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一直是我国城镇化进程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力量。需要关注其进城务工就业中具体遇到的问题，才能够确保城镇化更为可持续。据《2022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的统计数据显示 [1] ，2022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2.9562亿人，其中女性农民工占比有所上升，比去年提高0.7个百分点，占比达到36.6%。未婚的女性农民工占比17.4%，有配偶的女性农民工占比79.6%，由此也可看出女性农民工的市民化具有重要意义，不仅能够促进其自身发展、带动家庭经济增长，还强化了社会多元性。她们的参与丰富了城市劳动力结构，推动了女性在职场的发展，为社会赋予更广泛的人才资源，同时促进性别平等观念的传播，助力社会更全面、包容的进步。

为促进城乡一体化和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国家发展改革委于2022年7月发布《“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该方案将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市民化确定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任务，计划有序推动户籍系统改革，提升转移人口融入城市的质量，争取到2025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 [2] 。202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强调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性，保障进城农民在农村的合法权益，并加速推进县域的城乡一体化进程。接下来的十五年是消除城乡分割、完善城乡一体化发展机制的关键时期，我们需抓住这一机遇，促进城乡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户籍制度的逐步放宽，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逐渐加强。然而在现有的城市融入进程中女性农民工仍存在就业层次低、职业前景差、社会支持薄弱、群体文化模糊、地位评价消极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女性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市民化进程也会由此而受到影响 [3] 。鉴于此，本研究将从代际差异的视角出发对女性农民工市民化路径进行探讨，这种研究视角有助于揭示不同代际女性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的不同需求和经历，从而为政府制定更具针对性和效果的政策提供依据。这不仅能丰富学术领域对女性农民工市民化的认识，也能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促进社会融合。

(一) 代际差异视角

代际关系的概念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提出，他在社会学领域中首次深入探讨了代际认同的意义，并将代际差异定义为不同代际群体在价值观、偏好、态度和行为上的差异性特征 [4] ，这一理论为后续的代际研究奠定了基础。当代际差异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被引入中国后，激发了国内学者的研究热情。中国学者不仅吸收了西方的理论框架，还结合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行了本土化的探索和研究。在这一过程中，费孝通通过比较中西方家庭代际关系的差异，发现并提出了中国家庭中特有的反馈模式，这一发现为理解中国家庭的代际动态提供了新的视角 [5] 。贺雪峰的研究则聚焦于时代变迁对中国农村代际关系的影响。通过深入分析，贺雪峰提出了农村代际关系的理想型，并探讨了这种关系与婚姻、生育观念之间的联系 [6] 。王跃生的研究则聚焦于中国代际关系的心理层面，强调了家庭教育和社会环境对个体心理健康和代际传承的影响。他提出良好的家庭关系与情感支持对个体的发展至关重要，建议重视建设和谐、亲密的家庭环境，以促进代际关系的和谐发展 [7] 。阎云翔通过实地调查东北下岬村村民的生活变迁，比较了不同代际在谋生方式、婚姻观念和亲子关系等方面的差异，揭示了城市化对代际关系的影响，并强调代际传承和沟通模式的变化，这一发现为后续代际差异研究提供了实证基础 [8] 。李银河在代际关系的研究中着重关注性别角色和权力分配。她指出代际关系中的女性地位受到家庭结构、教育制度以及社会变迁的影响，呼吁关注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权利和地位，并倡导促进性别平等的政策和社会环境改革，以实现代际关系中的性别公平和和谐发展 [9] 。学者们从家庭结构、教育、心理等多个方面对代际关系进行了探索，为我们理解代际关系提供了多维度的视角和实证基础。本文将从代际差异视角来研究女性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在对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划分过程中，依照参考了陈辉和熊春文 [10] 、王兴周 [11] 的研究，将1980年作为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划分界限，把1980年以前的女性农民工定义为老一代女性农民工，1980年之后的女性农民工定义为新生代女性农民工。

(二)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生活史研究法，通过回溯两代女性农民工的生命事件、城市体验以及其与农村的联结等，分析她们的生命历程的转折点、时空结构和家庭禀赋，来加深对这一群体对市民化的理解 [12] 。将她们的生活史进行统一的整理和归纳，找出共同点和不同点，并找出其中典型的个案作为描述和解释的例证，以此来反映女性农民工的社会生活状况以及她们的心理、思想、态度和观念等，从而来研究她们对于农民身份转变为城市居民的态度，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

