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学是一门包括了植物学、动物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众多知识的学科。迟子建曾经说过：“我对文学和人生的思考，与我的故乡，与我的童年，与我所热爱的大自然是紧密相连的” [1] 。她的很多小说多是以东北哈尔滨故乡为背景展开叙述，在她的笔下，东北这块土地上的万事万物被赋予新的内涵，共同构建的迟子建的“博物诗学”，在温情与伤痛中赞美美丽的大自然、淳朴的人民和悠久的东北地域文化。

《额尔古纳河右岸》由年迈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以“我”的口吻讲述了一个忧伤且富有诗意的故事，可以说是鄂温克族的“百年孤独”史。故事由“清晨”“正午”“黄昏”“半个月亮”四部分组成，分别对应“我”的幼年、青年、中年、晚年四个人生阶段，以及鄂温克族从繁荣到被现代文明冲击而日渐式微的历史变迁。对于这点，从小说第一句就能看出来：“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 [2] 。这是一句令作者本人很满意的开头，它带着对岁月苍凉的叹息，奠定了整个故事的基调。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描述我国东北民族鄂温克族的生存境遇和百年悲苦心路历程的小说，本文用“博物诗学”的相关理论，从人类学、社会学与文化学、生态学、历史学的视野出发，通过分析文本中的自然风貌、日常生活用具与人物群像展览，探寻其背后蕴含的文化伦理和民族记忆。

作为长期生活在森林里少数民族，从勒拿河时代到额尔古纳河右岸时代、从游牧狩猎到现代化定居，鄂温克人与自然是水乳交融的，山川与河流给他们做伴，森林中的植物、动物这些自然之物给他们提供的丰富的生活资源，他们亲切地给山川、河流命名，与自然和谐相处、休戚与共。

美国生态学家利奥波德曾明确提出了生态整体主义最为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有助于维持生命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事，就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 [3] 。鄂温克族视自然为神圣的存在，他们认为自然是神灵的恩赐，对自然怀有敬畏之心。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他们形成了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方式。他们强调对生命的尊重，不仅限于人类，也包括其他生物。他们小心翼翼地跟自然索取，爱惜森林，就像驯鹿吃草一样，走过去草地总是毫发未损的样子。

迟子建对大自然有一种崇敬的心理，赋予了大自然灵性，她说：“我向往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因为那才是真正的文明之境” [4] 。在她的笔下，自然中花草、动物、河流等一切都是有灵性的，都是鲜活的生命个体。《额尔古纳河右岸》呈现了一个原始而神秘的森林世界。这里的动物、植物以及各种自然现象，都在叙述着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例如，鄂温克族与鹿群的互动，展现了人类与动物的和谐共生；而森林中的各种植物，如松树、苔藓等，也都为鄂温克族人的生存提供了必要的资源。

有人说《额尔古纳河右岸》是写死人最多的一部小说，每隔15页就会有人死去，“我已经说了太多太多死亡的故事，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每个人都会死亡。人们出生是大同小异的。死亡却是各有各的走法” [2] 。文中大量的死亡描写，鄂温克人或被雷劈死、或在驯鹿背上冻死、或从树上掉下来摔死、有的被狼或熊咬死、或被大水淹死，就连自杀也是各有各的不同：金德在树上吊死、小达西开枪自杀、杰芙琳娜吞毒蘑菇殉情……《额尔古纳河右岸》所描述的鄂温克族人对死亡和亡灵的看法，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其文化的窗口。在小说中，死亡被描述得平淡无奇，没有恐惧和丑陋，反而成为了一种回归宇宙、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方式。这种观念，正是鄂温克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哲学基础。他们的死亡是平淡的，一点也不感觉到沉重，就像是一支挽歌在静静地、低低地吟唱，死亡似乎是所有人的宿命。

