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采用 Spielberger 的《状态——特质焦虑量表》筛选被试并按照得分把焦虑群体分为高状态焦虑组、高特质焦虑组和低焦虑组，每组 30 人。通过 E-prime 软件编制的内隐和外显情绪启动下焦虑被试对事物认知评价的实验，结果表明： 1) 在外显实验中，积极情绪启动条件下的认知评价明显好于消极情绪启动的认知评价； 2) 在消极情绪启动条件下，高状态焦虑组的认知评价要好于高特质焦虑组； 3) 在内隐实验中，消极情绪启动条件下，高状态焦虑组和低焦虑组的认知评价存在显著差异，但是低焦虑组和高特质焦虑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外显实验中，低焦虑组的认知评价要好于高状态焦虑组和高特质焦虑组。 This Research was studied through two experiments, the cognitive evaluation of anxiety under different emotional priming from two aspects of implicit and explicit. We divide the subjects into three groups and each type is 30 people.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In explicit experiment, cognitive evaluation under positive emotional priming i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under negative emotional priming; 2) Under negative emotional priming, cognitive evaluation of high state anxious group is better than cognitive evaluation of high trait anxious group; 3) Under negative emotional priming, there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cognitive evaluation of low anxious group and high state anxious group. In explicit experiment, cognitive evaluation of low anxious group is better than evaluation of high anxious group both under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al priming.
Lazarus & Folkman(1984)把认知评价(cognitive appraisal)定义为：针对压力事件对自身健康的意义而对压力事件及其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进行评判的过程。他们认为，认知评价过程有两个主要成分：初级评价(primary appraisal)和次级评价(secondary appraisal)(Lazarus & Folkman, 1984))。在国内，也有一些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在国外有关认知评价定义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定义。肖琼(2004)认为考试的认知评价是指主体对引起个人情绪反应的考试相关刺激的知觉、判断和评估状况(肖琼，2004)。结合国内外对认知评价的定义，本文对其定义为：认知评价是指个体对客观事件、事物的看法和判断。
个体的认知评价倾向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人口学变量、个人特质、情绪状态等都会影响个体的认知评价倾向。日本学者岛田洋德(1999)的研究认为，初中生校园压力认知评价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生显著高于男生(刘志宏，2005)。Burgess等人(1998)研究发现，认知评价、应对方式与情绪有关，损失或感到受到责备的认知评价可能会引起生气，威胁评价；情绪取向的应对方式可能会引起焦虑，损失评价；低的问题取向应对方式可能引起悲伤和抑郁(Burgess, 1998)。Hamama-Raz等人(2007)研究发现，黑色素癌的患者的主观认知评价与他们的心理的调整有关。高的认知评价(比如把疾病看成是挑战)有助于他们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减少抑郁感(HamamaRaz, 2007)。
