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瑟琳·安·波特是二十世纪美国伟大的小说家，是美国南方女性文学的代表人物，她所创作的《旧秩序》是美国中短篇小说中的上乘之作，获得了文学界的一致好评。小说以19世纪美国南方社会为背景，讲述南北战争结束后三代人成长历程。小说采用时间倒错的叙事方法，围绕中心人物索菲娅·简小姐的自我意识与社会性别分工的融合和冲突展开描写，通过描述索菲娅·简的一生，讲述了旧秩序下女性所受到的不平等的社会束缚。

波特笔下19世纪美国南方的女性形象，具有鲜明的时代印痕和社会烙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其塑造的老年妇女形象，她们是南方种植园时代贵族女性的代表。波特之所以能够向我们展示出复杂立体的旧时代女性形象，是因为陪伴波特整个童年成长的外祖母出身南方显赫的贵族家族。所以，分析波特笔下女性角色的社会形象，需要考虑性别、种族以及阶级对社会性别分工的影响，进而明确19世纪美国南方贵族妇女的基本特征。

对于美国19世纪南方白人女性形象，历史学家安妮·菲尔·斯科特提出“美国南方淑女” [1] 这一概念，斯科特认为她们是“清白无暇(尤其涉及性方面)，自我牺牲，顺从和追求完美”的女性代表。具体表现为，白人妇女对家庭男性成员的完全服从、对家庭的无私奉献。此外，卡尔文·赫恩顿认为“南方淑女”的形成是一种独特的美国现象，即“神圣白人女性的神话” [2] ——“(白人女性)在南方作为一种完美的神话出现，以美化一个原本不雅的社会。”这一神话，由白人男性精心设计并巧妙运用，最终保护了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的随意生活方式，又将白人女性限制在他们选定的位置上。而神话最具破坏性的一面是，凭借其表面包裹着保护女性的伪逻辑，让女性顺从地接受了来自父权的驯化，套上名为“贞洁意识”的枷锁，陷入一种莫名的自我困扰中，极度渴望成为社会所定义的“健康女性”，获得社群的认可和潜在的安全感。

此外，考虑到从殖民地时期起，美国南方地区始终严格遵守清教主义教旨，社会遵守绝对的男女性别判别。所以，一旦“神话”变得不受控制，不再满足于生育后代和料理家事，社区宗教就会对其施压，先遏制女性在家庭中的决策权，进而剥夺她们发声的机会和权利，最终将“不受控的神话”彻底扼杀在摇篮中。唯一的例外是，当家族中男性家长角色因不可抗力因素出现空缺，女性将被允许暂时充当决策者以确保家族延续。当女性面对上述秩序性社会文化暴力时，可寻求的精神开导也来自宗教。这进一步强化这套基于性别差异形成的权力逻辑，巩固了原有的性别分工模式。

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经历了内战，解放了黑人，却没有消除长期奴隶制带来的种族歧视，直至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才在真正意义上提高了美国非裔群体的合法权益。所以，黑人文学也是研究19世纪白人女性形象的重要素材来源之一。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黑人小说中，战前的白人女性是“神圣而优雅”的存在。而“南方淑女”作为一种刻板印象，在黑人作家眼中既高贵又可怜。到60年代，詹姆斯·鲍德温、约翰·A·威廉斯姆等黑人作家则将传统的白人女性形象进一步延伸为“被阉割的，却又无能为力”的特权代表 [3] 。

白人女性形象之所以会同时呈现高贵与脆弱，是因为其起源于美国南方等级森严的旧社会秩序。在南方种植园文化中，白人男性既是土地和奴隶等财富的持有者，又是社会和家庭结构的缔造者，处于社会等级秩序的顶层；同时，他们对较为弱势的女性群体和有色人种群体进行了严格的等级划分，即白人女性的社会地位高于黑人奴隶，黑人男性地位高于黑人女性，不同的社会层级之间不存在流动的可能。在南方历史传统中，黑人奴隶还是“南方淑女”最常见的财产，不仅为她们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物质保护和经济独立，更为身为被压迫者的白人女性提供了压迫对象。所以，理想的“南方淑女”既被黑人男性所尊崇，同时又屈服于白人男性；她们是高贵的、不可随意玷污的。这也解释了为何在南方社会秩序中处于劣势的白人女性仍然捍卫着秩序的运行。这并非是出于她们对社会所赋予的性别身份的认同，而是她们对精英奴隶主的阶级的身份认同。

进入20世纪中叶，传统种植园文化的影响虽未彻底消退，但内战还是为外部力量的汇合渗透南方社会提供了窗口。伴随时代进步，反抗种族歧视的民权运动、反抗所有压抑机制的民主运动，妇女解放运动以及全面迸发的女性主义潮流，释放了美国南方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紧张关系，也引发了社会关于种族、民族、性别文化的讨论。虽然，由于种族问题和经济现实，使得女性在实现理想性别身份的过程中困难重重，但20世纪美国南方的精英女性，始终尝试在这片对女性行为保持严格节制的土地上重建自己的身份，不断挑战刻板印象，努力展示真实的女性形象，在社会中实践和倡导社会性别平等。而被更迭的社会结构所抛弃的，已然步入老年阶段的“南方淑女”仍然遵循着旧有的社会秩序，成为旧时代男权推诿的化身，为后人窥探南方种植园时代性别文化留下了一扇窗。