“‘灵魂不死’是萨满教的核心观念之一，按照萨满教的灵魂观，人死后灵魂各有归宿，或升天或归山或入地” [5] 。鄂温克人死后大多会进行风葬，认为自己的灵魂会随风到天上，像太阳、月亮一样永恒存在；或者埋葬在土里，与自己生前生活的大地紧密相连；而没有存活下来的孩子则会装在一个白布口袋里扔在向阳的山坡上，因为“那里的草在春天时发芽最早，野花也开得最早” [2] 。也是阳光最先照到的地方，是生命新的开始。鄂温克人的生命观就像海德格尔所说的，人是向死而生的，只有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死亡所带来的畏惧，认识到周围世界和身边的人都消退了，才可能确定自我的个体性和无可替代性。

在大兴安岭的“开发”进程中，森林植被大量减少，鄂温克人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原始环境。生存环境的快速变化迫使鄂温克族人进行适度调整，以此来适应社会变迁，从山上搬到山下，由游牧变为定居，驯鹿由放养改为圈养，被迫放下猎枪，他们突然成为了现代世界的“边缘人”。不得不说，这对鄂温克族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也是难以改变的。来做思想工作的干部说下山是对森林的一种保护，驯鹿游走会破坏生态平衡，放下猎枪才是一个文明的民族。可是，下山真的是保护吗？那乱砍乱伐过度开采又该如何解释？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部落的大多数人选择下山生活，但也有人适应不了激流乡定居点的生活而重返山林。

宗白华早年就说过，我们这种对于人类社会的同情，还可以补充张大到普遍的自然中去。因为自然中也有生命，有精神，有情绪感觉意志，和我们的心理一样 [6] 。鄂温克人眼中的大自然是有灵魂的，花草鱼兽山川河流拥有自己的思想和性格，他们相互影响，大自然有了人性，人性中也有了自然的影子。他们的行为彰显着对自然的崇敬，对自由的向往，对信仰的坚定，对生命的热爱，对人性的包容。《额尔古纳河右岸》不仅仅是一部小说，更是一部生动的博物学教材。它以鄂温克族的生活为载体，向我们展示了人与自然、人与宇宙的微妙关系。

放养驯鹿是鄂温克族延续多年的传统，驯鹿也是鄂温克人唯一的交通工具，“驯鹿一定是神赐予我们的，没有它们，就没有我们” [2] ，驯鹿在鄂温克族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它。鄂温克人是跟随驯鹿而居的，驯鹿成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物”，哪里有驯鹿喜欢吃的苔藓和蘑菇，他们就迁徙到哪里栖居。驯鹿是搬迁的好手，负载家当、妇幼和年老体弱的人；驯鹿是猎人的好帮手，把猎物安全送回营地；驯鹿浑身是宝，既可以御寒，又可以饱腹，还可以换来生活用品。于是，鄂温克族也被称为“驯鹿民族”。

鄂温克人喜爱驯鹿，驯鹿就是自己的亲人，“我们的驯鹿，它们夏天走路时踩着露珠，吃东西时身边有花朵和蝴蝶伴着，喝水时能看着水里的游鱼；冬天呢，它们扒开积雪吃苔藓的时候，还能看到埋藏在雪下的红豆，听到小鸟的叫声，猪怎么能跟它相比呢！” [2] 驯鹿是鄂温克人生活的物化象征，“它有着马一样的头、鹿一样的角，驴一样的身躯和牛一样的蹄子” [2] ，尽管汉族人叫它“四不像”，但是驯鹿温顺随意的性格和四处迁徙的习性，正是鄂温克族原始且与世无争的生活状态的体现，现代工业文明对大兴安岭的过度开采让驯鹿失去了森林，也预示着鄂温克族走向衰败。

鄂温克族有丰富多彩的信仰崇拜，他们崇拜动物，崇拜祖神、火神、山神、崇拜萨满，他们赋予火、山川、树木、动物、风雨雷电以人格化的想象和神秘化的灵性，以此来消解自己内心恐惧。起舞的萨满是鄂温克族的守护者，是鄂温克人最纯粹的精神慰藉、最神圣的民族信仰，也体现出鄂温克人对神秘力量和生命的敬畏。

