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战争的全面爆发，美国社会面临着劳动力严重短缺的困境，这一状况直接影响了社会生产力的正常运转。这时女性的社会角色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她们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纷纷从传统的家庭角色中走出来，相夫教子的传统角色逐渐淡化，转而投入到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这一转变不仅让女性有机会展现自己的能力和潜力，更让她们深刻体验到了经济独立和社会参与的重要性。而随着战争的结束和士兵的复员，男性大量涌进劳动力市场，女性又一次被推进了工作阶梯下层或完全被推了出去，女性需要承担起无偿家务劳动，这引发了广大女性群体的强烈不满。她们对社会上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观念提出质疑，坚信男女应当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此时许多女性不再满足于仅仅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她们开始寻求职业发展和教育机会，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独立性。沃格尔正是从二战后女性地位变化中看到了女性在家务劳动上所受到的压迫。

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浪潮爆发于上世纪60年代。与第一次女性主义运动相比，它展现出来了更全面、更深刻、更彻底的特点。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主要关注争取女性的选举权、受教育权和就业机会，以及已婚妇女的合法权利，如财产持有权、主动提出离婚的权利、对子女的监护权等。它主要致力于消除阻碍性别平等的法律障碍。而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中的女权主义者开始拓展平等的范畴，涵盖了更广泛的领域，不仅关注个人权利的实现，更深化了对自由、平等理念的理解，旨在从根本上解放女性。这次运动中，她们提出了：“个人即政治的”口号，强调个人的经历和权益与政治紧密相连。同时，女性主义者不仅提出了理论观点，还积极地将这些理论付诸实践。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浪潮为沃格尔的家务劳动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动力。它不仅让沃格尔看到了女性在社会中的巨大作用，也为她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理论和实践空间，使她能够深入研究家务劳动问题，为女性解放和社会进步作出重要贡献。

20世纪60年代末，北美妇女解放者站在时代的前沿，发起了一场批判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一个崭新的观点崭露头角——“家务劳动”应该被理论化。这一观点迅速在各地，特别是英国引发了广泛的共鸣和响应。在此之前，无偿家务劳动和家庭生活责任长久以来都是妇女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对此，妇女解放主义者们深感不满，她们渴望为自己的斗争找到一个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于是，她们开始将目光投向那些通常由妇女在家庭中默默承担的家务劳动和育儿工作，思考这些劳动在理论上的地位和价值。

1969年，女权主义理论家玛格丽特·本斯顿(Margaret Benston)首次将家务劳动置于重要的讨论位置。本斯顿从妇女没有酬劳的家务劳动中去探寻妇女地位低下的物质经济根源，指出：“妇女构成一个阶级，妇女是指这样一群人，从事家务劳动，在与家和家庭相关的活动中，负责生产简单的使用价值。” [2] 但家务劳动产生的产品和服务被直接消费了，不具有交换价值。本斯顿认为，“正是女性对家务劳动所负有的责任，构成了她们受压迫的物质基础。”因此，本斯顿在策略建议上认为，将在家庭进行的工作转化为公共生产。

佩斯·莫顿(Peggy Morton)认为本斯顿关于无酬家务劳动构成女性受压迫的物质基础的讨论存在许多问题。他强调，家庭在劳动力维持和再生产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是资本主义生产得以持续的关键环节。在这一体系中，承担家庭内部劳动的女性理应占据社会生产的中心地位。然而，由于家庭内的劳动往往被视为私人且无酬的，女性在社会结构中处于相对较低的矛盾地位。总之，本斯顿和莫顿仍是不严谨的。她们在探讨女性地位时，缺乏对女性作为受压迫群体这一维度的深入讨论，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女性受压迫的问题局限在无产阶级的内部。但是她们确立了“无酬家务劳动的物质性质以及劳动与劳动力在生产之间的关系”( [3] , p. 19)，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确立了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

随后，达拉·科斯塔(Dalla Costa)和谢尔玛·詹姆斯(Selma James)等女性主义者继续深化了对家务劳动的讨论。她们认为，女性的家务劳动为家庭中的每个成员，包括现在或是未来的工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衣服、食物等服务，这些服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理论上应该由资产阶级通过社会化的方式提供，但实际上却主要由妇女承担。在此基础上，科斯塔和詹姆斯进一步指出，“家庭主妇的社区(家庭)是资本主义组织的另外一半，是剩余劳动的另外一个隐蔽的来源。” [4] 她们认为妇女的家务劳动为其他一切劳动创造了条件，因此被视为生产性的劳动，不仅生产使用价值，还创造剩余价值。而以塞科姆为代表的学者则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家务劳动并不直接创造剩余价值，是非生产性劳动。