本研究调研地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J省，作为华东地区经济发达的省份之一，J省是典型的农民工就业大省，目前全省农民工总量达2400多万人。W市常年位居J省前三的行列，是我国民族工业和乡镇工业的摇篮，以其强大的制造业而闻名。截止到目前W市已有数家全国知名企业，W市制造业的发达吸引了大批外来农民工前来就业。H镇是W市著名的工业重镇，地处W市的西南部，区位优势明显。近年来H镇先后培育出一批高端装备制造和新兴产业企业，已发展成该市高端制造业聚集区、工业经济的重要板块。H镇是该市典型的城乡结合部，拥有比城市黄金地段更为低廉的房价。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及产业集聚等特征，大批外来农民工选择前来就业。笔者在2022年10月至2024年1月间，在H镇选择了20名女性农民工进行深度访谈。访谈对象年龄最大66岁，最小20岁，分别来自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山东、吉林等地，流入W市的时间最长为22年，最短为7个月。根据学术规范的要求，本文对访谈对象已经作了匿名化处理(见 表1 )。

关于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维度研究，学界也有着相应的观点。田凯(1995)将社会融入划分为了三个层面，分别是经济层面、社会层面以及文化和心理层面 [13] 。朱力(2005)将进城农民工的适应划归为三个维度: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她认为社会融入的维度之间存在递进的关系 [14] 。杨菊华(2009)提出社会融入涵盖经济整合、文化接纳、行为适应和身份认同四个维度，这些维度彼此之间有着递进和交互的关系，它们相互依赖、相互作用。通常流动人口在迁入地的融入过程起始于经济层面，随后转向文化的接纳和行为上的适应，最终达到身份的认同。然而，这些维度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固定的线性模式，而会根据个体差异展现出多样性 [15] 。本研究参照学界普适性指标，将女性农民工融入维度分为经济层面、社会层面、文化层面和心理层面，从而来研究女性农民工市民化融入轨迹。

(一) 老一代女性农民工(1980年以前出生)：农民身份的坚守者

老一代女性农民工，即1980年以前出生的女性农民工，是指在改革开放浪潮中进入城市的第一批女性农民工。这一代人大多数在农村长大，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她们迁徙至城市从事制造业、服务业或零售业等劳动密集型工作。她们的工作环境艰苦，工资待遇低，但却承担着家庭的责任，支撑着家族的延续。这一代农民工在城市中常常被视为“落叶归根”的代表，她们虽然身在城市，却时刻怀念着家乡的田园生活。尽管她们已经迁徙至城市，但对农村的归属感却从未减弱，她们拒绝将自己完全融入城市的生活，对于城市的新生活方式持有一种保留的态度。

“我今年66岁，来这22年了，现在我女儿儿子都在这里上班。我在这里做环卫工人，平常帮着清理垃圾桶，捡捡马路上的垃圾，我每天从早上7点就要出门了做到下午4点多，晚上还要把垃圾桶拉回来。我们这工作累的，我这身体也吃不消，再干个几年我就不干了，到时候我就回老家。”(受访者秀莲，访谈时间：2023年12月6日)

“我56了，没上过学，嫁给我老头子快40年了。我们14年那会来的这，现在也好多年了。我儿子儿媳在这里工作，我平常要帮她们带带小孩。没办法嘛，小孩要读书，儿子压力也大的，我们两口子想着帮她分担点，现在我们就在我们租的房子这里开了个小卖部，我平常帮忙看着店，一坐也要坐好多个小时，我们一般晚上23：00多才关门。我老头子现在在厂里帮她们收收废品、打扫打扫卫生，一个月也能再赚点。等以后我孙子长大了不需要我带了，我和我老头子也干不动的时候，我们就回老家了。”(受访者素英，访谈时间：2023年10月17日)

我来这12年了，现在在厂里做机床操作工，我们两口子这些年一直在为我儿子娶媳妇做打算，你看她要在我们老家镇上买个房子，起码需要50多万，我们到哪里去弄这么多钱。我儿子现在都快27岁了，我们镇上和她一样大的小伙子娃都有了。我儿子现在谈着个女朋友，那边说要彩礼10万，我们两口子这些年的打工赚的钱还不够我儿子结婚的，现在我们只能拼命赚钱，看能不能和女方那边也再说说，把彩礼钱降降，咱们先把婚结了。(受访者娟子，访谈时间：2023年11月15日)