鄂温克人崇拜火神，从“我”记事起营地的火就没有熄灭过，在搬迁时跟在“玛鲁王”后边的驯鹿驮载的是火种。他们把火种放到埋着厚灰的桦皮桶里，不管走多么艰难的路都有光明和温暖伴随着他们。平常他们还淋一些动物的油到火上，据说是因为祖先喜欢闻香味。任何的宗教仪式都离不了火，各种祭品都要献一点给火神。因为火中有神，所以不能往火里吐痰、洒水，也不能往火里扔不干净的东西。“我”结婚的时候，母亲送的新婚礼物是一团火，而这团火是从母亲的父亲送给她的结婚礼物处分来的。“火”是光明与希望的种子，也是鄂温克文化生生不息的象征，鄂温克人喜欢围着篝火享受美食、尽情舞蹈、畅谈人生，然而，篝火会一直燃烧，只是围转在火旁的人不断轮换。

小说描绘了浓厚的萨满文化，起舞的萨满跳神、狩猎的庆祝仪式、何时搬迁、如何分配猎物、对族人死亡的预见性也极具神秘色彩。萨满是鄂温克族的精神支柱，是治愈一切灾祸、疾病的“医生”。鄂温克族不能没有萨满，就像彝族不能没有毕摩。萨满不是世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后天教育所传授的，上一代萨满死后，下一任萨满会在三年之后产生，继承萨满的职责和使命：主持族人的出生礼、婚礼、葬礼，供奉马鲁神，为族人祈福消灾等。

萨满文化作为贯穿小说的主线，尼都萨满和妮浩萨满是最具表现力的人物。尼都萨满和妮浩萨满拥有起死回生的神力，但终究无法违背“神”的旨意。萨满通常由女性来担任，所以尼都萨满平日的穿着就得跟女人一样。尼都萨满的存在就是救赎的意义，忍着悲痛把心爱的姑娘让给弟弟林克，放弃个人的情爱，担负起保护整个乌力楞的重任，面对瘟疫、疾病、死亡，他一次又一次地迎难而上。他的跳神寻回了列娜的“乌麦”、治愈了日本军官的伤口，维持了乌力楞的安宁生活。林克去世后，尼都萨满对达玛拉的爱意又渐渐浮现，但为了维护氏族的传统的与萨满的尊严，尼都萨满再次毅然放弃真爱，孤独终老。妮浩萨满则是奉献、是神明的化身，她一次又一次义无反顾地跳神，尽管结果是牺牲自己的孩子来挽救别人的生命，无论是同乌力楞的人还是外人，不管是善人还是恶人，每一次她挣扎的颤抖，倾尽全力跳舞，都将整个故事中人性的至善至纯升华到一个近乎完美的高度。

“重建人类学的文学观，其宗旨是按照文化相对主义原则，最大限度地体现中国文化内部的多样性，以及汉文化内部的多样性” [7] 。鄂温克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传统民间文学，包括神话、传说、故事等(如乌鸦吃熊的典故、白那查山神的传说、氏族祭熊的神歌)，传达了鄂温克人的信仰观念、风俗习惯，蕴含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不断进取的品质。

额尔古纳河曾经是中国的内陆河，因为中俄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如《尼布楚条约》)，我们失去了额尔古纳河左岸的领土，额尔古纳河也成为中俄两国的界河。“河流的左岸曾经是我们的领地，那是我们的故乡，我们曾是那里的主人” [2] 。当伊芙琳讲起额尔古纳河的历史，俄军侵入祖先生活的领地烧杀抢掠，破坏了本来宁静的山林，他们被迫从贝加尔湖畔迁徙到黑龙江流域，在大兴安岭深处开始新的生活。当额尔古纳河走进文学作品，它就有了生命，迟子建虚构了一条充满温情与伤痕记忆的河流，如果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的话，大大小小的河流就是巨人身上纵横交错的血管，众多的山峦便是它的身体里的骨骼。额尔古纳河的支流、支流的支流就像“我”家族的根系一样枝繁叶茂，深深地扎根在大兴安岭地区。额尔古纳河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鄂温克人，他们在这片繁茂的森林里千百年的生存与生活，延续民族发展的血脉。