这些关于家务劳动的深入讨论被统称为“家务劳动论辩”。这一论辩通过唯物主义视角，深入剖析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所面临的压迫，核心在于探讨女性作为家庭主妇的社会地位，以及家务劳动对于社会整体再生产的巨大贡献。它挑战了传统观念中对家务劳动的轻视和忽视，强调了家务劳动在维持家庭生活和推动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作用。然而，沃格尔指出，“尽管论争很有生机活力，但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理论者并没能达到目标，没能形成关于女性解放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观点。”( [3] , p. 29)但不可否认的是，家务劳动论辩对女性主义的发展以及沃格尔家务劳动理论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沃格尔根据家务劳动论辩，提出了超越“生产性劳动/非生产性劳动”的二元框架，选择重新回到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作，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借鉴更为细致的政治经济学来构建其家务劳动理论，将家务劳动置于劳动力再生产和总的社会再生产语境下去分析。她指出，“在构建一个可以解决女性受压迫问题的理论体系方面，马克思主义是有价值的”( [3] , p. 8)。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和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优秀理论成果。这一理论成果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尤其是生产和剥削的秘密，同时也清晰展示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阶级对立和斗争的经济根源。沃格尔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出发，对女性问题中备受关注的家务劳动问题进行系统研究。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由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提出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基石。” [5] 沃格尔的家务劳动观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有着深厚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主要内容包括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商品二因素指的是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任何商品都是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统一体。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它体现了商品的有用性，即商品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效用；而价值则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它揭示了商品生产者之间交换关系的本质，即商品生产者之间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劳动的交换。劳动二重性则是指劳动有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两种形式。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沃格尔指出，劳动力的价格并不总是与它的价值相符，而是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在沃格尔的家务劳动观中，她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理论框架，认为家务劳动同样具有价值。家务劳动虽然不直接生产商品，但它满足了家庭成员的生活需求，具有使用价值。同时，家务劳动也消耗了女性的时间和精力，是女性劳动力的一种体现，因此也具有价值。沃格尔进一步指出，家务劳动的价值往往被忽视和低估，这导致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被边缘化。

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本质和来源。剩余价值是工人在剩余劳动时间内创造的价值，这部分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成为资本家利润的来源。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的凝结，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沃格尔指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积累创造了一个不断变化的利润驱动系统。如果资本家必须寻求越来越多的利润，那么寻求减少必要劳动就符合他们的利益。马克思讨论了他们可以用来实现这种减少的方法(除欺骗之外)。一方面，他们可以延长工作时间或加强工作节奏，而不改变劳动能力的价值。更长的工时或更高强度的工作意味着工人在支付相同工资的情况下要消耗更多的劳动能力。也就是说，他的劳动能力被廉价化了。马克思把这种必要劳动的减少称为“绝对剩余价值”。另一方面，资本家可以通过提高生产过程的生产率来减少必要劳动。更高的生产率意味着工人需要更少的工时来完成必要劳动，更多的剩余价值归老板所有。在一定限度内，甚至可以增加工资。马克思把这种必要劳动的减少称为 "相对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价值通过持续的资本积累转化为新的资本投入，这一循环过程不仅催生了更多的剩余价值，还成为了推动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强大动力，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然而，这一进程也带来了双重影响：它既是资本家财富不断积累的过程，也是工人贫困状况日益加剧的过程。沃格尔以马克思剩余价值论为基石，讨论了女性在资本积累中在必要劳动的家务劳动中所受的压迫。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沃格尔创建家务劳动理论必不可少的理论基础。

沃格尔在置于社会再生产理论中探究女性受压迫和女性解放问题时，强调需要先对几个概念入手，明确了马克思著作中的几个基本概念：劳动力与劳动力再生产、个人消费以及必要劳动。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力或劳动能力是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 [6] 沃格尔指出，正如马克思所阐明的，劳动能力是人身上所具备的潜在的能力，而劳动能力在使用的过程中潜力得以实现，这个潜力实现的过程就是劳动本身。另外，沃格尔指出，马克思从未对劳动力再生产所包含的内容进行彻底的阐述。因此，她在马克思概念的基础之上，将劳动力再生产的概念限定为维持和替代能够占有被统治阶级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力过程，她指出，构成阶级社会中劳动力再生产包括三种过程。首先，各种日常活动恢复直接生产者的精力，使他们能够重返工作岗位。其次，类似的活动维持着从属阶级中的非劳动成员——那些太年轻、年老或生病的人，或那些本身参与维护活动或因其他原因退出劳动力队伍的人。第三，替代过程通过替代死亡或不再工作的从属阶级成员来更新劳动力。

