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悠长的历史岁月中，中朝两国之间持续着深远的文化交流。在这一交流过程中，中国的拟人传记体散文，亦即假传体，传入朝鲜半岛，并发展成为韩国古代文学中不可或缺的文化瑰宝。假传体，又称拟人传记体，是一种拟史类叙事类型，将拟人化的动植物或事物设定为主人公，以“一人一代记”的史传形式，讲述其来历和生平，以此表达作者思想、情志、理想等，是具有寓言性和史传性的叙事散文文体。此文体最初由唐朝的韩愈所创，而在朝鲜半岛，其影响则更为深远。

学界普遍认为韩愈的《毛颖传》是中国假传体的开山之作，该作品收录于《韩昌黎集》。其模仿“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为毛笔立传。该作品以毛笔为拟人化主角，叙述了毛颖(毛笔)的生平。毛颖，作为兔子的后代，在秦始皇时期被蒙恬将军猎得并献给秦始皇，因而得到重用。他记忆力强，能编纂记录从结绳记事到秦代的所有历史，且通晓钱财账目，深受臣子和百姓的爱戴。然而，因一次脱帽谢恩而被秦始皇发现其衰老，最终遭到讥笑并被弃用。

朝鲜半岛高丽后期李詹所著的《楮生传》收录于《东文选》之中，也是朝鲜半岛假传体创作的代表性作品。该作品以白纸为拟人化主角，赋予其姓名“楮生”，并通过传记形式叙述了其生平。楮生，姓白而字无玷，以其纯洁的品性和正直的为人而著称，深受文人墨客的喜爱。在学术上，他造诣深厚，学识渊博，因此得以替代竹简和绸缎，成为记录文字的重要载体。进入朝堂后，他因才华和品性而深受君王赏识，掌管全国文献。然而，因其出众才能与正直品性，也引来了其他大臣的排挤，最终无奈罢官从商。新王朝建立后，他因才德兼备再次被重用，其子孙亦继承了其忠诚与勤勉的品性。

《楮生传》在内容和写法上都具有承继、映照、呼应《毛颖传》之处，但历来学者却鲜有对两者进行比较研究，本文略为探析，以期管窥中国文学对朝鲜古典文学的影响。

从体裁上看，《毛颖传》和《楮生传》都是拟人传记体散文。拟人传记体散文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具有传记之“形”，即通过传记的形式，来展开叙述。

在传统传记中，文章的题目通常为“传主加传”的形式。这种题目的形式最早出现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伯夷列传》《孔方传》《清江使者玄夫传》等。而《毛颖传》和《楮生传》也采用这样“传主加传”的题目，使传主的身份清楚明了。

在传统传记体中，作者往往通过简洁的句子来介绍人物的姓氏、家世、籍贯、性格以及外貌。而在拟人传记体这样的体裁中，作者也大多仿照传统传记体的风格，用简短的句子交代传主的身世背景。例如，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介绍廉颇和蔺相如时，写道“廉颇者，赵之良将也。赵惠文王十六年，廉颇为赵将伐齐，大破之，取阳晋，拜为上卿，以勇气闻于诸侯。蔺相如者，赵人也，为赵宦者令缪贤舍人。”通过“赵之良将”，“廉颇为赵将伐齐，大破之，取阳晋，拜为上卿，以勇气闻于诸侯”，就让廉颇一个屡立战功的大武将形象跃然纸上。相比之下，对于蔺相如的介绍则少得多，仅仅为“舍人”，这强烈的反差为后来的反转作了铺垫 [1] 。《毛颖传》中的“毛颖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东方土，养万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为十二神” [2] 。也用一句话介绍了毛颖的为兔子的后代，而“养万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为十二神。”则交代了毛颖的祖先并不是普通的兔子，而是“养万物有功”的“十二神”，体现了毛颖的显赫身世。而《楮生传》中，“生姓楮，名白，字无玷，会稽人也，汉中常侍尚方令蔡伦之后” [3] 。是对楮生的介绍。“汉中常侍尚方令蔡伦之后”这短短一句话，交代了楮生的身世。楮生虽然是虚构出来的人物，但蔡伦确是历史上真真切切存在的人物，这一虚一实的结合让楮生更加像实际存在的人物。而“字无玷”短短三个字就交代了楮生品性纯洁，为人端正的性格特点，让后续故事发生地更加合理。

