [44] 。这既是履责中频率模仿和特征模仿往往同时存在于一个群体内的原因，也是理解企业规模、财务绩效、股权性质、信息获取能力等因素对群体影响的强度产生调节作用的关键。

既有研究认为企业规模对群体影响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也即企业规模越大，群体影响越明显。这是因为大企业更容易吸引公众和媒体的关注，在履责时往往被寄予更多的期待，因此面临更强的制度压力 [45] ，这加剧了他们模仿同群企业行为的倾向。不过有关大企业履责背后的竞争性因素，相关探讨不够充分。

不同股权性质的企业在信息搜集、资源获取、公众关注度、政策约束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国有企业由于官员升迁压力、政府政策等，面临的履责压力较高 [23] 。但另一方面，由于政府保护等因素，国有企业面临的群体内竞争压力较小，履责往往更多服务于政治目的 [46] 。前一种解释中，国有企业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时更容易受到群体的影响，后一种则引致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财务状况的好坏决定了企业支配资源的多寡和风险抵御本领的强弱。财务绩效出色的企业不仅在探索“最佳的履责水平”时拥有更多的容错空间 [34] ，而且在通过履责构建竞争优势方面要求较低。这种特点使它们在做出履行社会责任的投入决策时能够保持较高的独立性，不易受到群体影响。

市场地位体现了企业竞争实力和抵抗外界压力的能力，反映了其处理利益相关者诉求的成熟程度。王新成和李垣认为，市场地位较高的企业建立了更加牢固的合法性基础，可以有效抵抗群体内其它企业的履责同构压力 [47] 。但张群祥和潘奇认为，由于市场地位较高的企业面临更小的竞争压力，所以无需通过模仿其它企业的履责决策来打造良好声誉、优化外在形象，因而受到的群体影响较小 [48] 。二者通过实证检验得出了完全相左的结论。

根据高阶梯队理论，CEO对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49] 。是否拥有主导权，决定了CEO在履行CSR时是否表现得更为积极，也决定了组织对外制度压力的理解和应对 [50] 。采用这种思路，张慧和黄群慧发现CEO是否拥有主导权对三种制度压力下的同群影响存在差异。主导性CEO对于由强制性和规范性压力引发的同群影响起到的是正向调节作用，而对模仿性压力引发的同群影响起到的是负向调节作用 [51] 。但对于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他们并没有给出有力的理论解释。

以上企业层面的边界条件如 表1 所示。

王新成等人认为，对于企业的竞争者和合作者，地理距离在同群影响上会产生不同的调节路径 [47] 。合作者之间需要保持战略匹配，以维持合作关系稳定和保证合作绩效。由于地理距离的增加会加剧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和彼此关系的不确定性，企业需要同合作企业加强其它方面的合作以维持社交合法性(比如捐赠)。这种情况下，企业履责受到的合作者影响会随地理距离的增加而增加。而竞争者的影响之所以会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而减弱，是因为随着地理距离变远，企业感受到的竞争压力下降，同时由于信息不确定性的增加，模仿竞争者的难度随之上升。

根据前文的分析，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构建竞争优势的一种手段。竞争强度越大，企业越有可能模仿多数企业的履责决策，以求以尽可能少的信息搜集成本避免竞争劣势。由于这种原因，群体影响对面临市场竞争强度大的企业而言更明显。

以上群体层面的边界条件如 表2 所示。

在既有研究中，社会压力由社会公众的关注和期待造成。对企业履责的关注度和期待值越高，企业所面临的制度压力(尤其是规范性压力)越强，企业越有可能模仿同群企业的履责行为，以期达到公众的最低要求 [7] 。

市场化程度之所以会对企业履责的群体影响产生调节作用，是因为它决定了企业是更多依据市场因素还是非市场因素进行决策。赵均洪等人认为，市场化程度越高，企业决策中的非市场因素越少，企业履责决策所需的信息搜寻成本越低，企业越可能进行自主决策而非模仿决策 [54] 。

利益相关者调节群体影响主要表现在与消费者直接接触性和与利益相关者关系两个方面。与消费者直接接触程度越高，企业为了获取其支持所要付出的努力程度越高，在对待履责行为上往往更加谨慎，会避免盲目遵从其它企业的决策 [48] 。而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协调性越强，企业越能够与其达成信任关系，所面临的制度压力越小，在履责中拥有越多的自由裁量权 [48] 。

