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儿的故事》是安妮埃尔诺在母亲去世三周后的所写的悼念之作，以1906年出生的童年成长轨迹、艰难维持家庭生计与子女教育的中年岁月、丈夫去世后的老年生活为脉络，回溯了母亲的一生。在这条人生道路上，她遭受过饥饿、被父母所束缚过、受到战争的摧残、与子女愈渐疏离、最终孤独的离世。安妮埃尔诺不仅在书写母亲，也在书写法国社会中诸如母亲这一类人的集体。于时代的浪潮下的她们而言，逆流而上的人生轨迹但凡被阶级与战争的浪花轻轻一推，便会轻易偏离轨道，充满着无可奈何。可是这一集体却始终以自己的方式对抗着社会浪潮，小心翼翼地让偏离的自我再次靠近原来的轨道。《秋园》亦是杨本芬女士在母亲去世后开始创作，以一系列历史事件为背景，记录了母亲秋园从五岁裹脚、婚配出嫁、生儿育女、谋生养家、丧子丧偶再嫁、最后叶落归根的生命历程。作者不仅讲述了一位普通母亲浮木般挣扎求生的故事，也记录了中国中南腹地如她一般的乡间人物的生生死死，她们的集体记忆，如同一滴水，最终将汇入人类历史的长河 [4] 。

于两位作者而言，如若不记下母亲在人间的雪泥鸿爪，那么关于她们的一切便会如案台薄薄的灰尘，不久便被岁月抹去，而关于那一代人的社会性集体记忆也随之消失。悼念母亲以及记录那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也是两位作者创作的初衷。

安妮埃尔诺1940年出生在法国滨海塞纳省的利勒博纳的一个平民家庭，父母本是社会底层的劳工，收入微薄、文化程度不高，为了送女儿上学念书，他们含辛茹苦工作，在诺曼底小城伊沃托经营了一家咖啡馆-杂货店。安妮埃尔诺后来以优异成绩进入鲁昂、波尔多、格勒诺布尔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成为一名教师、作家。杨本芬女士1940年成长于湖南湘阴乡下，父亲虽是政府文职人员，但是家庭贫寒。在重庆时，跟随父亲回到湖南乡下。尽管战乱等原因让一家人的生活十分拮据，父母还是倾其所有让子女接受教育以摆脱农耕之苦。杨女士虽然考取岳阳工业学校，但由于学校停办不得已终止学业，为了继续上学，她辗转至宜春在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现江西农业大学)半工半读。两位作者皆出身贫苦，但是父母一直支持着她们读书，期望教育能让子女摆脱现有阶级。而教育赋予她们的写作能力也是她们记录自我、追到母亲、重塑集体记忆的最佳工具。

非虚构写作通常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关注和描绘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所谓的‘中心话语’之外的生活和事件，展现出对中心经验的逃离和偏移” [5] 。两部作品都以非虚构式写作方式，讲述时代下母亲身上的平常生活，而并非关于时代下的政治、文化等宏大叙事。《一个女人的故事》中安妮埃尔诺以女儿为第一人称视角，以对母亲及时代的客观观察与分析，塑造母亲的形象。客观世界中被观察的母亲成为他者，成为当时集体人群中的单个样本。作为观察者的“我”，在记录母亲的客观世界的同时，并不能像上帝一样全然了解母亲思想世界全貌，所以“我”只能尽量将自己样本化，从母亲的角度还原她对生活的思考，以母亲的“他者”形象表达其思想世界，从而将思想世界中母亲的“他者”形象变成了另一个“自我”。在对女儿的“自我”，客观世界中母亲的“他者”，母亲思想世界中女儿的“自我”，三者的记录与思考中，让母亲的形象更加饱满。《秋园》中，杨本芬女士以第三人称视角，叙述母亲的一生，将自我和母亲同时置于被第三人称审视的视角，对于记忆之外的情境加以自我想象的补充与修正，全文看似对他者的描述，但是也杂糅了作者自我想象与自我情感倾诉。两位作者在文字中，以客观的非虚构轮廓和局部的虚构想象填补了母亲形象的空缺。