在传统传记中，作者一般会介绍传主的结局。如《李将军列传》中的“自是之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焉”，《商君列传》中的“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伯夷列传》中的“遂饿死于首阳山”。而拟人传记体也仿照传统传记，描写了传主的结局。在《毛颖传》中，作者以“因不复召，归封邑，终于管城。其子孙甚多，散处中国，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继父祖业”作为毛颖的结局。毛颖的结局较楮生较为算是一个悲剧结尾，为秦始皇效力一生，但最后也落得“不复召”的结局。毛颖的子孙虽然也像楮生的一样多，但只有“居中山者能继父祖业”，这也体现出毛颖家族开始没落的悲惨结局。在《楮生传》中，作者以“元亡，侍于皇明，方见宠任，其子孙甚众，……，自以为大夫之后，举皆带素云”给读者交代了楮生的结局，在改朝换代后，重新受到重用，子孙满堂。

最后，《毛颖传》和《楮生传》也采用了《史记》“太史公曰”的结尾方式，借太史公之口表述了作者的见解。

从体裁上看，《楮生传》对《毛颖传》有明显的继承与模仿，两者作为拟人传记体散文，都采用“传主加传”的形式，以《史记》的传记之“形”来展开叙述。而从内容来看，尽管后期的朝鲜假传体散文会融入朝鲜本土的历史文化，但在《楮生传》出现的高丽末期，即朝鲜半岛假传体早期创作中仍带有鲜明的中国历史文化特征。

第一，《楮生传》与《毛颖传》一样，均精妙地选取了“文房四宝”这一富有文人底蕴的意象，来构建其独特的叙事世界。“文房四宝”这一称谓，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我国历史长河中的南北朝时期，它凝聚了笔、墨、纸、砚这四种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书画工具之精髓。而“文房”，正是文人墨客醉心书卷、挥洒才情的雅致空间，“文房四宝”因而成为了文人骚客书写情怀、描绘万象的得力助手，其背后所蕴含的文人气质更是深厚且独特。

从《楮生传》与《毛颖传》的构思来看，作者显然对“文房四宝”的特质进行了深入的揣摩与考量。毛颖(毛笔)与楮生(纸)两位主角，不仅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学内涵，更被赋予了博学多才、学贯古今的文人特质。这一选择不仅体现了作者对文房四宝深刻的理解与欣赏，更与作者自身的文学身份紧密相连。李詹与韩愈，皆是文学领域的翘楚，他们选择以带有文人气质的“文房四宝”作为创作的主题，不仅是对自身文学身份的彰显，更是对自身情感与理念的深度表达。这种独特的视角与手法，使得《毛颖传》与《楮生传》在中韩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第二，《毛颖传》与《楮生传》所描绘的传主，皆是作者笔下的虚构人物，非历史之真实存在。这种独特的拟人传记体散文，是传记体的一种创新形式，它既保留了传记体的经典特征，又独具匠心地融入了新元素。这里的“部分特征”指的是其文章结构依然遵循传记体的基本框架，即保持了“形”的连贯性和严谨性；而“新特征”则在于，它的叙事焦点聚焦于虚构的、赋予人性的形象之上。

传统传记体以真实性为其核心特征，即传主必须为历史或现实生活中确有其人，所述之事也需严格符合史实，绝不允许有半点虚构。然而，这两篇文章的作者并未拘泥于此，而是灵活运用了传记体的框架，大胆地创作了虚构的传主。这一创新之举，不仅打破了传记体的固有模式，更使得原本略显单调的传记形式焕发出新的生机，充满了戏剧性和喜剧色彩，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效果。

《毛颖传》以毛笔为写作对象。在当时，毛笔是主要的书写工具。因此，韩愈根据毛笔的特性，赋予毛颖强大的记忆和编纂能力。在文中“颖为人强记而便敏，自结绳之代以及秦事，无不纂录。”可以得知。同时，笔被运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上到史书编撰，下到账簿记录。因此，笔也通识“阴阳、卜筮、占相……浮图、老子、外国之说”。通过韩愈的一系列描写，毛颖一个文人的形象跃然纸上。“惟不喜武士”又让文人的形象更加充实。而在介绍毛颖的身世时，因为有些毛笔是用兔毛而制，所以韩愈称其为“明眎”(兔子)的后代。韩愈又将“蒙恬造笔”的典故，巧妙地融入《毛颖传》中，由此为之后毛颖受到秦始皇的重用作了铺垫。在塑造毛颖的形象时，韩愈并没有一味地夸大其积极面，而是根据毛笔的特征，客观地塑造人物。毛笔所写之字，皆为人之所想。因此韩愈赋予毛颖“善随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随其人”的性格特征。