焦虑群体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对象，尤其是大学生焦虑问题更是受到重视，过度的焦虑不仅对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使得他们常常遭受不良情绪的困扰，而且对他们的认知也产生重要影响。以往研究表明，焦虑个体会更多地关注消极情绪信息，他们对负性刺激具有注意偏向倾向，对负性信息记忆更深刻(Brosschot & Ruiter, 1999；赵永红，李军，2010)，由此可见，焦虑个体在认知加工过程中，容易受到负性信息的干扰。
情绪状态对个体的认知具有重要的影响，而情绪启动的染色效应对个体的情绪认知具有明显的调节作用，能有效地激发个体的正性或负性情绪体验，使个体产生特定的情绪体验，特定的情绪体验又会影响个体随后的认知评价。例如，早期Murphy等人对词语的情绪启动实验研究表明，在积极情绪启动后被试对词语的评价更积极，消极情绪启动后对词语的评价偏向消极(Murphy, 1993)。Henning在2009年的研究中也指出，在高状态焦虑组中，积极情绪启动后比消极情绪启动后被试对目标的评价更积极，但是这种现象在低状态焦虑组中不明显(Henning, 2009)。由此表明，情绪状态对焦虑个体的认知评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在大学生焦虑群体中是否也存在，如果存在，其产生的效应是否也同国外的研究相一致？这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苏州大学和苏州科技大学的研究生和本科生90人，年龄在19~28周岁。采用Spielberger的《状态——特质焦虑量表》进行筛选，按照李文利和钱铭怡(李文利，钱铭怡，1995)修订的量表常模标准，把被试划分为3组：高状态焦虑组(状态量表得分高于常模，特质量表得分低于常模)、高特质焦虑组(特质量表得分高于常模，状态量表得分低于常模)和低焦虑组(状态量表和特质量表得分都低于常模)，每组30人，共90人。其中高状态焦虑组(M = 46.63、SD = 2.95)男生14人，女生16人；高特质焦虑组(M = 44.37、SD = 2.09)男生17人，女生13人；低焦虑组(M = 32.13、SD = 4.70)男生15人，女生15人。
采用3(被试类型：高状态焦虑组、高特质焦虑组和低焦虑组) × 2(启动类型：积极情绪启动和消极情绪启动)两因素混合设计，因变量是对目标刺激的喜好度。
被试筛选采用Spielberger等人编制的状态——特质焦虑量表(STAI)，重测的相关系数状态量表为0.88，特质量表为0.90，状态量表与特质量表之间的相关系数初测为0.84，重测为0.77，一致性满意(汪向东，1999)。情绪启动图片选自中国情绪图片系统(CAPS)中符合条件的120张图片，其中正性图片和负性图片图各60张，两类情绪图片的效价强度存在显著差异(平均值：正性 = 6.10，负性 = 3.19；T = 83.75，P < 0.001)。而唤醒度无显著差异(平均值：正性 = 5.73，负性 = 5.74；T = 0.147，P = 0.884)。
目标刺激图片来自研究者在图片网中所选风景图片270张，让15名大学生对其喜好等级进行1~5级评价，从中筛选出得分为2.5~3.1(M = 2.989)的120张图片作为中性目标刺激图片。
实验程序采用E-Prime2.0软件编程，所有实验材料均采用计算机屏幕呈现，每个被试单独施测。
在实验开始的时候首先在屏幕中央呈现注视点300 ms，随后呈现一张由7行“#”构成的掩蔽图片200 ms，接着呈现一张情绪图片17 ms，然后再呈现同一张掩蔽图片200 ms，接着是300 ms注视点，跟着呈现一张中性的风景图片1500 ms，最后呈现一个问号，当问号出现时，要求被试对前面出现的风景图片进行喜好度评价。评价分为1~4个等级，1代表非常不喜欢，2代表不喜欢，3代表喜欢，4代表非常喜欢。正式实验前有8组练习，让被试熟悉实验程序，然后是由120个trials组成的正式实验，其中积极情绪启动和消极情绪启动各60个trials。实验程序见图1。
实验数据采用3 × 2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运用SPSS18.0软件进行并对P值使用Greenhouse-Geisser校正，采用Bonferroni方法对数据进行事后比较。
为了检验积极情绪启动和消极情绪启动下不同焦虑组被试的认知评价的差异，研究以被试类型(高特质焦虑组、高状态焦虑组和低焦虑组)为组间变量，以启动类型(积极情绪启动和消极情绪启动)为重复测量变量，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见表1)。结果显示，
图1. 内隐情绪启动下焦虑群体对事物认知评价的差异实验流程图
表1. 被试类型在不同情绪启动下的喜好度方差分析结果