小说《旧秩序》中，祖母索菲娅·简的形象完美契合了“南方淑女”的理想状态。祖母的青年、中年和晚年经历揭示了她将自己嵌入所在社会框架的过程，折射出女性在社会性别分工不平等情况下的心理活动。此外，文中祖母对子女思想行为的评价，侧面表达了美国南方新一代女性的理想和追求。

小说始于索菲娅·简与南妮主仆二人的晚年回忆，后转入祖母的青年时代。作为种植园主的后代，索菲娅·简小姐的童年生活优越，倍受家长宠爱。尽管在传统保守的清教主义社会氛围下成长，索菲娅·简的少女时代仍旧充满了美好的回忆。青春期的她，也曾对爱与性充满幻想，被荷尔蒙和禁忌所吸引，显得活泼而生动，形象又立体。但当索菲娅·简听从家长的安排步入婚姻，她不再进行不切实际的幻想，开始变得含蓄安静，自然地接受社会赋予的性别角色分工，成为隶属于丈夫的繁育机器，在婚姻生活的初期不断生育 [4] 。

索菲亚·简经历生育的残酷和可怕时，一度陷入迷茫与痛苦中。幸而她在后期选择了反抗，她坚定且固执地违背了旧传统，在数次生产后决定亲自哺育后代，从毫无感情的生育机器转变成为有血有肉的母亲。此次转变既有母爱的加持，又掺杂着女性个人意识的觉醒。从此，含蓄的固执成为了索菲娅·简独有的特征。而当她面对丈夫如赌徒般挥霍其嫁妆时，虽有质疑和不满，却仍相信处置家庭财产超越了女性的权力范围，即使内心不赞同丈夫的做法，她也从未公然提出反对。索菲娅·简选择默认丈夫的决定，坦然接受失败，并继续为家庭奉献自我。

随着小说情节推进，索菲娅·简经历了中年丧夫，无奈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在父权制根深蒂固的南方社会，没有男性特权的索菲娅·简凭借其坚韧和智慧，成功将家族成功延续。正是从这一阶段起，索菲娅·简成为故事发展的主导者，小说真正意义上的主人公。索菲娅·简顽强地带领家人南迁、开垦耕种，在家庭投资上的成功，也验证了她曾认为自己会比丈夫更合理地分配财产的想法。过程中的艰辛并未被详述，但索菲娅·简的心理活动却得到了细致的描写。人到中年的经济独立，让她对抑制女性发展的父权家长制产生了不屑和鄙夷。她为自己的成功感到自豪，但并未因此选择对抗旧秩序，她的选择还是顺应社会趋势，静静地等待着家庭中男性成员的成年，并移交自己手中的资产和权力。索菲娅·简也在权力转移的过程中由家庭发展的主导者转变为旁观者。从社会意义上看，索菲娅·简的让步是自我意识的缺场。

名字，作为个人自我的象征，是个体生存于社会的符号。晚年的索菲娅·简成为了达米亚口中的祖母，儿子儿媳口中的母亲。失名，是其丧失自我的隐喻性表达。小说从此开始聚焦于索菲娅·简的子女，讲述索菲娅·简对他们行为的看法。所以，当面对孙女不符合淑女形象的出格行为，她会言辞批评并指正；当面对哈里因身体孱弱而无法承担生育责任的妻子，以及小儿子那健美、端庄且稳重，却要离开家庭去赚钱、争取选举权的妻子，她会感到不满。因为索菲娅·简无法接受一个女性角色无力或无意将自己全身心奉献给家庭，也无法更改时代变迁导致性别分工的变化。晚年的索菲娅·简唯一能做的便是同老仆人南妮一起追忆南方种植园时代的辉煌，感慨时代变迁，偶尔对子女的出格行为提出质疑，反思自己的教育是否出现了偏差，最后通过宗教祈祷来世顺遂，以掩盖自己的无能为力。

实际上，讲述索菲娅·简一生经历的孙女达米亚，在某种程度上也无法完全共情自己的祖母。祖母所描述的南方种植园时代的辉煌是那样令人向往；但祖母所推崇的女性自我牺牲，顺从和追求完美的价值观，却无法为之认同。民权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兴起，不仅打击了索菲娅·简为代表的旧时代女性的价值观念，也让达米亚为代表的新时代女性开始思考如何实现女性自我性别的身份建构，推动社会性别平等。

《旧秩序》中，主人公索菲娅·简和故事记录者达米亚，分别代表了不同时期美国南方女性的社会性别形象。通过分析和对比二者的差异，能更好地认识美国南方社会性别分工的发展和社会对女性性别预期的变化。