与此同时，沃格尔又提及了马克思在探究劳动力再生产问题时提出的个人消费这一概念。马克思指出，个体消费不同于生产消费。生产消费主要关注的是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作为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消耗，其目的是为了生产新的产品或提供劳务；而个人消费则是将产品作为满足个人生活需要的资料来消费，其目的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生理、心理和社会需求。沃格尔指出，马克思仅仅是将工人的个人生活资料消费与他在工作期间对生产资料的生产消费进行对比。她认为马克思对个人消费所涉及的实际工作知之甚少。沃格尔强调，个人消费的概念指的是直接生产者为了满足自身的生活需求而进行的消费行为。这个过程并不包括现存工人的代际更替，也不包括非劳动个人的维持。

马克思指出，每个工作日都包含了一段特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工人生产出了足够用来维持和再生产其自身劳动力所必需的商品价值。他称这段时间为“必要劳动时间”，而工人正是为了这段时间的劳动获得了相应的工资报酬。然而，工作日并不仅限于此。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后，工人还需继续工作，为资本家创造额外的价值，这部分价值被称为“剩余价值”。这部分劳动时间，工人并未得到任何直接的报酬，但资本家却无偿占有了这些价值。对于工人来说，他们往往难以区分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马克思尖锐地指出：“工资的形式消灭了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一切痕迹。全部劳动都表现为有酬劳动。” [7] 沃格尔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必要劳动的概念。她认为，必要劳动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必要劳动的社会部分，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剩余劳动紧密相连。另外，沃格尔认为，必要劳动的第二个组成部分为无报酬的劳动，有助于集体劳动能力的承担者和整个工人阶级的日常和长期更新，她称之为必要劳动的家务劳动，或家务劳动。沃格尔指出，家务劳动在马克思的论述中被深深地掩盖了。

总之，沃格尔对上述概念的澄明提供了逻辑起点，为接下来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内分析家务劳动理论奠定了基础。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别是针对工人阶级女性所承担的家务劳动以及她们所面临的压迫问题。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不同，沃格尔开辟了一条理论途径，在社会主义再生产的理论框架内，首先将生育和女性受压迫置于每一种阶级生产方式的中心来讨论，分析不同阶级女性所面临的压迫，又阐释了女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家务劳动所处特殊处境，进而创造性地分析女性家务劳动受到忽视的原因。

沃格尔在马克思对劳动力再生产概念的阐述基础上，区分了构成阶级社会中劳动力再生产的三种过程，分别为直接生产者的维持、从属阶级中非劳动成员的维持以及代际更替过程。

沃格尔认为，在阶级社会中必要劳动的三个组成部分中只有劳动力代际更替过程需要性别分工，因此正是属于从属阶级的女性在劳动力再生产中的独特作用，构成了她们在阶级社会中受压迫的基础。首先，在生育过程中，怀孕和哺乳降低了女性维持劳动力的能力，也势必会降低其作为直接生产者和必要劳动参与者的作用。对于统治阶级而言，由于女性生育期间工作能力下降，直接提供女性生育期间所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会减少他们获得的女性剩余劳动，这与统治阶级想占有近期剩余劳动的需要相冲突。同时，生育对统治阶级有益。因为生育确保了劳动力的代际更替。对统治阶级来说，占有剩余劳动的近期需要与整个阶级占有剩余劳动的长期需要之间存在潜在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统治阶级利用了性和亲属关系的家庭关系。他们倾向于把必要劳动压缩至最低限度，同时确保劳动力再生产。在这个过程中，从属阶级的男性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即为保护女性生育过程的顺利进行，为她们提供生活资料。随着这种性别分工的深化，从属阶级的家庭逐渐成为必要劳动维持和代际更替的主要社会场所。这种性别分工使得女性在必要劳动，特别是与孩子有关的工作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而男性更多地从事剩余劳动。

另外，沃格尔在分析家务劳动与女性地位时，注意到了不同阶级女性所面临的问题具有差异性。她指出，统治阶级女性受压迫的原因更多地与财产问题相关，特别是财产由男子掌握并需要孩子继承遗产时，女性权利往往受到限制，以确保孩子的父系血统。这种压迫形式与被剥削阶级女性所面临的问题存在显著不同。

总之，沃格尔强调了家务劳动中的女性的生育能力在劳动力再生产中的作用。要想进行劳动力的补充，就必须生育。而从属阶级女性的生育能力使她们与男性处于不同的地位。虽然她们也可能是工人，但正是从属阶级妇女在劳动力的维持和替代方面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标志着她们的特殊处境。在这种特殊处境中，家庭成为日常维护和代际更替活动的场所。因此，女性被困在家中，“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形成，家务劳动的负担落在女性身上，而成为女性理所应当的职责。

