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 1975~)，英国青年一代作家代表。史密斯跨种族的背景影响到了她的小说创作，其小说多围绕跨文化、跨种族的移民群体展开。她的处女作《白牙》一经发表就好评如潮，获得英联邦作家奖、美国全国书评奖提名等多项荣誉。国内外学者对《白牙》的研究开始较早，研究方向也比较广泛，涉及对小说主题、人物、手法等方面的分析，采取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等多种批评方法，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学界多围绕史密斯牙买加裔英国移民的身份展开，聚焦史密斯作品中的文化身份问题，并结合不同的视角来解读史密斯的作品。随着上世纪末学界出现“空间转向”，一些学者尝试从空间批评的角度探索史密斯作品中的多种空间与小说主人公身份建构的关联。艾琳·佩雷斯·费尔南德斯(Irene Perez Fernandez)关注到《白牙》中的第三空间书写，认为史密斯“描绘了一个多元文化的空间，并质疑了同质化的文化身份”( [1] : p. 157)。伊娃·乌尔里克·皮克(Eva Ulrike Pirker)关注到史密斯小说中的伦敦城市空间，强调了伦敦西北作为“空间中的他者”( [2] : p. 64)，影响着小说主人公的身份意识。国内学者赵晶辉在论《白牙》的伦敦城市空间中强调：“伦敦城市空间多元文化并存的现实环境也使英国小说的当代性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博弈与交融的语境中推进和展开，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城市文学形态”( [3] : p. 48)。以上研究对史密斯小说中的空间书写进行了探讨，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本文拟从空间批评的角度出发，探索扎迪•史密斯小说《白牙》中的空间书写与主人公身份意识之间的关系。史密斯对于伦敦城市空间和移民的身份困境与建构给予了持续关注，强调建构空间生存的主体意识，对后殖民时代移民如何在空间中寻求身份归属提供了一些启发。

本文拟对《白牙》中的空间书写和少数族裔的身份建构进行探讨，一方面少数族裔聚居的威尔斯登反映了白人对空间的规划与设计，种族隔离通过空间隔离予以实现；另一方面少数族裔的空间实践行为或内化服从白人的空间秩序，或对白人主导的空间秩序予以挑战，努力构建少数族裔的主体性。本文认为，空间中蕴含的权力机制导致了移民在物理空间的隔绝、社会空间的身份危机，并影响着他们的身份协商和建构。而移民也试图打破白人主导的空间秩序，不断进行自我整合、协商和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

列斐伏尔打破传统了传统将空间视作一种静止的容器的观点，创造性地提出了空间三元辩证法，分别为“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和“表征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 ( [4] : p. 33)。《白牙》中主人公生活的伦敦城市边缘地带便蕴含着空间的权力关系。“空间可以被有意图地用来锻造人、规训人、统治人，能够按照它的旨趣来生产一种新的主体”( [5] : p. 105)。在伦敦，白人主流群体多居住于繁华的中心地带，而移民则处于城市的边缘。这种分区以肤色和财富为表征且与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相对应。《白牙》中少数族裔聚居在伦敦西北、东部和泰晤士河以南的边缘地带。这种分区的存在体现了白人对空间表征的谋划以及黑人和白人之间的鸿沟。

在《白牙》中，空间划分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首先体现在少数族裔聚居区和白人主流城市空间的分别上。萨玛德和妻子阿萨娜满怀希望来到伦敦，希望能够在伦敦实现自己的梦想。刚刚来到英国时，他们先在伦敦东部的怀特查布尔落脚，这里满地都是“床垫和无家可归的人”( [6] : p. 55)，常有疯子半夜敲门，也经常会有坏孩子砸破窗户。怀特查布尔的混乱无序折射出萨玛德一家的边缘困境和窘迫生活。萨玛德和妻子累死累活苦干一年，才从“从白教堂路落后的那一边搬到威尔斯登大街落后那一边”( [6] : p. 48)，依然没有改变他们边缘的处境。在空间的规训之下，伦敦物理空间的区隔体现了社会分异，将白人和少数族裔划分为对立的两个群体。空间被意识形态所塑造，而空间的规划也折射着意识形态。小说中物理空间的区隔折射出白人相对于少数族裔的种族优越感。在小说开头描述阿吉试图在克里考伍德大街结束自己的生命，作者曾形容到此街道遍布垃圾、酒鬼和落满的鸽屎，展现出伦敦西北恶劣的居住环境和城市空间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少数族裔的身份使他们注定处于伦敦城市边缘，而这种边缘处境与空间的生产密不可分。