相较于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老一代女性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与文化素养相对较低。她们在教育程度上普遍有限，鲜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其中不乏文盲的存在。在农村老一代女性农民工早已完成了社会化进程，依赖农业劳动维持生计，拥有了自己的家庭。因此，她们对家庭的责任和对家族延续的看重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她们选择进城务工的一大动力。尽管身处城市，老一代女性农民工往往坚守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她们可能会在城市中形成小团体，寻找与家乡相似的生活圈子，以保持与农村的联系。这种看似拒绝融入城市生活的态度，并非完全排斥城市，而是她们对自己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保护与坚持。这种态度体现了她们对自我身份和文化传统的尊重与维系。

(二) 新生代女性农民工(1980年及之后出生)：城市与乡村的摆渡人

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是指出生于1980年及之后的女性，她们在农村出生长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选择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业工作，成为城市劳动力的一部分。这一代女性农民工通常具有更高的受教育水平和更广泛的社会经验，她们可能在城市中从事服务业、制造业、销售等行业的工作，以改善自己和家庭的生活状况。与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相比，她们多数更倾向于城市的生活方式，并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个人的职业发展和生活目标。

这些年轻女性农民工在穿着打扮、行为举止以及消费观念上均展现出了日益明显的城市化倾向。与老一代女性农民工相比，她们对城市生活怀揣着更为浓厚的向往与期待，不再愿意回归传统的农村生活模式。尽管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对于城市化生活持有更高的偏好，但她们与农村的联系并未彻底断绝。尽管尚未落叶归根，她们依然保持着对农村的某种情感纽带，特别是在婚姻和子女教育等关键节点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婚姻和子女教育对于这些女性农民工而言，不仅是生活中的重要转折点，更是她们在城市生活中面临的不确定性与期待的交汇点。她们依赖于家庭的支持，对子女的未来发展寄予厚望，同时也对城市生活的未来充满期待，渴望能在城市中稳定下来，为子女创造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这种期望与担忧并存的心态，既体现了她们对城市生活的渴望，也揭示了她们在面对城市化进程中的复杂情感与挣扎。

“我来这打拼了4年了，我和我老公一直开着这家菜馆，我老公负责烧菜，我负责洗菜和打扫卫生，现在菜馆生意越来越好了，有很多老顾客经常下班就来我们店里吃。我们的生活现在变得越来越好了，等以后我儿子女儿长大了，我们争取在这里买套房，把户口迁过来，也能让小孩上更好的学校。”(受访者金英，访谈时间：2023年9月20日)

“我和我老公结婚后就跟着她来这里了，我公公婆婆也一块过来了。现在我在这里的公办幼儿园当老师，签的是临时工合同，一个月有5000左右，我还挺满意的，这个工作主要比其她人工作轻松很多，我们这大多数女孩子都是进厂里工作，她们工作强度太大了。我儿子现在也在我上班的那所幼儿园里，我平时上班时候还可以带带我儿子，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挺幸福的，希望我们以后的生活能越来越好。”(受访者芳芳，访谈时间：2023年12月15日)

“我今年20岁，来这一年了，当时是我男朋友带我来这个城市的，她现在在做外卖员，我在美甲店工作。工资的话要看每个月的情况，客人多的话一个月能有6000多，少的话3000左右。我们这个完全是靠自己的绩效赚钱，所以我们只能不断的接顾客。你看啊我平常坐这一天基本都没怎么吃饭，饿了的话就吃点小饼干，一天也就过去了，刚开始做这工作的时候我还不习惯，现在啊我们都习惯了，大家都想多接几个顾客。我和我男朋友都不想回老家，我们想着趁年轻多打拼打拼，还不知道多久以后才能买的起我俩的小房子。”(受访者圆圆，访谈时间：2023年11月10日)

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她们在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中展现出的多元性。相较于传统，她们在职业选择、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社会交往等方面均呈现出显著的多样性。在城市中，她们积极主动地融入不同的社交圈层，结交来自各种背景的朋友，欣然接受并拥抱城市的多元文化和生活方式，这无疑为她们的个人发展打开了更广阔的天地。总体而言，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在生活方式的选择上，展现出了更高的自主性和丰富多样的可能性。尽管她们中大部分尚未在乡村的土壤上扎下根来，但她们却以积极的态度融入城市生活，愿意转变身份，并对未来抱有无限希望和憧憬。她们的这种多元性融入，无疑为城市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和动力。

