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意识形态》创作于19世纪中叶，这个时期正是欧洲工业革命迅猛发展的阶段。科技和技术的不断革新和应用，推动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过去的手工生产转向大机器工业生产，社会生产率得到了极大提高。欧洲过去零碎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被资本日益集中起来，社会范围的生产分工与此同时变得越来越精细化和机械化，社会生产力实现了快速飞跃，社会经济发展稳步提升。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市场的扩大和资本增值的需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和应用，生产领域的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也不断加深，贸易推动着国际市场和分工体系不断形成。然而，在欧洲资本主义繁荣发展的同时，广大劳动者日益困苦的生活同资本家骄奢挥霍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劳动者的生存遭受到了严重的阻碍。这样的时代背景为马克思、恩格斯思考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和揭露劳动分工的异化思想提供了土壤。

在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过程中，伴随着生产领域中分工的日趋精细化和机械化，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的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劳动者被迫同生产资料发生了分离，原本在生产过程中占支配地位的劳动者逐渐成为了依附于生产资料的存在。而为了维系自身的生存，满足自身的发展需要，此时的劳动者不得不服从于具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资本家的支配。然而，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象征，资本家为了不断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会本能的维持并扩大这种生产关系。正如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资本尽可能多的地自行增值，也就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因而也就是资本家尽可能多地剥削劳动力。” [1] 因此，在资本家积累财富的过程中，面对无休止的剥削劳动，劳动者一方面面临更高强度工作压力的同时，一方面劳动者同资本家之间也的矛盾也在不断激化。而为了维护自身的正当利益，劳动者们也逐渐开始联合起来，共同反抗资本家的压迫。后来英法等国爆发的工人运动也正是证实了这点。工人运动的出现预示着社会正在逐渐形成两大对立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后来的矛盾与冲突也为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分工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现实材料。

分工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早在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便受到来自经济和哲学等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这些学者对分工的思辨为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分工的观点阐述提供了理论支撑。首先对马克思、恩格斯分工思想形成起到直接影响的是西方早期的色诺芬和柏拉图分工思想。色诺芬最早认为：“一个人不可能精通一切技艺，所以劳动分工是必要的。” [2] 在他那里，分工的发展是同市场规模紧密相关的。柏拉图则从哲学的层面阐释“分工”。为此，他提出了“三分说”。在他看来，个人应该按照自身的特质去选择职业，这实质也是一种划分社会等级的分工思想。马克思曾指出，“对于在配第之后但在斯密之前写作分工问题的一部分英国著作家来说，柏拉图这种自然分工思想的论述，是直接的基础和出发点。” [2] 。其次为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分工思想奠基的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的分工理论。斯密认为“分工产生了交换，而交换的根源来自人的利己心。” [3] 他在其著作《国富论》中就其分工的起源和影响做了进一步关于经济学立场的解释，这为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分工观点提供了有益的启发指导。

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分工的产生和发展时，主要是从原始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的。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人们没有办法突破自然因素和生理特征的限制，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异于是成为了分工的初始条件。马克思指出，“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 [4] 这一时期的分工也是最简单的自然分工。在这一阶段，男性由于体力上的优势，普遍从事捕猎、打鱼等直接获取食物的工作，女性则主要从事繁衍、纺织和采集等工作。而由于女性独特的生理功能，女性在承担繁衍工作的同时，实质上也就承认了早期分工的产生。另外，从人们之间的交换行为来看，同样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低下，原始社会早期，人们的生产活动主要是以满足自身生存活动为主，所以不同地域环境的人们对于剩余物的交换是偶尔发生的。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逐渐拥有超过维持自身生存需要之外的生活资料的时候，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不同地域环境的人与人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分工交换就有了物质基础。不同地域环境中的人与人、部落与部落之间，交换更加频繁，逐渐发成一种固定的交往形式。此时，分工也得到进一步发展，交换的对象逐渐从剩余物转变为以交换为目的商品，分工逐渐地摆脱了自然的因素，这个时期的分工也逐渐朝社会分工演化。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 [4] ，此时的自然分工和社会分工仍属于旧式分工。未来，只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分工才会消亡。

