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洛特·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 1816~1855)是英国十九世纪中叶颇具盛名的小说家，尤其擅长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情感状态。其代表作《简·爱》(Jane Eyre, 1847)通过对人性的深入探讨和对人物心理的细腻描写成为英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在1848年写给卢斯(G. H. Lewes)的信中，勃朗特指出了奥斯汀写作风格的不完美，将其类比为“一张平平无奇的脸的精确的凹版肖像”( [1] , p. 99)。勃朗特对奥斯汀写作的评价反映了她对人类无形心灵领域的探索倾向。《维莱特》(1853)是勃朗特的另一部代表作，女主人公露西·斯诺(Lucy Snowe)的主体性建构是贯穿始终的主题。何为主体性？主体性指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它既包括人的主观需求，也包括人通过实践活动对客观世界的理解和把握”( [2] , p. 3)。女性主体性是女性自身作为独立个体在世界上存在的自觉察知，是女性能够认识到自身作为主体的特性和力量，从而“自觉要求自身在地位、能力、生活方式、认知水平、人格塑造、心理健康等方面不断提高和完善，并为之而努力、奋斗的体现在社会生活实践活动中的一种自觉能动性”( [3] , p. 4)。女性主体性的建构与纷繁复杂的生存语境息息相关，比如女性主体所处的历史境遇、社会制度、文化规范、认知水平等( [4] , p. 141)。本文试图研究小说的主人公露西·斯诺——一个在欧洲大陆上孤身奋斗的英国女性——通过她的模糊叙事展现其主体性的多层次、复杂性。

对勃朗特作品中人物自我构建与维多利亚时代文化语境之间复杂关系的探索，最具代表性的是沙特尔沃思(Sally Shuttleworth)的研究。沙特尔沃思通过研究当地报纸，以及勃朗特夫妇阅读的医学书刊等各种文本，探讨了维多利亚时代对心理学、性和精神错乱的建构，并分析了勃朗特作品在这一复杂框架下的运作方式。沙特尔沃斯认同颇具影响力的心理学家埃斯奎罗尔(J.E.D. Esquirol)对自我的表述——“它的形成取决于是否有东西可以隐藏：正是内在和外在形式的不一致造就了自我”( [5] , p. 38)。这种自我概念依赖于隐藏的、内在的自我与展现给外部世界的、社会性的自我之间罅隙的存在。在当代现象学中，有人提出两种形式的自我：“最小的自我”(minimal self)和“叙事的自我”(narrative self)。“最小的自我”指的是一种即时的、自发的、非反思性的自我意识( [6] , p. 146)。“叙事的自我”是指通过时间延续和个人故事构建的自我意识( [7] , p. 18)。“最小的自我”并非一个全面的自我概念，这种对人类存在的看法可能被视为“孤立和自我封闭的”( [8] , p. 1057)。尽管这两种自我形态的描述仍需要修正，但它仍然说明了自我的界定如何与内在和外在之间的冲突相关联：自我形象的认知总是在与他者形成的镜像关系中，在与他者的差异对比关系中形成的。

本文旨在说明斯诺的自我是在与外界不断碰撞和交流中逐渐形成的，她个体的独特性传达出对父权制社会下男性给女性的枷锁、对欲望投射的男性凝视的对抗精神。在国内，陈李萍较为全面地分析了斯诺如何借助反监视话语策略，不断反抗各种监视的规训权力，从而构建一个独立女性的主体身份 [9] 。牟童分析了《维莱特》涉及的维多利亚时代精神病学语境，指出勃朗特在其中表现出对道德管理学派的转向和认同，刻画斯诺如何通过自控来主导自己的生活，主动融入中产阶级文化中，以对抗频频把她拖向深渊的精神紊乱 [10] 。总的来说，勃朗特小说中女性如何构建主体身份方面的研究已经卓有成效。不过，如何从《维莱特》中第一人称叙述者斯诺的模糊叙事来窥见女性复杂的生存境遇与精神困境仍有很大的解读空间。身处异乡打拼的斯诺因其性别与阶层被社会双重地边缘化了，那么她是否有抵抗的可能，或者她的抵抗在多大程度上是充分的？本文将结合有关批评对上述问题提出回应，通过研究小说中斯诺对私人信件的处理方式和模糊的叙事方式彰显其强烈的主体意识，反映出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在冲突、压力面前保持自我意识，维持内在秩序的艰难。