(一) 传统思想观念对其市民化冲击

1) 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冲击

男主外女主内观念源自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认为男性应在外工作赚钱养家，女性则应留在家中照顾家庭和孩子。这种观念给女性农民工带来了多重冲击。首先在就业机会方面。由于社会期望女性留在家庭，她们在城市中面临工作机会有限的困境，只能从事低技能低薪资的工作，难以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许多女性农民工被局限在家政、服务行业等领域，而较高薪资、晋升机会更多的行业则常常被男性主导。其次，男主外女主内观念导致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相对较低。在家庭中，女性农民工的主要责任被局限于照顾家庭和孩子，而这一职责并未得到足够的社会认可和价值体现。她们往往缺乏话语权和决策权，难以参与到社会生活和决策中去。这种现象不仅限制了她们在家庭中的自主权，也限制了她们在社会中的发展空间和发声权。此外，女性农民工在城市中面临着职业发展受限的问题。由于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影响，她们很难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晋升机会和薪资待遇。即使在同一岗位上表现出色，女性农民工也常常面临着晋升机会被忽视或者薪资待遇不公的情况。这种性别歧视和职业壁垒使得女性农民工的职业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影响了她们的个人成长和家庭稳定。

2) 父权制思想的深刻影响

父权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它确立了男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主导与权威角色。这种思想体系对性别角色进行了刻板的划分，对女性农民工的生活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16] 。父权制思想导致女性在家庭中的话语权受到严重限制。在传统家庭结构中，男性通常作为决策者和话语权的中心，而女性则处于从属地位。这种不平等的家庭关系使得女性农民工难以参与到家庭和社会的重要决策中，缺乏对个人生活的掌控力。例如，在家庭的经济决策和子女教育等重要事务上，女性农民工的意见往往被忽视或边缘化，她们的声音难以被听到。

父权制思想也限制了女性农民工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决策权。在父权制的社会背景下，女性的自主权受到严重制约，她们难以自主决定自己的生活和职业发展方向。家庭和社会的传统观念往往将女性限定在特定的角色和职责中，限制了她们的个人选择和发展空间。例如，女性农民工可能面临家庭的压力，要求她们放弃工作回归家庭，而她们的个人意愿和职业发展目标往往被忽视或受到阻碍。这种情况导致了女性农民工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自主性和自由度受到挑战，影响了她们的个人成长和生活质量。

父权制思想还导致了对妻子和母亲角色的僵化认知。在传统性别观念中，妻子被视为家庭照顾者，而母亲则是家庭的核心。这种认知使得女性农民工在家庭生活中承担了大量的家务劳动和照顾责任，个人的时间和空间受到严重挤压。同时，对妻子和母亲角色的定型化认知也影响了女性农民工在社会中的评价和地位，使她们难以获得应有的尊重和社会认可。

3) 结构性不平等下的挑战

结构性不平等深藏于社会体系之中，对女性农民工造成了诸多不利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工作机会的不公平性、薪资待遇的不公正性以及晋升机会的有限性等方面。工作机会的不公平性成为女性农民工面临的一大难题。在多个行业中，女性往往遭遇就业机会的局限。这既源于某些行业或岗位对女性的偏见，认为她们在某些职业或领域中缺乏必要的能力或适应性，进而限制了她们的就业机会，也源于一些企业在招聘过程中倾向于选择男性，将女性农民工排除在外，从而限制了她们在工作市场上的选择范围和发展空间。这种工作机会的不公平性使女性农民工在职业发展的道路上充满了挑战和困难，难以充分发挥个人潜力并实现职业目标。

薪资待遇的不公正性也是女性农民工面临的严重问题。尽管女性和男性在同一岗位上承担相同的工作职责，但女性往往获得的薪资待遇却远低于男性。这种性别薪资差距不仅加剧了女性农民工的经济负担和生活压力，也反映了社会对女性劳动价值的低估和歧视。女性农民工在工作中付出了同样的努力和时间，却仅仅因为性别而遭受不公正的薪资待遇，这严重侵犯了她们的权益和尊严。

结构性的性别歧视也制约了女性农民工的晋升机会。许多企业和组织更倾向于提拔男性，而对女性的晋升机会设置种种限制。这种现象反映了社会对女性能力和潜力的低估，忽视了女性农民工在职业发展中的贡献和表现。由于性别歧视导致的晋升机会有限，女性农民工在职业生涯中难以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和成就，造成了严重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现象。

(二) 公共基础设施与政策对其市民化的影响

1) 户籍管理制度延缓农民工市民化发展速度

户籍管理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农民工的进城落户意愿、农村“三权”问题、县域户籍的吸引力以及部分农民工不符合进城落户条件等因素。