对于分工的属性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主要是通过考察分工与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私有制三方面的关系来进行剖析的。首先，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分工具有生产力属性，这主要体现在分工与生产力的关系上。在他们看来，“分工的生产力属性既包含在分工之中，又决定分工的发展。” [5] 分工与生产力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如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而社会分工又是生产力发展程度的突出表现形式。生产力的发展会带动社会分工，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和专业化反过来也会带动生产力的发展。二者相互连接、相辅相成。其次，分工具有生产关系属性，这主要表现在分工对生产关系的制约关系上。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分工作为生产关系的一定的表现形式，在生产过程中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分工制约着生产产品的分配关系和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支配关系，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连接的重要环节。最后，分工具有同私有制相依存的同一属性，这主要也表现在分工同私有制相互依存的关系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私有制作为一种同生产分工一起逐渐形成的特定的所有制形式，同生产分工的关系密不可分。正是由于生产分工的出现，生产力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从而导致了剩余劳动产品的出现，劳动产品的剩余也促使了私有制的产生。而私有制的产生，反过来又作为一种动力机制通过商品经济的出现发展，推动着生产分工不断实现新的发展。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对分工的消亡条件加以分析，究其原因是出于对现实的人的关怀。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他们所认为的现实的人不是以往哲学家所认为的“只是实际上存在于人们的关系和要求之间的普遍矛盾在抽象范围之内最普遍最广泛的表达” [6] ，而是从事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人，是可以自由全面发展的个体。然而，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分工及其私有制不断深化发展，现实的人的社会活动被生产和发展的需要固定在特定的职业和领域，人所创造的产物成为了一种异己的、压迫人自身的力量，人同人、人同物之间发生了关系的异化。要解决这种情况，将原本应该自由全面发展的人而实际只是片面的人回到本来应该的状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需要通过实现共产主义，消灭分工才能完成。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以前，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够，为了自身的生存需要，个体的人必须进行生产劳动来满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但这种生产活动单靠个体是难以为继的，因此，个体的人需要联合起来。但又由于这种联合的基础就是分工，而分工只要不是处于作为个体的人的主观意志而进行，个体的人依然无法解放自身的天性，真正成为自由的个体。而只有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提高，人们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得到满足，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分工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也就实现了消亡。

在对分工不同历史阶段的演进形态进行考察时，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对资本主义分工的性质、特征和内在矛盾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进而对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现实境遇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立足于当时的社会条件，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工厂生产分工方式虽然作为一种较之过去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更为先进的生产手段，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同时，这种分工方式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侵袭着人的发展。用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的话具体描述，就是“如果我们进行更仔细的考察，那末首先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终生从事同一种简单操作的工人，把自己的整个身体变成这种操作的自动的片面的器官” [7] ，而且，“每一个工人都只适合于从事一种局部职能，他的劳动力变成了终身从事这种局部职能的器官” [7] 。事实上，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样的现实境遇，是社会底层的普遍现象。因为在当时资本主义条件下，分工的异化发展使得底层的人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革：劳动者越是努力，社会财富越是激增，劳动者越是贫困。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已然锁住了劳动者的思想和身体，而现有制度还在帮助一小部分人加重对劳动者的压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分工已然从根本对劳动者的物质和精神发展所需要的时间和空间进行了剥夺，劳动者已然长期处于一种生活毫无内容的境地。这样的一种现实情况，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书中关于分工思想批判思考的起点。