“索菲娅·简小姐”是19世纪美国南方社会塑造的理想女性形象的代表，“她”在旧秩序框架中是高贵的，受尊敬和脆弱的；同时也是失语的、隐形的和非独立的 [5] 。女性在旧秩序下顺从且无私地承担起妻子和母亲的责任，维持着表面体面、实则压抑的资本主义社会性别秩序。

当家庭成年男性角色缺失，原本隐身的女性就会现身。如小说中，索菲娅·简在丈夫去世后，自然地承担起家庭责任，率领家族移居得克萨斯州，始终将家庭利益更大化放在首位，实现了非自愿的经济独立。那一刻，“家长的专制和母性的光辉”看似在索菲亚·简的身上达成了微妙的平衡，背后实则隐含着巨大的矛盾。随着时间迁移，矛盾爆发，索菲娅·简的两个小儿子突然出走，而其逃离家庭只因怀念路易斯安那州的甘蔗。甘蔗，象征着甜蜜，同时也是温柔且具有安抚性的女性力量的化身。显然，身处家庭权力顶层的索菲娅·简阶段性地忽视了照顾家庭成员情绪价值的既有责任，没有给予儿女足够的安抚，面临着旧秩序要求女性优先考虑照顾家庭的社会诘责，不可避免地陷入因无法契合社会期望而自我矛盾，进而唾弃大家长形象给自己带来的“光环”，开始害怕家庭成员的情绪变动，重新重视维护家庭氛围，而非家族利益。所以，索菲娅·简在家族下一代男性成员成年后，主动让出经济主导权，丝毫没有留恋权力带来的权威。或许，是因为索菲娅·简明白，家族大家长的地位从来不是她生而持有的特权，而是社会在无可奈何下给予她的暂时性权力 [6] 。

相比之下，以“达米亚”为代表的20世纪美国南方女性更加独立，追求个人成长与发展。由于她们的成长既受到旧南方传统余晖的影响，又受到资本主义发展、民主运动、民权运动以及女性主义等因素的影响，所以新一代女性在经济、精神以及政治等不同层面展显出复杂的态度。在经济层面，不同于索菲娅·简中年非自愿的经济独立，以达米亚为例，出身于南方落魄贵族、受过教育的新一代女性主动追求经济独立，自愿踏上工作岗位，不再依附于男性。尽管个人实现收入自主，但女性仍旧没有掌握社会财富的所有权。在精神层面，作为社会群体的一员，女性向往构建稳定的亲密关系，但也不愿将自己再囚禁在由男性设定的传统家庭架构中，呈现出矛盾痛苦的精神状态。卡森·麦卡勒斯、路易莎·麦考德、凯瑟琳·安·波特等南方女性作家，皆在20世纪女性文学中表达过这种细腻复杂的情感变化。在政治层面，20世纪早期美国女性争取选举权，是血与泪的议题，面临着坐牢为代价的牺牲，鉴于南方精英女性仍在很大程度上享受着阶级特权，所以她们的政治态度是沉默和观望。

通过对比可知，19世纪的南方女性在政治层面完全没有话语权，而20世纪的南方女性开始尝试在政治舞台发声。在经济层面，19世纪的南方女性始终不掌握经济主导权，往往被禁锢于家庭并为之奉献，其定位更类似于男性的附属财产；而20世纪的南方女性开始走出家门，参与工作，获得薪资，初步实现经济独立。在精神文化层面，19世纪鲜少有女性能在社会上扬名，其精神文化活动往往与家庭、宗教相关；而20世纪的南方女性文学蓬勃发展，女性作家在文学领域积极追求精神自由，书写了许多独属于“她们”的南方传奇。

总之，相对于南方旧一代女性的从属依附的社会性别定位，新一代女性开始挣脱旧秩序，追求独立自主。相对于旧一代女性接受、顺应由男性赋予的刻板性别形象，新一代女性探索自主构建具有女性色彩的社会性别形象。

小说《旧秩序》立足于美国南方种植园经济逐渐瓦解，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讲述了南方白人女性如何在社会性别文化议题上，经历性别觉醒，拒绝在暴力性的性别歧视文化下扮演失语者，努力发出女性声音的过程。

社会性别文化的变化，在时代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具有必然性。分析上世纪的女性文学作品，既能看见美国南方女性在男本位社会文化体系下的痛苦经历，又能看到时代变迁中女性自我意识的不断成长。小说中索菲娅·简晚年对教育问题的反思，也让我们看到了女性的另一层社会身份。女性既是男权社会的受压迫者，也是性别关系中主内的重要教育者。伴随时代进步，人类学和现代医学的进步，打碎了基督教文化中基于所谓“生理差异”捏造的绝对性别理论。社会思想禁锢在女性身上的枷锁会逐渐脱落。女性，作为家庭结构中强有力的主导者、社群隐形的维系者、真正文明的传承者，有着无限可能，去构建女性化的自我，并在社会中实现自我价值。

我们可以推测，在真正的全球化格局下，女性有能力为自己创造一种可能提供的、可能具有的和事实上已经持有的一种新文，进而实现新的可能性和新的价值。并通过教育、文学和影视作品，逐渐改善建立在权力和利益上的两性文化，为社会大众面对性别议题，提供更多思考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