首先，农民工进城落户意愿不高是这一制度所带来的重要影响之一。尽管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例如降低落户门槛、扩大落户渠道等，以鼓励农民工实现市民化，但实际操作中，农民工要想获得城镇户籍仍然面临着诸多困难。特别是对于那些没有足够购房能力的农民工来说，想要在城市拥有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几乎成为了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

其次，农村“三权”问题也对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造成了明显的阻碍。农民工作为农村居民，在进城市民化过程中面临着土地、宅基地以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等多重问题。农村土地制度对农民工的市民化形成了制约。在中国，土地资源一直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撑，但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和管理制度导致了农民工进城市民化的困境。由于农民工无法将自己在农村的土地流转出去或作为市民化的资本，她们在城市落户时面临着无法提供相应土地证明的困难。这不仅增加了农民工进城购房的成本，也限制了她们在城市享受相应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权利。

最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问题也会对市民化进程产生影响。在一些地区，农民工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其福利和权益与户口挂钩。这就意味着如果农民工放弃了农村户口，可能会失去与集体经济组织相关的福利和权益。这种权益挂钩的机制使得一些农民工在进城落户时面临着利益选择的困境，增加了她们市民化的难度和成本。

2) 城市落户政策的差异化和不均衡

不同城市对农民工落户的标准和条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导致了农民工在选择落户城市时面临困难和不确定性。一些城市的落户门槛较高，如需要拥有稳定工作、购房或缴纳一定税费等条件，对部分农民工来说是难以逾越的障碍。这种差异化的落户标准使得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遇到了更多的阻碍和挑战，限制了她们选择城市并融入城市的机会。

大城市的落户门槛相对较高，这对于没有足够经济实力的农民工而言是一种难以逾越的障碍。缺乏稳定工作、购房能力或税费缴纳等条件使得她们难以获得城市户口，从而影响了她们的市民化进程。这种落户门槛难以逾越的情况，加大了农民工在城市中融入的难度，导致她们可能无法享受到城市带来的更多机会和资源，影响了她们的生活和发展。

由于不同城市的落户条件不一致，农民工在市民化的路径上面临着繁琐的手续和条件。这种不顺畅的市民化路径影响了农民工的市民化速度和进程，增加了她们在城市中融入的难度和成本。这种不顺畅的市民化路径，可能导致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受阻，无法顺利融入城市的生活和发展，限制了她们在城市中获得更好生活的机会。

3) 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匹配

尽管政府在近年来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但在一些农民工聚集区域，基础设施依然相对薄弱，这种不平衡的基础设施建设直接影响了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和城市融入程度。交通条件的不足是这种基础设施不平衡的一个显著体现。一些农民工聚集区域的交通条件较为落后，存在着交通拥堵、交通不便等问题。这不仅影响了农民工的出行和工作效率，还制约了她们在城市中的生活和发展。长时间的交通拥堵会增加她们的通勤时间，降低工作效率，甚至导致工作与生活的平衡难以维持。

医疗资源的不匹配也会对其市民化造成负面影响。部分地区的医疗资源不足，医疗设施不完善，导致农民工在就医过程中面临排队等待、医疗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这增加了农民工获取医疗服务的难度，影响了她们的健康和生活质量。有时候，她们可能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得到合适的医疗服务，而这对于她们的工作和家庭生活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教育资源的不均衡也是女性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一大障碍因素。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时，会面临着学校资源分配不均衡、教育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当地发布的教育政策将会直接影响到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见 图1 )。

女性农民工的市民化是一个复杂而关键的任务，在探讨其发展路径时，考虑到代际差异尤为重要。传统意义上的老一代女性农民工和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在文化、经济、社会认同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将直接影响她们在城市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因此，了解和应对代际差异，制定针对性的实践路径，是推进女性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

(一) 赋权老一代女性农民工：传承与转型

在促进女性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践中，对老一代女性农民工的赋权至关重要。这一代人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工作技能，是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宝贵资源。为了更好地促进城市化进程，我们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充分发挥老一代女性农民工的作用，并帮助她们实现职业转型和社会融入。第一，传承经验与智慧。老一代女性农民工在农村生活和务农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智慧，这些宝贵的财富需要得到传承和利用，应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培训和传承机制，通过各种形式的培训课程、工作坊和交流活动，将老一代女性农民工的经验智慧传递给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帮助她们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和工作环境。第二，职业转型与技能升级。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中的工作机会日益增多，但也对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帮助老一代女性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就业市场，应制定针对性的职业转型计划和技能培训项目，根据她们的兴趣、特长和市场需求，提供相应的培训和技能提升机会，帮助她们获取更好的就业岗位，提高就业竞争力。第三，社会保障与福利保障。在农村，她们可能面临着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方面的不足，这些问题在城市化过程中可能会进一步凸显。因此，需要加强老一代女性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扩大医疗保险覆盖范围、完善养老保险制度等，以提高她们的生活品质和安全感，增强她们融入城市的信心和动力。