沃格尔创新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必要劳动进行了解读。她以这种方式定义，“家务劳动成为资本主义特有的概念，没有固定的性别分配。” [8] 家务劳动虽然没有价值，但在剩余价值占有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沃格尔对于必要劳动的家务劳动的提出摆脱了家务劳动具有普遍性以及家务劳动是女性工作的观念。沃格尔认为，要进行劳动力的再生产，就需要必要劳动的家庭部分和社会部分。首先，工资作为工人劳动的经济回报，赋予了他们购买商品和服务的能力。然而，在商品被消费之前，工人们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家务劳动；其次，家务劳动不仅仅局限于日常的家务琐事，它还包括与劳动力代际更替紧密相连的劳动。因此，沃格尔敏锐地观察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间的两种关系。一方面，资本家给工人支付工资，劳动过程中的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的社会部分很难区分。另一方面，必要劳动的家庭部分与雇佣劳动分离开来。

资本积累实现的过程依赖于工人提供的剩余劳动。资本家通过占有这部分剩余劳动来获取利润，以此来积累更多的资本。然而，当家务劳动的负担增加时，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相应减少，这直接影响到资本家所能获取的利润，导致资本积累的速度减缓。为了最大化利润，资本家往往推动性别角色的传统分工，即鼓励男性投身于社会生产，而女性则被认为应当留在家庭中处理家务。这种分工不仅巩固了资本家的利益，也加剧了公共领域(即社会生产领域)与私人领域(即家庭领域)之间的对立。在这种观念下，人们往往错误地认为只有公共领域的劳动才具有价值，而私人领域的劳动，尤其是家务劳动，则被视为无价值或价值甚微。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工人阶级的男性被推向公共领域，他们在物质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同时也负责为家庭提供生活物资。在家庭生活中，他们往往扮演着控制者和主导者的角色。而女性则被迫困在家庭中，成为工人阶级男性的附庸，她们通过无报酬的家务劳动来维持家庭的运转，并认为这是她们改变生活条件的唯一途径。

总的来说，家务劳动和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之间有着严重的矛盾。雇佣劳动的实现以家务劳动为前提，这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必备条件，但家务劳动又限制了雇佣劳动的扩大化或者说雇佣劳动下剩余价值的扩大化积累。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家务劳动作为必要劳动的家庭部分阻碍资本主义对利润的追求，资本家通过推动性别角色的传统分工，使得家务劳动被视为是没有价值的劳动，承担起家务劳动的女性地位因此十分低下。

沃格尔不仅探讨了女性在家务劳动中受到的压迫，同时针对家务劳动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沃格尔认为，要想使家务劳动问题得以解决，就必须要推进家务劳动社会化、实现家务劳动全员化以及保障妇女政策的民主化。

恩格斯提出要将私人劳动转为公共事业。这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立场的首次系统阐述，后来成为社会主义策略的主要原则。沃格尔在认识到女性在劳动力再生产中的生育作用以及家务劳动和雇佣劳动之间的矛盾后，在恩格斯家务劳动社会化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指出其不仅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推动女性解放的重要途径。沃格尔指出，随着养老院、幼儿园、快餐店、洗衣店等社会服务机构的兴起，家务劳动逐渐从家庭内部转移到社会层面，成为一种带有利润的产业。这种社会化不仅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为资本家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同时也使女性得以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经济独立和社会参与的机会，使得她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其他领域，从而更好的发展自己的职业和才能，进一步提升她们的社会地位和自我价值感。

家务劳动全员化意味着家庭成员都应该参与到家务劳动中来，共同分担家庭责任。沃格尔认为，达到缩减女性承担家务劳动的方式除了家务劳动社会化之外，还包括家务劳动的全员化。她指出，“仍在公共生产之外进行的家务劳动，有可能被女人、男人——按照相同的比例——和孩子共同分担。”( [3] , p. 171)长期以来，家务劳动被社会普遍视为女性的天然职责，这种根深蒂固的性别分工观念不仅限制了女性的发展，也加重了她们在家庭中的负担。沃格尔认识到家务劳动并非女性的专属任务，应该由家庭成员共同分担，而不是仅仅由女性来承担。