环境不确定性的高低会影响企业履责时的信息搜集成本。环境不确定性越高，企业履责所需的信息搜集成本越高，企业面对的模仿性压力越大，越倾向于模仿而非自主决策 [7] [24] 。

类似国有企业，政治关联较强的企业在决策时更多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往往承受更强的制度压力，这将迫使他们做出模仿行为。然而不同于股权性质的调节作用，目前并没有充分的经验证据表明政治关联会负向调节群体对企业个体的影响。

以上社会层面的边界条件如 表3 所示。

前文提到，现实中的同一家企业往往同时处在多个群体之中。换言之，企业拥有多重群体身份，其受到的群体影响来自于多个方面。然而尽管在过去的实证分析中，研究者们注意到了群体划分标准的多元性，但大多只是将各种群体对企业履责的影响进行分类验证，对不同群体影响之间的内部关联，以及这些影响如何共同决定企业的履责投入关注不足。人们不禁要问：多重群体身份会对企业履责决策产生哪些影响？多重群体压力下，企业的履责决策机制是怎样的？决策依据是什么？是基于群体压力的大小的比较，还是基于履行社会责任的综合收益？研究这些问题，将有利于学术界走出从单一维度理解群体内企业履责行为的怪圈，以更加审慎的态度对待群体影响下企业决策过程的复杂性。

制度理论和竞争理论在解释企业履责中的模仿行为时，自始至终没有触及一个根本性问题：无论是对群体多数的模仿，还是对群体领先者的模仿，都需要有一家企业在没有任何同群参照的情况下独立地做出履责决策，它的决策机制与其它企业必然存在显著差异。即便在不那么极端的情况下，先行履责的企业所拥有的决策信息总是不如后来者。或许竞争理论能部分地解释这些先行者的履责行为，却并不能圆满地说明它们的决策是否受了到追随者的影响。群体中的领先者如何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后续研究必须对此给予足够关注。

既有文献在分析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所能创造的竞争优势时，大多还是以经济绩效为根本立足点，认为履责背后是企业基于商业利益的竞争。但随着近年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扩散以及共益企业和社会企业的不断涌现，本文试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履行社会责任本身，企业是否形成了实质性的竞争格局？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企业社会责任将在实质上成为完全刚性的绩效指标。顺着这种思路，同一般意义上的市场竞争一样，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背后也将呈现出复杂的博弈关系——市场结构、履责的先后顺序、企业间的合作串谋等因素就将在企业社会责任的产出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这将把本研究所关心的模仿和同构问题置于一个更具系统性的解释框架下，促使研究者们借助其他理论工具提出更具新颖性和启发性的见地。

目前的文献在探讨企业履责中的群体影响时，对一些关键性概念的理解是较为模糊的。在这些研究中，“群体同构–群体一致–群体趋同”“羊群效应–同群效应–传染效应”这些概念常常出现混用。尽管它们都被用于说明“由于群体内其它企业的影响，目标企业与它们在履责上趋于一致”这一事实，但就具体内涵来看，上述概念存在一定区别。以“羊群效应”和“同群效应”为例，虽然二者都描述了信息不确定性下的群体行为一致性，但前者属于无意识行为，后者则是为了减少信息搜寻成本的理性决策 [5] 。本文认为，若要在未来构建更具规范性和普遍解释力的理论，对上述概念进行系统性梳理并做出清晰界定是不可或缺的工作之一。

在制度理论和竞争理论的支持下，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中的个体一致和群体趋同现象从学理上得到了较为可靠的解答。但理论上的逻辑自洽性并不必然意味着现实中具备可操作性。以基于频率的模仿为例，由于部分群体内社会责任信息的不完备性和相对滞后性(对非合作网络内的企业尤为如此)，将企业社会责任投入控制在群体平均水平实际上并不容易做到。背后的启示是，在未来，研究者们需要兼顾学理意义上的可解释性和实践层面上的可操作性，通过更好地结合质性和量性研究成果，弥合理论与实际的鸿沟，避免为解释同群影响而构建起的理论大厦成为不具备现实指导意义的“空中楼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