露西·斯诺的叙事主要由“叙事的自我”的声音所主导，但她的“叙事的自我”未能排除那些干扰她情绪的因素，因为“最小自我”总是潜藏在日常的细枝末节里。这两种矛盾的自我叙述揭示了斯诺多变的主体性——当她的一部分自我受到主流空间秩序的约束时，另一部分自我表现出对权力的叛逆欲望。隐含作者通过叙事自我与最小自我之间的张力，提示女性保持独立自主性的艰难，她们时刻受到父权文化的限制和外界环境的牵引。

书信作为情感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是窥探人内心世界的重要途径。一些19世纪妇女试图通过抵制由手册构建的传统书信礼仪来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她们的书信修辞充满了矛盾和冲突( [11] , p. 162)。直到《维莱特》的结尾，书信才达到“形式与内容的融合”，实现一种理想的本体状态——“一种超越身体达至灵魂相互触摸的媒介，预示着男女之间完美亲密关系的建立”( [12] , p. 211)。在此之前，信件传达的感情是不完满的，“是遗憾失望的代名词，只有心灵交流的壳而无实质”( [12] , p. 208)。这些观点强调了书信的有效传达是书信对话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蕴含着所有书信人的守望和期待；它和书信文本一起，共同创造了书信对话的情感世界。书信因其自由和自然的修辞，具有构建躲避甚至消解主流话语空间的潜能。本文通过分析斯诺如何接收、回复和埋葬意中人约翰的来信，来展现她艰难的社会和心理困境—经济独立这个必要条件本身并不足以使她摆脱男权文化统治模式的限制。在贝克夫人开办的女子寄宿学校里，个人私生活经常受到窥探。女校长经常悄无声息地存在，如影随形，“像鬼一样在屋子里移动，到处观察和窥探”( [1] , p. 69)。有一次，斯诺偶然撞见贝克夫人明目张胆地搜查她的工作箱，然后发现“没有一件东西不被搜寻过，没有一张纸不被翻找过，没有一个盒子不被打开过”( [1] , p. 70)。这种无处不在的监视让人想起福柯“全景式监控”(Panopticon)的概念，天罗地网式的无缝隙监管可以在犯人身上诱发了“一种有意识的、永久性的可见状态，以保证权力的正常运行”( [13] , p. 201)。在全景监控下，斯诺经过艰难曲折的过程才拿到约翰的信。这封信最初到达女门房罗辛的手中，然后是保罗，他“按照习惯从门房那里拿走了这封信，再交到斯诺手中”( [1] , p. 216)。这封信最初被贝克夫人截住了，并对她进行了一番审问。斯诺在剧烈的心理波动中意识到“我必须控制自己，我必须像铁一般冷酷而强硬”( [1] , p. 68)。显然，斯诺强烈地意识到需要隐藏自己情感的表达方式，这种将情感封存的行为并非不可见，它是有意识地在自我意识支配下发生的，体现了“最小自我”对外界压力的敏感反应。

斯诺在公开场合时表现得冷若冰霜，但在私下却感情炙热。例如，在她成功避开贝克夫人的监视后，一次偷读约翰的信件时，她的“叙事的自我”没有透露她的狂喜，而她的“最小自我”却在读信过程中流露出来，给她带来了情感的力量和内心的安慰。斯诺的叙事最初由“叙事的自我”的声音主导，讲述她逃出教室，成功避开监视目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找到一个安全之处”( [1] , p. 220)。然而，她的叙述也受未经反思的“最小自我”的干扰，这可以从她躲在阁楼里看约翰来信的桥段看出。她的一连串行为都由短句子来描述：“偷偷拿出一把钥匙，连续登上三层楼梯，来到黑暗、狭窄、阒寂无声的走廊，打开一扇虫蛀的门，潜入了深邃、黑暗、阴冷的阁楼”( [1] , p. 220)。这一系列小心翼翼的步骤展现了斯诺在此拥有私人空间的困难。她生活在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怖感中，总感觉有人会“跟踪”和“打扰”她( [1] , p. 220)。正如她后来向约翰医生抱怨的那样，“我找不到另一个可以独处的地方”( [1] , p. 223)。另一方面，这些以“我”开头的主动语态句子强调了一种前反思性的自我意识，一种原始的自我指涉形式。一连串的动作，包括拿到钥匙、点亮房间和披上披肩，都表达出她想要创造舒适私人空间的决心和愿望。这种私人愿望一定程度上违抗了现有的审查和监视系统，该系统剥夺了妇女对隐私和自主权的需求。斯诺在阁楼上读信时，描述了她对修女的感知：先闻“异响”，却未见其形，在阴暗狭长的房间里，感到“一个全黑或全白的身影”从黑色角落窜出来( [1] , p. 221)。她无法从整体上捕捉修女的形象，声音和视觉的混杂产生了不断变化的幻觉效果。这种感知上的不确定性表明，她的自我意识在多感官的体验中逐渐增强。她开始通过自己的感官和内在反应来理解和解释外部世界，而不仅仅依赖于叙述性的逻辑和语言。这种感知体验使她更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和需求，尽管有时模糊且不确定。