(二) 培育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教育与职业发展

培育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是促进女性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举措之一。这一代人作为未来城市化进程的主力军，其教育、职业发展和心理健康状况将直接影响着城市化的进程和成效。因此需采取一系列措施，为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关怀，助力她们在城市中获得更好的发展和成长。第一，提高教育水平。应重视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教育问题，加大对教育资源的投入，提供优质的教育机会。通过建设更多的学校和教育机构，拓展教育渠道，提供多样化的教育培训项目，帮助她们掌握更多知识和技能，提升竞争力。同时，也应该注重对农村地区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确保每一个新生代女性农民工都能够享受到公平、优质的教育资源。第二，制定职业规划与发展。应为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制定个性化的职业规划，根据她们的兴趣、特长和市场需求，提供相应的职业培训和发展机会。同时，也应该鼓励她们多样化就业，培养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助力其在城市中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和成长空间。通过建立职业指导中心和就业服务机构，提供就业信息咨询、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推荐等服务，帮助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就业市场。第三，关注心理健康与社会适应。新生代女性农民工面临着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带来的身心挑战，需要面对新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压力。因此，应建立心理咨询和支持机制，提供心理辅导和情感支持，增强她们面对城市生活挑战的抗压能力，并通过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社会适应培训，帮助她们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建立健康、积极的心态，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发展的双赢。

(三) 建立跨代融合机制：互助与共建共享

在促进女性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践中，建立跨代融合机制是至关重要的。通过跨代交流与互动，社区共建共享以及共享资源与福利，可以有效促进女性农民工的城市化进程，增强社区凝聚力和归属感。第一，跨代交流与互动是建立跨代融合机制的关键。创建老一代女性农民工与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之间的交流平台和互助组织，可以促进跨代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实现经验共享和资源互补。这些交流平台可以是线上的社交平台，也可以是线下的聚会活动，为农民工们提供一个相互交流学习的机会，让她们在城市化进程中共同成长。第二，要倡导跨代共建共享的社区理念。社区是农民工们生活的重要场所，也是她们融入城市的重要窗口，应鼓励老一代女性农民工与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共同参与社区建设和公共事务，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包容的社区环境。通过共同参与社区活动和公益事业，可以增强她们的社区凝聚力和归属感，促进城市化进程的顺利进行。第三，要实现共享资源与福利。建立跨代共享的资源共享平台，如共享劳动力、共享居住空间等，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生活品质和社会融合度。这些资源共享平台可以是社区共享设施，也可以是社会公益组织提供的服务。通过共享资源和福利，可以有效解决城市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和问题，让农民工们感受到城市带来的便利和温暖，增强她们的城市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感。

(四) 推动政策创新与社会支持：合力促进市民化

在促进女性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践中，推动政策创新与社会支持至关重要。创新政策支持和强化社会支持，以及鼓励社会参与，是实现女性农民工市民化的有效途径。首先，创新政策支持是关键一环。政府部门应根据老一代女性农民工和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不同需求，制定差异化的政策支持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就业援助、教育补贴、社会保障等，旨在促进她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针对老一代女性农民工，政府可以提供技能培训和职业转型的支持，帮助她们适应城市工作环境；而对于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则可以通过教育补贴和就业援助，提高她们的就业竞争力和社会认同感。其次，需要强化社会支持。加强社会组织、志愿者团体等力量，建立老一代女性农民工和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之间的互助支持网络。这些组织可以提供心理、法律、就业等方面的咨询和帮助，帮助农民工们解决在城市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也可以发挥社区服务的作用，提供日常生活上的支持和帮助，增强农民工们的社区凝聚力和归属感。最后，鼓励社会参与。倡导老一代女性农民工和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文化活动等，增强她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归属感，推动市民化进程。政府可以通过宣传教育和奖励机制，鼓励农民工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树立起良好的社会形象。同时，社会组织也可以组织各种文体活动和志愿服务，为农民工们提供参与城市生活的机会和平台。

2024年江苏省研究生实践创新计划项目“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市民化路径研究”(SJCX24-1334)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