《楮生传》以纸为写作对象，与《毛颖传》相同，《楮生传》也是贴近事物本身而写作的。由于纸洁白无暇的特性，作者贴合白纸的特性，在文章中写道“故濯濯也，……，性本精洁”，体现了楮生生性正直的形象特征。“不冲衝风雨，不食壁鱼，每于荐七日吸阳精”也体现了白纸应保存在阴凉干燥处的特性。因为东汉蔡伦改进了造纸术，故称楮生为“汉中常侍尚方令蔡伦之后”。而纸成为当时最主要的书写材料，也让楮生具备“学而通天地阴阳之理，达圣贤生命之源，以至诸子百家之书，异端寂灭之教，无不识记”的出众能力也有据可依。《后汉书·蔡伦传》曾记载：“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树肤、麻头、鱼网、袂根”这些都是造纸过程中必不可缺的原材料，作者在《楮生传》提及这些造纸原材料，让读者知晓楮生并不是他所处世界的唯一拟人化物体，使楮生存在的故事世界更加完整，同时也增添了一些阅读趣味性。作者虽为白纸赋活，但楮生仍保留白纸的特征，让文章妙趣横生，引人入胜。

《毛颖传》与《楮生传》这两部作品，都是将正式刻板的传记体的“形”和虚构的传主相结合。通过这一奇妙的结合，让文章颇具俳谐艺术。在文章的句子中，也体现了俳谐的手法。

赋予微末之物“人”的地位。例如《楮生传》的开头“生姓楮，名白，字无玷，汉中常侍尚方令蔡伦之后”，楮生只是白纸，但作者给微末之物赋予名、字，还赋予其一个显赫的身世。这两个极大的反差，让整个作品具有诙谐的艺术色彩。

巧妙运用历史典故。《毛颖传》中巧妙地融合了“蒙恬造笔”的典故，《楮生传》中还添加了楮生和司马光一同编撰《资治通鉴》的情节，这两部作品都巧妙地运用了和拟人化传主相关的历史典故，让文章虚虚实实，却又一本正经。

运用夸张的手法。在《毛颖传》中，毛颖“自结绳之代以及秦事，无不纂录。阴阳、卜筮、占相、医方、族氏、山经、地志、字书、图画、九流、百家、天人之书，及至浮图、老子、外国之说，皆所详悉”。在《楮生传》中，楮生“学而通天地阴阳之理，达圣贤生命之源，以至诸子百家之书，异端寂灭之教，无不识记”。韩愈和李詹在塑造毛颖和楮生这两个形象时都采用了夸张的手法。在现实世界当中，只有极其少数的人才会具备这种超乎常人的记忆能力。但是楮生和毛颖的原型是书写工具，他们每天与书籍打交道，于是他们具备这种能力也合乎常理。两文作者赋予日常之物超群能力，让笔和纸摇身一变，成了两位为君王肝脑涂地的文臣。这巨大的反差，让文章充满戏谑俳谐的戏剧效果。

对于拟人传记体的文学创新，人们的看法各不相同。柳宗元对韩愈的这一尝试大加赞赏，他在《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一文中，对韩愈的这篇文章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展现了他不拘一格、敢于创新的精神风貌。然而，也有诸如裴度等人持批评态度，裴度《寄李翱书》云：“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 [4] 意指其缺乏实质性的价值和意义，只是作为一种娱乐手段而存在，其观点代表了许多正统文士的看法。

从文章的阅读趣味性上来看，假传体确实因其超凡的想象力、与历史巧妙融合的创作力、语言精炼而生动的表达力而容易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而导致当时的文人在阅读《毛颖传》后“独大笑以为怪” [4] 。《毛颖传》问世后直到清朝，我国大约产生了近300篇假传体作品，但这类创作始终没能在中国文学史上获得重视 [5] ，便与我国对假传体文学“以文为戏”的看法有关，没有将其看作正式的文学表达形式。