注：***代表P < 0.001，**代表P < 0.01，*代表P < 0.05，下同。
情绪启动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F(l,87) = 0.754，p = 0.338]，情绪启动和被试类型的交互作用极其显著[F(2,87) = 7.818，p = 0.001]。
事后比较发现，被试类型在积极情绪启动条件下对事物的认知评价差异不显著[F(2,87) = 1.487，p > 0.05]，在消极情绪启动下的对事物的认知评价差异显著[F(2,87) = 1.487，p < 0.05]。说明不同类型的被试在消极情绪启动下对事物的喜好度不同。为了具体探讨三种被试类型在消极情绪启动下对事物的喜好差异，我们对被试类型在消极情绪启动水平上的认知评价差异做两两比较(如表2)，结果表明：1) 低焦虑组和高状态焦虑组对事物的认知评价差异显著，且低焦虑组对事物的认知评价好于高状态焦虑组的认知评价；2) 低焦虑组和高特质焦虑组对事物的认知评价差异不显著；3) 高特质焦虑组和高状态焦虑组对事物的认知评价差异不显著。
苏州大学和苏州科技大学的研究生和本科生90人，年龄在19~28周岁。被试筛选和分组同实验一。
表2. 被试类型在消极情绪启动下的认知评价差异两两比较结果
采用3(被试类型：高状态焦虑组、高特质焦虑组和低焦虑组) × 2(启动类型：积极情绪启动和消极情绪启动)两因素混合设计，因变量是对目标刺激的喜好度。
同实验一。
在实验开始的时候首先在屏幕中央呈现注视点300 ms，随后呈现一张情绪图片300 ms，接着是300 ms注视点，跟着呈现一张中性的风景图片1500 ms，最后呈现一个问号，当问号出现时，要求被试对前面出现的风景图片进行喜好度评价，评价分为1~4个等级，1代表非常不喜欢，2代表不喜欢，3代表喜欢，4代表非常喜欢。正式实验前有8组练习，让被试熟悉实验程序，然后是由120个trials组成的正式实验，其中积极情绪启动和消极情绪启动各60个trials。实验程序见图2。
为了检验积极情绪启动和消极情绪启动下不同焦虑组被试的认知评价的差异，研究以被试类型(高特质焦虑组、高状态焦虑组和低焦虑组)为组间变量，以启动类型(积极情绪启动和消极情绪启动)为重复测量变量，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情绪启动类型的主效应极其显著[F(l,87) = 41.952，p < 0.001]，
图2. 外显情绪启动下焦虑群体对事物认知评价的差异实验流程图
被试在积极情绪启动下对事物的认知评价显著好于在消极情绪启动下的认知评价，即被试在积极情绪启动下对事物的喜好度(M = 3.002)高于消极情绪启动下的喜好度(M = 2.818)，情绪启动类型和被试类型的交互作用极其显著。方差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事后比较发现，被试类型在积极情绪启动水平上对事物的认知评价差异非常显著。说明不同类型的被试在积极情绪启动下对事物的喜好度不同，为了具体探讨三种被试类型在积极情绪启动下对事物的喜好差异，我们对被试类型在积极情绪启动水平上的认知评价差异做两两比较(如表4)，结果表明：1) 低焦虑组和高特质焦虑组对事物的认知评价差异显著，即低焦虑组在积极情绪启动下对事物的喜好度高于高特质焦虑组；2) 低焦虑组和高状态焦虑组对事物的认知评价差异显著，即低焦虑组在积极情绪启动下对事物的喜好度高于高状态焦虑组；3) 高状态焦虑组和高特质焦虑组对事物的认知评价差异不显著，即在积极情绪启动下，高状态焦虑组和高特质焦虑组对事物的喜好度差异不显著。
被试类型在消极情绪启动水平上对事物的认知评价差异也极其显著。说明不同类型的被试在消极情绪启动条件下对事物的喜好程度不同，进一步探讨三种被试类型在消极情绪启动条件下对事物的喜好差异，
表3. 被试类型在不同情绪启动下的喜好度方差分析结果
表4. 被试类型在积极情绪启动下的认知评价差异两两比较结果
我们对被试类型在消极情绪启动水平上的认知评价差异做两两比较(如表5)，结果表明：1) 低焦虑组和高特质焦虑组对事物的认知评价差异极其显著，即低焦虑组在消极情绪启动下对事物的喜好度高于高特质焦虑组；2) 低焦虑组和高状态焦虑组对事物的认知评价差异显著，即低焦虑组在消极情绪启动下对事物的喜好度高于高状态焦虑组；3) 高特质焦虑组和高状态焦虑组对事物的认知评价差异显著，即高特质焦虑组在消极情绪启动下对事物的喜好度低于高状态焦虑组。
以往的众多研究都表明，个体的情绪状态影响着其对随后的认知加工，个体先行加工具有一定情绪效价的刺激后，使得后继加工也易于蒙上相应的情绪色彩(Murphy, 1993)。Bower的研究认为人们在对信息进行记忆加工时，存在一种心境一致性记忆偏向，即积极的情绪有利于积极信息的加工和回忆，消极的情绪易化消极信息的加工和回忆(Bower, 1981)。Rosicky的研究表明在情绪加工中也存在一种注意一致性效应(Rosicky & John, 1994)，这就解释了在外显实验中，被试在积极情绪启动下对事物的认知评价好于消极情绪启动下的认知评价。本研究首先给被试呈现一张情绪图片，启动了被试的积极或消极情绪，使得被试处在特定的积极或消极情绪状态中，此时被试的注意和记忆图式都是处在相应的积极或消极状态中，因此在对随后呈现的一张中性目标刺激图片进行喜好度评价时，被试的加工模式就与启动的实验性情绪状态相一致，即积极情绪状态下对事物的评价更积极，消极情绪状态下对事物的评价更消极。因此，在积极情绪状态时，对目标刺激图片的喜好度增加，消极情