身份认同既依赖于与他人的关系，也依赖于个体对自我的分类。早年丧失双亲导致露西·斯诺身份定位的模糊与身份认同的缺失。她作为“孤儿”成立一个边缘人。她成长的历程也是寻找身份认同的历程。身处异乡的孤寂使她渴望与老乡意中人接近，但同时，她对阶层之间区隔的清晰认识使她趋向于逃离。斯诺的强烈内心冲突凸显了她压抑已久的内在诉求，表现出一种深深的不配得感和低自尊的感觉。当读到约翰来信时，斯诺的独白揭示了她充满喜悦和怀疑的复杂心态：虽然她对信中超过“被压抑的预期”的善意话语感到意外的高兴；她仍然表示，“如此肤浅的幸福可能只是短暂的”( [1] , p. 221)。这两种自我状态之间的冲突也外显于她对约翰两种不同的回信方式：“一种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另一种刻意隐藏自己真实情感”( [1] , p. 229)。斯诺两种截然不同的回信方式见证了她复杂的内心挣扎。这封压抑情欲书写的信，是斯诺自我审查的表现。然而另一封信语言带着“一种强烈的感情，一种根植于心积极的感恩”，表现了她想与约翰构建亲密关系的强烈愿望( [14] , p. 229)。斯诺一方面试图通过文字表达她的爱意和渴望以确立自主性；另一方面，她又内化了主流的伴侣配对规则。她谨慎地掩盖起对约翰医生的感情，因为意识到他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差距。勃朗特曾在信中给史密斯(George Smith)解释说：“斯诺不能嫁给约翰医生；他太年轻、太英俊、太聪明、脾气太好[……]如果说斯诺一定要嫁给谁，那一定是保罗·伊曼纽尔教授——一个身上有很多坏习惯需要他人去原谅、去‘容忍’的人”( [14] , p. 365)。于是斯诺后来选择伊曼纽尔先生，一位法国天主教徒，性格孤僻。他和斯诺在各自的孤独和挑战中找到了彼此的支持和理解，增强了他们之间的情感联系。

露西·斯诺的叙事反映了她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父权制社会中如何挣扎并尝试保持自我，她的叙事方式以及对私人信件的处理方式展现了她复杂而多变的主体性。在分析她的“最小自我”与“叙事的自我”之间的张力时，我们可以看到她如何通过隐藏和表达情感来反抗外界的监视和控制，从而在内心保持一种独立自主的精神。这种自我意识的复杂性体现了她在面对社会压力时的坚韧和智慧，也揭示了她在追求个人自由和幸福过程中的坚持和努力。