除伦敦城市空间的分异外，少数族裔聚居所的破败和狭小也折射出他们边缘的处境与隔绝的精神状态。克拉拉的母亲霍滕斯来到英国已经三十多年，从到伦敦他们一家就挤在一个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他们所住的房间位于路面以下，只能看见行人的脚和无尽的汽车尾气。地下室象征着霍滕斯一家虚幻的英国梦，表明他们无法真正融入英国社会，只能生活在逼仄阴暗的房子里。多年以后，当艾丽拜访外祖母霍滕斯时，她已经苍老，但仍蜗居在这狭小潮湿的地下室里，“这里依旧阴暗，依旧潮湿，依旧在地下……”( [6] : p. 350)。“只有在冬日的清晨，这间地下室公寓还可以待人。早晨五点到六点，太阳尚未升起，阳光透过前窗照进屋子……在清晨六点，你几乎会以为，自己身处欧洲大陆一间简易棚屋的楼下，至少也是在托其市一所地上的屋子里，而不是在朗伯斯低于地面的房子里”( [6] : p. 353)。二十多年后，霍滕斯依然居住在此，仍是伦敦的局外人。小说中少数族裔糟糕的居住环境和白人中产阶级夏尔芬一家形成鲜明对比。当艾丽第一次来到夏尔芬家时，她震惊于夏尔芬家的舒适与温馨。不同于艾丽家的狭小与混乱，夏尔芬家居住在一个拥有一间浴室和一个后花园的大房子里，家里整齐摆放着精致物件，是非常典型的中产阶级布置。夏尔芬家舒适温馨的住宅隐喻着他们的身份和社会地位。而来自不发达国家的有色移民则难以跨越和白人中产阶级的鸿沟。

在《白牙》中，有色移民多聚居在伦敦欠发达的南部以及西北部的威尔斯登，其城市边缘体验暗示着移民的边缘身份。同时移民生存空间混乱拥挤、破败不堪，与白人形成了在居住空间上的强烈对比。少数族裔的生存空间暗示着他们被排斥和隔绝的外来者的身份，加剧了移民的焦虑。

一方面，少数族裔聚居在伦敦城市边缘，长期蜗居于狭小逼仄的房间里，他们很难涉足特权中心区域，阶层和身份的流动也被所在的区域所限制。当少数族裔努力踏出族裔聚居区走向白人主流社会，却遭到白人的排斥与歧视，加剧了他们的身份焦虑。权力贯穿空间生产始终，社会空间中白人与少数族裔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控制与被控制的权力关系，生产出空间中的他者。少数族裔在社会空间中被排斥、被边缘化甚至被剥夺基本的生存空间，并不断被白人限制和规训。在《白牙》中，少数族裔踏出聚居区想要获得流动性，却在学校和工作场域等不断遭到规训与惩罚。

学校本应是教书育人的场所，承载着国家发展、个人发展和家庭期待。《白牙》中，二代移民成为在学校不仅是被排斥的对象，更是资本主义国家输送意识形态来进行规训的目标。格莱纳橡树学校融汇了多种族学生和文化，然而学生却依据种族形成了不同团体。克拉拉因为她的非洲大骨架和大牙床而遭到同学们的贬低与排斥，没人愿意和她交朋友，甚至被很多同学讽刺得了社交麻风病。克拉拉在学校的遭遇凸显了有色人数的困境，即使在多元文化时代的英国，少数族裔周围依然充斥着歧视。格莱纳橡树学校看似是汇聚了多种族移民学生的多元开放之地，但其仍是向少数族裔灌输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场所。学校要求所有学生必须参加丰收节这一传统基督教节日，并对不服从的学生实行留校察看等惩罚措施，进而不断向移民输送白人文化。尽管很多家长对于学校的规则提出质疑，但强制参加基督教节日这一传统仍被保留。在伦敦长大的二代移民被迫同时又在无形中接受了西方文化，逐渐与本民族的传统相偏离。

除强制二代移民参加基督教节日外，学校还要求在学校表现不好的学生组成课后学习小组，去白人夏尔芬一家去接受“优质教育”，“让弱势群体或少数族裔背景的孩子接触那些能给他们带来好影响的孩子”( [6] : p. 282)。其真实目的是希望少数族裔通过接触白人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进而对艾丽和米勒特进行同化。艾丽在第一次进入夏尔芬家时，就被他们的生活方式所吸引。她渴望融入夏尔芬一家，渴望他们身上纯正的英国风范，“她要融入夏尔芬家，与他们成为一体，与自己家的混乱躯体分离，以转基因方式同另一个基因嵌合”( [6] : p. 314)。通过要求少数族裔课后去夏尔芬家学习的方式，西式教育进一步强化了英国文化和价值观，正如阿萨娜所担忧的那样：“他们正在把他变成彻底的英国人！他们正在别有用心地引导他远离自己的文化、他的家庭和他的宗教”( [6] : p. 317)。阿萨娜的忧虑揭示了英国学校教育对移民的同化，二代移民在无形中与本民族传统渐行渐远。为了使马吉德和米勒特被西方文化所同化，萨玛德决定把他们送回孟加拉接受教育，但对于从小接触英式教育的马吉德来说，这无异于使对他的第二次流放。即使身处孟加拉，马吉德也没能认同他的孟加拉传统，反而变得“比英国人还像英国人”( [6] : p. 372)，成为被白人意识形态塑造成功的典型代表。