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虽然并没有直接予以定义，但他们在分析考察分工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进形态过程中，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影响下社会各个层面发生的变化。从表面上看，这些论述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认同，但归根结底却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因为他们在依据现实的人的本质和发展的基础上，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发展的现实规律，找到了资本主义消亡的证据。首先，在资本主义广泛的社会分工下，大工业生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私有制却已然成为了社会生产力继续发展的障碍；其次，资本主义大工业虽然消灭了了各民族的特殊性，但却也创造了同资产阶级相对立的一个阶级：无产阶级。更为糟糕的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这种生产分工条件下，劳动不再成为劳动者生存的第一需要，反而成为劳动者难以忍受的东西。也即是社会生产力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孕育否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因素。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同共产主义的必然胜利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人的现实境遇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中，基于分工的历史作用，内在的也包含了对资产阶级剥削压迫的批判。这种批判具有现实和未来的双重因素，一方面它既包含着对资产阶级无视劳动者即无产阶级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利用资本主义生产分工无止境地剥削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这种现实的失望，一方面它又包含着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实现共产主义，消灭分工的期望。这两种因素究其本质都表现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关系变化。因为在资本主义大生产的条件下，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占有生产资料的永远只有少部分人，大部分人占有很少或者基本不占有生产资料。而这导致的结果就是占有更多生产资料的那部分人天然拥有支配和统治另外的这部分人的优势，而这部分人由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也不得不也接受和服从这种支配和统治。这种支配和统治的基础即为生产分工。但也由于这种生产分工是由不同的劳动者共同组成，因此常常也会被劳动者认为是自然产生的协作形式，是一种同他们存在相分离的外在活动。这也使得资产阶级可以充分利用这种生产分工的形式，在剥削压迫无产阶级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所以，为了改变这种情况，马克思、恩格斯也势必通过分工对消灭这种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予以论证。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分工问题的论述中，马克思、恩格斯以对“现实的人”的把握为逻辑前提，以“现实的人”的活动发展为实践路向，以“现实的人”从异化走向解放为最终旨归，对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进行了系统的论证。这不仅为我们理解人的发展内涵提供了理论指引，而且也为我国当前在新时代背景下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价值遵循。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观点，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需要达成三项条件方有实现的前提：一是私有制的消灭；二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三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真正彰显和实现。而在这三项条件未达成之前，在社会生产力还不充分发达的条件下，人还需要根据自身所掌握的技能或是为了满足自身的生活需要而被迫从事于某些劳动分工，还不能完全出于自身的兴趣和需要进行自由而全面地职业选择。这从理论层面看，为当前我们辩证把握人的发展内涵提供了理论指引。此外，就实践层面来看，尽管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程度离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尚有较大差距，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的解放路径和自由全面发展要求的阐述，亦是为我们当前社会如何降低社会分工的消极影响、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考察分工与人的生存发展之间的关系，着重探讨了分工对社会建构和发展的影响。这种探讨，就其现实意义而言，不仅为我们当下深刻剖析国内分工发展现状提供了方法指引，而且也为我国进一步优化社会分工结构提供了科学指导。具体来看，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之前社会发展的阶段分析，在社会生产力尚未高度发达的情况下，社会的分工主要呈现出自发性和强制性的性质。在社会分工的领域中，主要还存在脑体、城乡、行业以及区域之间的矛盾和差别。此时，每个生产领域或部门的劳动者还无法实现自由流动，个体的发展被迫受到了限制，社会的发展也被迫受到了一定阻遏。针对这些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也相应地指出，需要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和生产力的发展逐步解决。当前，分析我国的社会分工现状，虽然我国的经济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生产方式还是建立在社会大生产的基础至上，但是由于资源配置方式还不完善，社会领域的分工也仍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那样，还存在城乡、区域、行业之间的差别和矛盾。如不同区域之间存在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东部与中西部)；不同职业之间存在的收入差距等。要解决这些问题，进一步优化社会分工结构，需要结合我国具体实际，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分工问题的论述中得到指导。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分工与生产、交往之间关系的分析和对未来分工和交往形式的设想，不仅为我们科学认识当前国际分工新形势提供了理论助力，而且也为我国更好参与国际分工体系提供了理论指南。首先，就科学认识国际分工新形势而言。纵观当今世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分工已经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国际分工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而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在文本中对国际分工的阐释，国际分工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推动下，区域性的分工“进一步演变为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分工” [8] 。在这个过程中，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逐渐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世界性的普遍交往才得以形成。通过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分工思想，有利于我们正确理解国际分工的本质和规律，进而对当前国际分工出现的新的特点和趋势进行科学认识。其次，就更好参与国际分工体系而言。自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一直积极地参与到国际分工之中。如今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取得了一定地位。然而，过去的成绩不能代表未来的发展。当前，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全球产业链的调整，我国也需要不断适应国际分工呈现的新趋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对话会上所指出地那样“我们将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分工，更加有效地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更加主动地扩大对外交流合作。” [9] 。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的分工理论，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加强对国际分工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有利于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更好地参与国际分工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