最终，斯诺为了更好地保存这份情感记忆，选择将与约翰医生的信件埋葬。这一行为不仅意味着她对心灵安宁和个人隐私的强烈捍卫，也反映了她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殷切期盼。斯诺的埋信行为可以被理解为她对监控机制的反抗，并体现出她在压抑环境中独立自主的精神。通过这种复杂的情感表达，她不仅实现了对自己的保护，还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自己的主体性。她用多种材料层层包裹信件：先是“涂了油的绸纸”，再用麻绳捆起来，最后放入密封瓶子( [1] , p. 267)。然后，她又将信件放进一个厚玻璃罐中，再用更多材料覆盖：先用“石板盖在洞口上”，再“用水泥固定”，覆盖“黑霉菌”，最后“铺上常春藤”( [1] , p. 268)。这种繁复的包装反映出她在学校无所不在的监视下难以保守秘密的事实。她不仅受到贝克夫人的监视，还受到其他人的窥探。当她坐在炉子旁，沉浸在自己的感伤中时，发现保罗正透过窗户看着她，他的目光“正好撞上[她]的目光”( [1] , p. 209)。斯诺埋葬珍贵信件的行为，是为了“埋葬一段悲伤”( [1] , p. 268)。这一行动与约翰医生建议她“怡情养乐”相似，都是基于情绪可以被理性和意志控制的观念，似乎能够轻而易举地移除对她内心稳定的威胁( [1] , p. 226)。然而，事实证明她无法完全压抑情感。她试图隐藏悲伤，就像约翰医生自以为是的建议一样，都是徒劳的。重重包裹密封信件的行为本身表明她的失落感是多么难以抑制。斯诺的埋信行为揭示了她在表面上接受男权社会对女性声音的压抑，尽可能隐藏自己的私人情感。然而，埋信过程中一些细微的动作也表达了她努力摆脱社会期望和约束，保护自己精神完整性的愿望。每一道包装都象征着她对自我隐私的争取，对社会文化对女性压迫与限制的挑战，以及在社会规范之外与他人建立联系的反叛精神。

尽管斯诺在公众面前展示了由工具理性塑造的社会性自我，但她在狂躁和忧郁之间交替的不稳定情感状态破坏了自我的连贯性。她无法获得稳定的内在自信，为如何完整地保存这些信件而惴惴不安。当她从经销商那里买到密封瓶子时，她感到“一阵沉闷——不是快乐，而是一种悲伤、孤独的满足”( [1] , p. 267)。福柯将忧郁症和疯癫症认定为“同一种疾病的表现”，并承认18世纪确立的临床现象：“几乎所有18世纪的医生都承认躁狂症和忧郁症是很接近的”( [13] , p. 72)。躁狂症被认为是忧郁症的反面：前者的特点是“浮躁的思想不断在流动”；后者的特点是死气沉沉的抑郁，“想象力[仍然]处于停滞和静止状态”( [13] , p. 72)。叙述者没有提到“躁狂症”这个词，但却多次描写了它的症状。正如斯诺所承认的，她在冲动的指引下行事，例如后来“促使[她]去教堂忏悔”的那种无法抑制的情绪( [1] , p. 267)。埋藏信件的冲动是她焦虑躁狂的标志，表明她内心的混乱不堪。

在极度兴奋和极度抑郁之后，斯诺很快沉浸在孤独无力感中，因为她不得不“单枪匹马”地面对生活( [1] , p. 268)。她决心改变自己的现状，以寻求更好的未来。然而，在没有财富支持的情况下，斯诺陷入了迷茫，萦绕在她心头的是无法解决的问题：“有什么路是走的通的？还有什么样的计划是可行的？”( [1] , p. 268)她难以疏散的困惑和忧郁都证明了她的自我意识是支离破碎的。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将抑郁与哀悼情绪区分开来，认为“抑郁以某种方式与无意识地失去所爱对象有关”( [15] , p. 155)。在抑郁状态下，当大脑不能有意识地处理痛苦时，就会产生自我攻击——“自尊心被削弱大幅受挫”( [15] , p. 155)。虽然斯诺把自己“倚靠在树上”的姿态比作“在新掘的坟墓旁的哀悼者”，但她的痛苦情绪无法用语言具体表达( [1] , p. 268)。在静谧的夜空下，她似有若无的痛苦情绪与“朦胧的雾气”和“狡黠的月光”互相呼应。这种类似哀悼的行为使读者认识到，她貌似丢失了某件物品，实则是她的自尊受到损害。月光下的场景让她回忆起在英国的往昔：于广阔的田野中看着“北极光流窜着划过天际”，仿佛看见“千军万马拉着旗帜集结”( [1] , p. 268)。如此非凡场景显示出大自然势不可挡的力量，与斯诺的孤独和无助形成对比。