沃格尔在思考女性平等问题时，考虑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平等的矛盾性质，指出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具有潜在的重要的革命意义。在沃格尔看来，民主改革首要讨论的就是平等权利问题，这对于女性来说尤为重要。她指出，“对于女性而言，给予社会主义社会中大多数人的民主首先指的是平等权利。”( [3] , p. 171)沃格尔进一步指出，紧紧依靠法律来维护女性的平等权利是不够的。这是因为家务劳动在男女平等分配上存在法律法规无法克服的顽固特质。沃格尔还认识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男女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她并没有忽视这些差异，而是主张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平等。特别是女性在生育方面与男性相比有着自身的特殊性，这需要在实现平等权利的过程中予以充分考虑，例如设定产假、孕期工作调整以及必要时给月经期间的女性以休息的时间等。沃格尔指出，“只有用这种方法，才有可能为女性完全参与所有社会生活领域——生产、政治、文化、人际关系等等——奠定物质基础。”( [3] , p. 175)

第一，沃格尔的家务劳动理论推动了当代西方女性主义家务劳动理论研究。西方女性主义对家务劳动进行了论辩。在论辩过程中，女性主义者聚焦于女性作为家庭主妇的地位以及家务劳动对社会再生产的贡献。它挑战了传统观念中对家务劳动的轻视和忽视，强调了家务劳动在维持家庭生活和推动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作用。而许多女性主义者却选择跳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框架来探讨家务劳动问题，转而依赖于历史和当前环境的实证研究来构建其理论基础。然而，沃格尔却不同，她以马克思主义中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为研究框架，构建了独具特色的家务劳动理论。沃格尔不仅认识到生育等家务劳动对更新劳动队伍以及维持剩余人口具有特殊的贡献，而正是女性具有生育的能力与统治阶级的利益有冲突，导致了女性的特殊处境，而且她还强调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对利润的追求，导致男女之间性别角色的传统分工，使得家务劳动成为没有价值的劳动，成为女性理所应当的职责。沃格尔对家务劳动理论的研究从而推动了当代西方女性主义家务劳动理论的研究。

第二，沃格尔的家务劳动理论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其一，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抛弃了社会主义传统中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核心，而沃格尔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有价值的，她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分析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沃格尔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进性，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女性问题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也得到了证实。其二，沃格尔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沃格尔认为，马克思从社会再生产角度分析家务劳动提供了理论基础的雏形，但是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在分析劳动能力的再生产所包含的内容时，沃格尔认为马克思并没有进行彻底的阐述，她在马克思的基础之上详尽地区分了构成阶级社会中劳动力再生产的三个过程。这种区分将劳动力再生产从异性家庭中生物繁殖的规范性假设中解脱出来。在深入剖析家务劳动的过程中，沃格尔创新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必要劳动概念进行了发展。她强调，主要由女性承担的家务劳动具有价值，构成了必要劳动的家庭部分。沃格尔的这种观点为承认家务劳动的价值以及妇女解放的路径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第三，沃格尔的家务劳动理论对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作出了贡献。沃格尔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坚实的理论基石，巧妙地运用社会再生产理论作为研究框架，构建了其家务劳动理论。这一理论不仅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在分析女性问题上的深刻见解和有效性，而且极大地促进了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与发展。她强调，家务劳动在劳动力再生产和总的社会再生产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这打破了传统上认为家务劳动仅仅是家庭内部私事的观念，将其置于社会生产的宏观视野下。这一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家务劳动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从而为指导我国家务劳动困境和推动性别平等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沃格尔的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首先，沃格尔的理论似乎过于理想化。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背景下，她的解决方案难免陷入乌托邦的空想，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和实践性。其次，沃格尔在探讨妇女解放问题时，忽视了男性的作用。她在探讨阶级社会中女性问题的特殊性时，洞察到女性独有的生理结构是她们遭受不公对待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再进一步分析中，沃格尔将问题过度归咎于男性群体，包括同属于一个阶级并同样遭受不公对待的家庭异性成员。这种以偏概全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男性在社会结构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他们的贡献。此外，沃格尔的家务劳动理论从政治经济学分析为主，这为其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然而，该理论在思想意识方面的分析显得相对不足。沃格尔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来阐述其理论，而对于从思想意识层面分析女性受压迫问题相对较少提及，仅仅简要指出女性需要从意识上解放自身，增强自主意识，以实现真正的独立。实际上，思想意识层面的分析对于解放女性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只有当女性不仅在政治经济层面获得平等地位，而且在思想意识层面摆脱束缚，形成独立自主的意识，才能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来指导女性解放运动。

总之，沃格尔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思想是一种关于妇女问题的改良主义思想，其关于家务劳动解放的主要途径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也难免陷入乌托邦式的空想。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沃格尔是一位合格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在家务劳动问题上，她始终坚持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初衷，深信马克思主义仍然可以被用来构建一个完善的理论体系，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以独特的视野开辟了一条理论途径，建构了一种颇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家务劳动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