鄂温克族作为游牧民族，他们的一生都在搬迁，从这一座山到另一座山，从一条河到另一条河，翻开书的每一页，眼前都会浮现出鄂温克人的生活场景：骑着驯鹿迁移、男人们集体打猎、女人们在营地剥皮晒肉干、黑夜里围着篝火吃饭、坐着用桦树皮做的小船去猎杀堪达罕、抬头就能看得见星星的希楞柱，这是鄂温克族独有的游牧生活形态。彭兆荣在论及博物学的知识谱系时认为“博物馆与私人的叙述不同，作为一种公共性表述，它们表述我们是怎样从过去走到了今天， 应该铭记谁、什么，忘记谁、什么，该如何纪念和忘却，并对过去的人和事进行了重要性的排序。每一件器物都在为过去提供物质形式的依据、确定权威和建立集体记忆” [8] 。在百年兴衰荣辱的历史长河中，叙述者“我”诉说着鄂温克族的百年史诗和悠久的游牧文化。《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生存场域就是鄂温克人的活动轨迹以及生存范式，以游猎、放养驯鹿为生的鄂温克人是整个场域的主体。在这种游牧状态下，鄂温克族是一种“边缘化”的存在，他们几乎可以自给自足，一年仅有几次与“安达”交换物品。由此可以看出，鄂温克族的游牧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主流社会的发展，构建了独立且封闭的游牧世界。

一个民族要想长久地存在，就必须有文化的传承，西班和依莲娜就是鄂温克文化的继承者与传播者。西班喜欢讲鄂温克语，当他知道好听的鄂温克语没有文字的时候，他下定决心要造字。面对沙力合的嘲笑：“你造的字不就是埋在坟墓里的东西吗？” [2] 西班也从不计较，沉浸在自己的“造字”世界中自娱自乐。此外，他还用各种刻绘方法把桦皮制作成精美的烟盒、笔筒、首饰盒，再雕刻上驯鹿、花草、树木的形象。

伊莲娜，是鄂温克族第一个大学生、画家，也是“我”的孙女。她是连接鄂温克族过去与现在的文化使者，她从小在激流乡定居点上学，她十一岁那年看“我”用泥土在岩石上画驯鹿、画蓝天白云，吸引她逐渐走入了绘画的世界，“她的画中总少不了驯鹿、篝火、河流和覆盖着白雪的山峦” [2] 。伊莲娜用一支支画笔、一幅幅画联结了山林中的鄂温克文化和现代都市文化之间的联系，她频繁辗转于大山跟城市之间，在山里住一阵就会心烦意乱，嫌弃大山无聊寂寞，生活不方便；在城里待一阵就会产生厌倦，城市里到处是车流、房屋、灰尘……彭超在讨论藏地情结与现代性焦虑中写道：“原生态的地理人文被赋予美好的原乡建构，形塑为现代人的精神家园，但边地是否能安抚由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生态危机和道德失范等引发的现代性焦虑？” [9] 笔者认为伊莲娜更像是我们中的大多数，处在两种文化的交汇点，在十字路口做艰难的选择，选择这一条路就意味着放弃另外一条，这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的文化困境。

《额尔古纳河右岸》这部长篇小说的内容相当丰富，迟子建用诗意的语言描写了大兴安岭的自然风光和风俗文化，以百年的广阔视野展示了鄂温克族在现代化进程中艰难的生存境遇，书写了一部温情与伤痛的鄂温克族文化史。罗伯特·芮德菲尔德认为，《额尔古纳河右岸》所建构的鄂温克族的博物空间可以视为边地游牧文化的“小传统”，它与千百年来社会生活发展变化这一“大传统”联系在一起相互影响，映射出中华各个民族的发展史 [10] 。“没有路的时候，我们会迷路；路多了的时候，我们也会迷路，因为我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 [2] 。小说向我们展示出鄂温克族的历史文化进程，呈现出博物的游牧民族生态文学，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不断追问鄂温克族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温情与伤痛，为边地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