逼仄的阁楼一隅看似给斯诺带来暂时的安全和私密感；但她面对突如其来的鬼魅身影和约翰不容置疑的医学诊断时，避无可避，反而遭受更多的痛楚和恐惧。埋信桥段中，作者所设置的自然夜景是为了对比地凸显空间给斯诺带来的无边的荒凉、迷茫之感。无论是对逼仄或空阔的物理空间描写，抑或是遭遇神秘修女的诡异场景刻画，还是重重包裹信件的微小细节，都显露出斯诺内心的分裂和挣扎，充满了主观和客观自我之间的矛盾，现实和理想自我之间的矛盾。尽管如此，斯诺在这些挑战中展现出了不屈的精神，她坚定地维护自己内在的一致性和自我认同。每一个决定、每一个行动背后都显露出她的坚定信念和对自我保护的渴望。她埋藏信件的行为不仅是为了捍卫个人隐私，更是对社会期望和限制的挑战，展示了她在逆境中如何寻求内心的平静和稳定。斯诺在这些经历中逐步塑造了独特的主体性，不受外界干扰和困惑的影响，最终坚定地走向了她期待的未来。

露西·斯诺在叙述中采用了模糊的叙事策略，这种模糊性不仅增强了叙事的神秘感，还展现了她在维多利亚时代社会中构建主体性的艰难。通过隐瞒、歪曲和模糊信息，她控制了叙事进程，抵抗外界的窥探和控制，从而在保留自我隐私的同时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在小说中，斯诺始终是一个难以被归类的“边缘人”。她没有父母的庇护，缺乏安全感；漂泊到异国他乡，难以融入当地文化；也无法被任何既定的阶层所接纳。这种边缘化身份使她在社会中始终游离，无法找到归属感。面对显性或隐性的种种隔离，她既没有完全顺从也没有彻底反抗，而是在中间地带中不断努力。斯诺为了把握自己的命运，为抵抗性别与阶层的双重区隔付出艰辛的努力。她拒绝让别人以家庭出身评判自己，相信努力工作与个人奋斗的价值，并通过学习法语和了解当地文化来提升自己。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斯诺以自传的形式回顾自己的经历。她的叙述本身就是一种精心的自我建构，她的自我表达是一种抵抗，是自我治愈的良药。勃朗特让底层社会的女性摆脱了“失语”状态，获得了发声的机会。女性能够运用语言和思想，并关注底层社会和女性的经验，这本身就是对象征秩序的一种反抗。

在《维莱特》的结尾，斯诺没有透露伊曼纽尔先生是否从海外归来，两人是否结婚，给读者留下了悬念。在最后，她暗示了一场“疯狂咆哮七天”的大风暴，然后以“已经说得够多了”( [1] , p. 443)作为结尾；再次拒绝透露细节，让读者自行猜测。她避免落入维多利亚时期传统浪漫情节中以婚姻结尾的窠臼，巧妙地避免了维多利亚时期对单身成功女性的恶意。约翰逊(Patricia E. Johnson)指出，选择任何一方都会导致她被困在“一个服从父权统治的系统和牢房”( [16] , p. 621)。通过这种含蓄和留白，斯诺保护了自己的隐私，展现了她对自身叙事权的掌控，打破了父权制叙事的束缚。

然而，斯诺的主体性建构是否完满？她如愿开了自己的学校，如愿在异乡有了自己的房子，但她真的获得幸福了么？在斯诺的叙述中，关于漂泊、船只失事、在一段充满危险的航程中朝向不确定目的地的反复意象，不仅暗示了保罗可能的死亡，还外化了她内心的不安和自杀冲动。她声称与伊曼纽尔先生虽天各一方但充满期待的三年是她生命中“最幸福的岁月”( [1] , p. 441)，这似乎是否认了当前的幸福状态。尽管斯诺通过自我奋斗寻求自由，但她并未彻底颠覆性别和阶层区隔背后的话语权力。死亡的阴影暗示了她在压抑的父权环境中保持独立和自我完整性的困难。尽管她揭示和挑战了部分性别和阶层的社会话语，但这种解构似乎并不全面，她的主体性建构也并非顺利。

斯诺处理信件的方式与她的模糊叙事策略，都是她在一个充满控制和审查的环境中寻求自我保护的手段。她的沉默和神秘感成为保护自我的武器，使她能够在充满监视和压迫的环境中保持独立。隐含作者通过斯诺这种叙述策略，不仅展现了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在社会和心理上的困境，还揭示了女性在这种困境中挣扎求存的智慧和坚韧。斯诺的叙述既是对父权社会的反抗，也是对自我身份的探索和确认。她的模糊叙事使得读者不得不重新审视女性在那个时代的复杂处境，以及勃朗特自身对爱与独立的深刻渴望和挣扎。因此，斯诺的故事不仅是一个个人的叙述，也是一个时代女性心灵和命运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