《一个女人的故事》以照片为线索，串联了母亲的一生，凸显出文本的真实性书写。母亲出身下层人家，从小便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十二岁辍学在奶油厂打工补贴家用。与同为工人的父亲结婚后，由于父亲的哥哥在铁路部门工作体面，姐姐们所嫁的对象物质条件良好，他们举手投足显得更有教养，认为自己已经摆脱下等人的习惯，所以瞧不起在工厂做工的母亲。在她们眼中“父亲应该能娶一个更好的” [6] 。在战乱中母亲历经逃难生子，为了供女儿读书，起早贪黑照顾家庭和经营杂货店。作者凭借优异的学历，体面的工作以及与上层人士的婚姻，不负母亲所望，跨越了阶级。但是她们的关系却陷入困境，即便女儿在其的教育下迈入上层社会，成为理想中具象化的她，但是母亲却始终无法以同一阶级身份平视这段母女关系。母亲一面欣赏女婿一家人所受的良好教育和高雅气质，一面在女儿家也充满着不自在感与拘束感。一面为女儿成为这样的家庭中的一员而自豪，一面担心在这样的家庭会瞧不起她，所以她选择远离女儿，独自生活，最终在疗养院孤独地离去。

《秋园》中，以地理位置为叙事轴线，记录了母亲一生的步履。母亲出身书香门第，一场沉船事故导致家道中落，随后兄长患病，父亲去世，她无忧无虑的童年与读书生涯便戛然而止。因在药店替人抓药，17岁的母亲被身为参谋的父亲相中，母亲以让父亲继续供其读书为条件答应亲事，然而时局动荡，考学遥不可及 [7] 。全面抗战爆发，随丈夫回湖南乡下后，日常琐事、邻里关系、维持生计这些远比上学更重要，囿于生存，母亲承担了家中大小事务与农活。在饥荒与批斗中，历经丧子与丧夫后，母亲身心饱受摧残，带着两个小孩远走他乡讨生活，在汉川靠着裁缝手艺，生活渐渐好转，攒下一点余钱供孩子上小学。然后一年后，政策要求清理外来人口，为了孩子和生存，母亲不得已改嫁给当地人。命运无常，小儿子中学毕业前溺水身亡，第二任丈夫也在几年后由于疾病去世，六十六岁的母亲再次回到了湘阴，与大儿子和三儿子住在赐福山老屋，直至离世。

对于女性的定义，波伏娃认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是在以父权社会体系下所塑造的 [8] 。然而两位作者的母亲却一直在挣脱父权文化对女性精神与身体上的双重束缚。安妮埃尔诺评价母亲：处于社会下层，但是反抗意识最强烈，拒绝别人以家庭出身对她进行评判 [6] 。在父权掌控的旧时代，她自主选择婚姻；在充满诱惑的糜烂环境中，她洁身自好杜绝一切堕落放纵行为；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经营杂货店，拥有与丈夫平等的话语权；在忙碌的生意来往中，时常阅读书籍与报刊以开阔思想，积极面对战争和家庭所带来的苦难。即便内心极度渴望跨越阶级，但是当现实与环境让她意识到自己绝无可能实现时，她选择将自我期望投射到女儿身上，竭尽全力为女儿创造良好教育环境，以女儿的成功来弥补自我遗憾。

杨本芬女士笔下的母亲也是一位与命运抗争的勇敢女性。在家境贫寒而不得已嫁人的时，她将受教育作为婚姻的交换条件，婚后依然想方设法考学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在丈夫身患重病无法承担家庭经济时，她扛起养家糊口重担，让每个孩子都能顺利的读书。在由于洪水天灾而不得已流落他乡时，她孤身凭借着裁缝手艺，让孩子在荒年吃饱饭、上中学。她凭借着坚韧勤劳，不卑不亢的走过命运的深谷。与安妮埃尔的母亲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所处的社会早已受到第一次女权运动影响，所以她是以更为直观的对父权与夫权的抗争方式来实现自我救赎。而《秋园》中的母亲是中国旧社会里成长的女性，更多的是受到传统儒道思想的影响，所以她的自我救赎不是直白的与父权对立，而是以至诚无息，博厚悠远的方式默默坚守着生命的尊严。

依据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述，西方女性主义哲学家认为母女关系发展过程的理论模型是：“自童年期母女相互依恋，至青年期矛盾和冲突的逐渐形成，最终成年期女儿离开，母女纽带彻底断裂” [5] 。《一个女人的故事》所呈现的母女关系恰恰如此：儿童时期母亲是女儿世界的中心，认为母亲就是自己未来所期盼的模样。青少年时期女儿开始有自己的想法，身上凸显的“他性”使她不再与母亲呈一体性，当母亲无法像从前一样在女儿身上寻找自我分身，这便成了女儿忘恩负义的特点，母亲开始执着地“制服”女儿的逃避意志 [8] 。彼此之间开始矛盾冲突不断，当母亲对女儿的掌控欲望愈加强烈，窒息的环境也加速了女儿的逃离。但是母亲另一方面又希望在女儿身上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自我，即跨越阶层的自我，所以为了女儿能拥有比她更好的生活，她倾其所有，尽管这样做的结果是让彼此渐行渐远。