少数族裔的他者性不仅在学校教育中深刻呈现，更在工作场所得到了深刻反映。萨马德接受过高等教育，参加过二战，却只能在餐厅做侍者，领着微薄的薪水，生活在伦敦社会底层。由于肤色的原因，移民在英国社会被当作动乱的代表，对他们普遍存有不信任感并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他们寻找更好工作的可能。萨马德在英国无名无姓，感受到身份的错位，却只能默默被同化。而清真肉食店老板摩·侯赛因也同样遭受着规训。在他的私人店铺中，他一直遭受着白人的掠夺和殴打，曾被施暴至流血、骨折。而警察处理的结果则是对摩再一次拳打脚踢。在主流群体的眼里，摩只不过是一位来自第三世界的有色移民，是可以随意践踏的对象。摩的身体被白人拔去了意义，可以任意地被权力控制和干预。萨玛德和摩的遭遇揭露了少数族裔在白人面前卑躬屈膝却又无可奈何的事实，他们丧失了对自己身体和话语掌控的权力。

当少数族裔努力跨出移民聚居区追求向上流动时，他们仍遭受白人的规训与压迫。作为空间秩序的主导者，白人主导的权力机制不断向少数族裔实行压迫与驯化，进而剥夺了少数族裔的话语权。

封闭压抑的生存空间禁锢着少数族裔向上流动，使少数族裔产生错位感和身份焦虑；而当他们迈出生存空间走向社会寻求自身价值时，白人主导的空间秩序将少数族裔排斥在外。少数族裔成为被凝视的客体，遭受着身体与心灵的双重驯化。霍米巴巴在《文化的定位》中提到：“今日文化的定位不再来自传统的纯正核心，而在不同文明接触的边缘处和疆界处有一种富有新意的、‘居间’的、混杂的身份正在形成。所有流散的族裔(包括身处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移民)，只能处于一个‘文化之间’的世界里，即第三空间，在矛盾的冲突和传统中创造自己的身份认同”( [7] : p. 90)。索亚吸收了霍米巴巴和福柯的观点，认为在第三空间中，“种族、阶级和性别问题能够同时被讨论而不会扬此抑彼”( [8] : p. 5)。小说中主人公也在试图挑战强势群体主导的空间秩序，尝试构建一个属于少数族裔群体的、介于真实的英国伦敦与想象的故土文化之间的第三空间，在保有本民族传统的同时，不断跨越空间的界限、协商文化身份，在包容开放的第三空间寻找身体与心灵的栖息地。

小说中的奥康奈尔便是一个跨越种族界限、颠覆白人空间表征的开放性空间。奥康奈尔台球厅由一家伊拉克人经营，是集球厅、咖啡馆、餐厅甚至赌博窝点于一身的大杂烩，也是小说中萨玛德和阿吉的精神家园。老板米基买下奥康奈尔后，保留了原来的爱尔兰店名。奥康奈尔是一个打破传统空间界限、融汇了东西方文化的多元开放场所。这里既装饰着英国画家赛马画的复制品、又张贴着《古兰经》片段，爱尔兰国旗与阿联酋地图“纠缠在一起，挂满了墙面”，奥康奈尔的光顾者常常是来具有不同种族背景的移民，而老板米基记得住每一位顾客的名字、看得出每一位顾客有什么不对劲。在伦敦主流城市空间中遭受规训与排斥的边缘群体把奥康奈尔视作精神家园。不同阶级和种族背景的人汇聚于此，不断反抗与协商，寻求自身归属。