表5. 被试类型在消极情绪启动下的认知评价差异两两比较结果
绪状态时，对目标刺激图片的喜好度减少。
有学者也发现焦虑个体会更多地关注消极情绪信息(Brosschot & Ruiter, 1999；赵永红，李军，2010)，而在内隐实验中并没有证明这一点，被试在两种情绪启动条件下对事物的认知评价没有显著差异。这可能是由于情绪信息以不能被觉察的阈下方式呈现，掩蔽的情绪图片没有唤起被试相应的情绪状态，从而对后续的认知评价没有产生相应的影响。
自从Spielberger将焦虑划分为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之后，虽然对焦虑的研究有了一个新的视角，但是将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进行比较研究的并不多。Spielberger将状态焦虑定义为一种短暂的情绪反应，具有情境性、短暂性、不稳定性和多变性，其持续时间和强度会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他将特质焦虑定位为一种人格特质，具有个体差异且相对稳定的倾向，具有稳定性、内隐性和独特性等特征(Spielberger, 1975)。按照他的这一定义，我们可以假设积极情绪启动下，积极的图片唤醒了状态焦虑被试积极的情绪状态，从而让他对后续目标刺激的加工蒙上了一层积极的情绪色彩，因而对目标刺激的评价倾向于积极，而对于特质焦虑被试而言，焦虑已是其稳定的人格特质，即使呈现积极的图片，仍然不能唤起其积极的情绪状态，因而对后续目标刺激的加工也倾向于消极的认知评价。在消极情绪启动下，消极的图片唤起了状态焦虑被试消极的情绪状态，从而使其对目标刺激也表现出消极的认知评价，这与特质焦虑被试对事物一贯的认知评价相似。然而本实验得出的结论却与这一理论假设不符，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被试的个体差异引起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值得我们利用ERP、FMRI等精确的工具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同时，仅在外显实验中且在消极情绪启动下，发现高状态焦虑组对事物的认知评价好于高特质焦虑组的认知评价。这可能是因为高特质焦虑个体对问题的应对方式比较消极(Deborba, 2005)，相比较积极情绪启动而言，消极情绪启动下，他们的这种应对问题方式的倾向更加明显，因而他们对事物的认知评价也相应比较消极。
以往很多研究都探讨了焦虑群体的认知特点，特别是对负性信息的注意和记忆偏向，那么焦虑被试和非焦虑被试对事物的认知评价倾向是否相同呢？本研究将焦虑被试界定为高状态焦虑组和高特质焦虑组，将非焦虑被试界定为低焦虑组，研究假设焦虑被试对事物的认知评价差于非焦虑被试的认知评价。研究结果表明低焦虑组对事物的认知评价显著好于高焦虑组(高状态焦虑组和高特质焦虑组)的认知评价。
相对于低焦虑群体而言，高焦虑群体的记忆中存在着适应不良的图式，影响着其对事物的认知评价。个体对信息进行处理的时候，与个体现有的图式一致的信息被加工和编码，而与个体现有的图式不一致的或无关的信息则被忽视或忘记，因此，高焦虑群体对事物的认知评价会差于低焦虑群体对事物的认知评价。(Eysenek, 1997)。本研究的结果验证了Eysenek的这一理论。
本研究从内隐和外显两个维度对情绪启动在焦虑群体对事物的认知评价中的作用进行了实验研究，旨在探究对情绪信息的觉察和未觉察情况下，三组被试对事物认知评价的差异。通过对以上两个实验的分析比较发现：
1) 仅在外显实验中，发现了情绪启动效应，即积极情绪启动后被试对事物的认知评价好于消极情绪启动后的认知评价。在内隐实验中，没有出现明显的情绪启动效应。
2) 仅在外显实验中且在消极情绪启动下，发现高状态焦虑组对事物的认知评价好于高特质焦虑组的认知评价。
3) 在两个实验中，都发现在消极情绪启动下，低焦虑组的认知评价好于高状态焦虑组的认知评价。
李文利, 钱铭怡(1995). 状态特质焦虑量表中国大学生常模修订.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期, 109-114.
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1999).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 北京: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239-240.