《秋园》中的母女关系并未按照西方女性主义哲学家建构的模型演变，虽然二者的故事发生在同一时代，但是《秋园》中的母女关系呈现的是一种相互扶持的关系。因为《秋园》中呈现的是一种多子女家庭结构，父母与子女不仅有家庭空间交集，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他们也在同样的社会空间活动，所以母亲与女儿在家庭和社会空间能相互交流与理解 [9] 。例如当母亲被乡邻骚扰后，父亲误以为妻子失节，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为由，给其留下一把菜刀自行了断。目睹一切的女儿理解母亲作为父权制家庭与男权性社会中女人生存的不易，与母亲形成了女性的共同体，批判父亲的男权专制意识，为母亲争夺话语权。而安妮埃尔诺作为独女，在母亲的强权控制下下，二者的交流仅限于家庭空间，缺乏对彼此社会身份的认知与理解，所以二者的关系走向断裂。

吴尔芙认为女性书写语言所侧重的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事物存在的状态”，即女性在潜藏的僵化现实下，心理感受到的“生活本身”。这类女性书写语言富有流动性，能够极度延伸以覆盖一些含糊不清的形态。舒沃尔特总结这类语言正是女性通过丰富联想，省略和碎片化的句子实现的，并以此来反对充满主从式、具有严格结构的男性语言 [10] 。而《一个女人的故事》中女性书写恰恰如此，开篇葬礼的描写不仅仅是事实的描述，更深入的是我企图通过杂乱的回忆和联想将母亲的一生如电影一般复活在我的笔下。在叙述“过去”时，时常回到“现在”，全篇以多种简短的单句、省略句式和无人称主语句式使文本语言以碎片化方式呈现。同时回忆与现实的交织，以现在的维度透视过去，让叙事结构也呈现碎片化倾向。在自我反思与回忆中这种联想和碎片化巧妙地展示了女主人公心灵的忏悔与自我疗愈。

男性注意力更多倾向于外在现实世界，而女性更倾心于描绘人细致微妙的心理世界。男女不同的倾注对象产生不同的时间概念，对此克里斯蒂娃在《女性时间》中对二者进行区分：男性时间以家族式代代相传呈线性，而女性时间囿于父权制下统一的社会规则与教化，呈现重复性和永恒性 [10] 。在《秋园》中母女因为父亲去世，都在曾选择中断学业，帮助母亲支撑家庭；在适婚年龄因为对知识的渴望与经济的窘迫，都选择了将求学作为结婚的交换条件；婚后又都因为身份由女儿转变为妻子与母亲，责任与种种生活琐事，让她们无法继续完成学业，命运在母女之间出现了轮回。女儿不仅继承了母亲的血脉，也继承了母亲的命运，在女儿和母亲身份的交互中，女性永恒重复着二者的命运。

《一个女人的故事》和《秋园》虽然都是在描写母亲，但是两位作者都认为自己不仅在书写母亲，也是在书写那个时代人的集体命运。正如安妮埃尔诺在访谈中所说，写作之于她的意义，是深入社会现实、女性现实和历史现实，是通过自己的个人经历深入到集体经历 [11] 。所以她在文章中多次使用“nous”(我们)、“on”(泛指人称代词)等词汇来模糊叙事视角，放大叙述人群范围，引导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形成自我认同与投射。为了强化文本的社会性和集体感，她把目光从家庭琐事和个人情感扩大到对社会日常生活的观察，大量的碎片化社会见闻与成长变化，将容易被大众忽略的家庭小事和当时电视新闻报道的事件这类“小历史”，与宏大社会背景“大历史”串联，还原大众对过往历史的记忆。所以当《一个女人的故事》出版后，安妮埃尔诺收到无数读者来信，都说她写的是正是他们父母的故事，是他们自身的故事。

《秋园》中母亲虽然是主要人物，但并非故事的中心而是故事发展的线索，是作者还原上个世纪中国平凡乡间人物命运与沉重历史的入口。在母亲人生轨迹的时空变化中，都有集体人物的命运分支描写。乳腺癌的病痛与恶臭让热情大方的徐娭毑饱受冷眼与折磨，但是她始终保持着最后的体面与尊严，平静的等待死亡；平凡的乡村妇女小泉在嘲笑与挖苦中抚养着有生理缺陷的女儿人王，但是女儿还是在双抢中溺水身亡；母亲身边这些女性作为传统女性的代表，各自经历着不同的苦痛，但是坚韧且隐忍。在叙事语言方面，作者在描写邻里对话时多次使用湘赣方言，口语色彩浓厚。这种现实生活的集体性共同语言让文本叙述更进一步贴近那一带人的集体记忆。所以在《秋园》一书的评论下，不少人认为自己的父辈或者祖辈的命运与书中所描述的人物经历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