奥康奈尔是边缘群体的心灵净土，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正如其融汇东西的风格和多元功能一样，奥康奈尔为少数族裔提供了一个精神栖息之所。“就因为在奥康奈尔，你可以没有家，没有财产地位，没有过去的光荣和未来的希望——你可以一无所有地推门进去，与那里的其他人毫无分别”( [6] : p. 223)。奥康奈尔为不同种族、不同阶级的群体提供了交融碰撞的场所，打破了白人群体与外来移民的边界。在这里，不同背景的顾客并非相互排挤与对抗，而是不断协商、构建自我身份。无论是像阿吉这种处于社会底层的白人，还是像萨玛德这样难以融入英国社会的外来移民，在奥康奈尔他们可以暂时忘掉自己的阶级与身份，相聚在一起，互相交流，寻找开放的容身之处。正是在奥康奈尔，阿吉和萨玛德在此开碰头会，商量人生中的重要决定。萨玛德在此决定结束与白人女教师波碧的婚外情，并意识到自己逐渐被英国文化同化，决定送马吉德回母国接受“正确的”教育；也是在奥康奈尔，萨玛德建议阿吉再婚，并在两年之后庆祝女儿艾丽的降生。无家可归的登泽尔在此得以短暂栖息。

同时，奥康奈尔也是具有反叛作用的场所，边缘群体在奥康奈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强势群体进行反抗，跨越白人设置的界限，进行自己的身份书写。史密斯详细描述了萨玛德在奥康奈尔如何为自己的祖先潘迪正名的反抗。在《牛津英语词典里》，潘迪被定义为造反的印度兵、叛徒和军事行动中的傻瓜。而萨玛德则坚称自己的曾祖父是一个民族英雄，坚称真相“充满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细节。你在字典里找不到真相”( [6] : p. 230)。为此，萨玛德严肃地向阿吉解释英国学者如何歪曲潘迪形象，并为此与阿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查阅各种资料来坚持为曾祖父正名。最后，萨玛德在一所大学的图书馆里费尽功夫找到证明潘迪的正义行为的书籍。潘迪“以自己的生命表达了爱国精神”，“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拒不供出那些正在准备和鼓动大起义的人们”( [6] : p. 237)。看到书中对祖先潘迪的描述，萨玛德在活梯的底部哭泣起来。萨玛德为潘迪正名的行为彰显了他对自身民族文化的强烈认同以及对英国文化的颠覆。然而，与强势集团的力量差距只能允许萨玛德在边缘地带进行微弱的反抗，难以对白人主导的空间秩序进行挑战。

除了精神家园奥康奈尔对于主流文化的反叛之外，艾丽也在不断协商自己的文化身份，在第三空间中建立起杂合性身份。艾丽出生于一个跨种族家庭，是白人阿吉和黑人女孩克拉拉的孩子。母亲克拉拉很少向艾丽讲述自己的家族历史，导致艾丽从小就未树立起正确的身份认知。在主流审美标准的凝视下，艾丽渴望摆脱掉自己身上的牙买加基因，通过拉直头发、过度减肥等希望将自己从“牙买加沙漏”变成“英格兰玫瑰”( [6] : p. 282)，希望通过改变身体特征来融入主流文化。此外，在接触到中产阶级白人夏尔芬一家时，艾丽迫切想要融入他们的生活。“她想要他们的英国味、他们的夏尔芬味、他们的纯粹……在艾丽眼里，夏尔芬一家比英国人更像英国人”( [6] : p. 301)。艾丽也曾对夏尔芬主义进行拙劣的模拟。然而，在熟悉夏尔芬一家后，艾丽深深感受到了他们生活的乏味和虚伪，她不再像之前一样盲目追求英国化，而且开始不断协商、定位自己的文化身份。艾丽在外祖母霍滕斯家里，翻找到了过去的照片和其他物件，自己和母亲曾经极力试图掩盖的牙买加传统在她面前展开。她发现了牙买加，“草木茂盛、流水潺潺之岛。这里，万物从土壤里喷薄而出，根本无须照管；年轻的白人上尉可以轻易邂逅年轻的黑人姑娘，他们俩生气勃勃、纯洁无瑕，没有过去，未来也不受别人支配——这里一切都属于过去。没有虚构，没有讹传，没有谎言，没有乱成一团的网——这就是艾丽想象中的家乡”( [6] : p. 368)。艾丽开始逐步接受杂合性的文化身份，在努力融入英国社会的同时，也在欣然接受牙买加文化传统，不断协商自己的文化身份。

在《白牙》中，边缘群体时刻处在强势群体的空间规训之下。物理空间的破败封闭暗示了少数族裔在英国的边缘处境；而当他们离开移民聚居区踏入英国社会，移民很难完成向上流动，反而遭受着身体和心灵的双重规训。与此同时，少数族裔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白人主导的空间秩序进行了一定的挑战，在第三空间内不断进行自我整合、协商和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少数族裔的身份焦虑反映出后殖民时代移民的生存和归属问题，他们的身份协商也传递出在第三空间中超越种族冲突对立、追求文化杂合的美好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