肖琼, 王淑兰(2004). 中学生考试焦虑及其考试认知评价.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7期, 513.
刘志宏(2005). 初中生校园压力因果模型建构与压力疏导团体辅导研究. 辽宁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大连.
赵永红, 李军(2010). 特质焦虑运动员对情绪信息的注意偏向. 中国体育科技, 4期, 122-127.
Lazarus, R. S., & Folkman, S. (1984). Stress, appraisal and coping. New York: Springer.
Burgess, E. S., & Haaga, D. A. F. (1998). Appraisals, coping responses, and attributions as predictors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negative emotions among pediatric cancer patients.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22, 457-473.
Hamama-Raz, Y., Solomon, Z., & Schachter, J. (2007).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stressors and the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of melanoma survivors. Psycho-Oncology, 16, 287-294.
Brosschot, J. F., Ruiter, C. D., & Kindt, M. K. (1999). Processing bias in anxious subjects and repressors, measured by emotional Stroop interference and attentional allocation.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6, 777-793.
Murphy, S. T., & Zajonc, R. B. (1993). Affect, cognition, and awareness: Affective priming with optimal and suboptimal stimulus exposur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4, 723-739.
Henning, G. (2009). Evaluative priming from subliminal emotional words: Insights from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related to anxiety.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18, 383-400.
Bower, G. H. (2005). Mood and memory. American Psychologist, 28, 351-355.
Rosicky, J. A. G. (1994). Attentional bias in the processing of emotional information. Dissertation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University of Oregon, Eugene.
Spielberger, C. D. (1975). Anxiety: State-trait-process. In C. D. Spielberger, & I. G. Sarason (Eds.), Stress and anxiety (Vol. 1, pp. 116- 141). New York: Hemisphere.
Deborba, L., & Jacky, B. (2005). Dispositional optimism, trait anxiety and coping: Unique or shared effects on biological response to fertility treatment. Health Psychology, 24, 171-178.
Eysenek, M. W. (1997). Anxiety and cognition. England: Psychology Press, 214-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