但在假传体传入朝鲜半岛以后，立刻在高丽时期文坛造成了剧烈震动，出现了一大批影响力巨大的假传体文学作品，成为了这一时期汉文小说最重要的载体。《毛颖传》中“颖与绛人陈玄、弘农陶泓及会稽楮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处必偕”之句点名了笔墨纸砚之间的亲密关系，《楮生传》中的传主楮生便脱胎于此，而在《楮生传》中更是通过“中山毛学士，其契友也，每狎之，虽点污其面，不拭也”这样的细节刻画了笔和纸之间的重要关联，与《毛颖传》中的内容进行了时空呼应。在李奎报的假传体《麹先生传》中也出现了毛颖的身影，说麹圣曾遭到中书令毛颖的弹劾，称其为“内深贼”，“喜中伤人” [6] 。后世常常以毛颖和楮生指代笔纸，宋朝庄季裕《鸡肋编》卷下便有“三友不居毛颖后，五军仍在楮生前”之句，因此，两者的文学形象也通过假传体成为了东亚文学体系中的通用符号。以柳宗元为代表的赞赏派认为《毛颖传》其怪是创新，其“俳”、“戏”也“有益于世” [4] 。

《毛颖传》和《楮生传》虽然传主和写作格式较相似，但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却不同。

在《毛颖传》中，毛颖是一个为秦始皇尽心尽力，鞠躬尽瘁的忠臣形象。圣恩正盛时，“独颖与执烛者常侍，上休方罢”，“上召颖，三人者不待诏，辄俱往，上未尝怪焉”。但韩愈并没有赋予毛颖一个好结局，反而通过“上嘻笑曰：‘中书君老而秃，不任吾用。吾尝谓中书君，君今不中书邪？’”交代了毛颖因为“老而秃”，画出的画不能让秦始皇满意而受到秦始皇的讥笑。通过这一强烈的对比，让一个“少恩”的君王形象跃然纸上，进而讽刺了君王的薄情寡义。皇恩并不浩荡，皇帝寡情，对待百姓不过是利用而已。然而在漫漫历史长河之中，宠极见弃的事屡见不鲜，战国时期赵国名将廉颇，一生为赵国尽心竭力，在使者面前“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尚可用”，然而赵王却认为廉颇年老体衰，“遂不召”。卞孝萱称“《毛颖传》既是韩愈为其长兄韩会的政治悲剧而作，更是为其自身的仕途坎坷而作” [4] 。孙羽津则称或是因为“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天旱人饥，京中仍务聚敛、不恤民情，韩愈谏论而遭贬逐，优人成辅端戏讽却被杖杀，于是韩愈作《毛颖传》，以‘秦真少恩’寓讽德宗少恩” [7] 。虽然韩愈写《毛颖传》的起因众说纷纭，但是学者们一致认为，《毛颖传》的主旨在于讽刺统治阶级的薄情寡义，抒发作者自身胸中的积郁之情。《毛颖传》所讽刺的君主之寡恩，恰证明作者韩愈内心中对君主应该具备“仁德厚恩”这种儒家推崇的道德品质的追求和期望。而这种借物言志的表达手法在朝鲜的假传体中被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

高丽文坛非常推崇韩柳等中国名家，所以其假传体小说传入朝鲜半岛后迅速引发热烈反响，韩愈的《毛颖传》《下邳侯革华传》“这两篇作品在韩国的影响力大大超过在中国本国的影响，更是文学史上的一件奇事”，“高丽王朝的李奎报，以相国之尊模仿韩愈的《毛颖传》而写作假传，并鼓励别人创作假传” [8] 。高丽时期的假传体创作者林椿、李詹等均为当时极具文坛影响力的大家，他们的创作无疑大大推动了假传体小说在朝鲜的蓬勃发展。高丽中后期处于武臣专政的板荡时期，与孔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同样礼崩乐坏，因此中国史传“春秋笔法”大量诉诸于假传体作者的笔端，以针砭时弊，浇胸中块垒。

在《楮生传》中，李詹也塑造了一个文臣的角色。通过楮生的生平故事，暗含了作者浓厚的儒家思想。第一，楮生重视维系正统文化。和魏收共同编纂国史，但是由于魏收以自己的喜好而编“秽史”，楮生主动请辞；王安石为推行变法，否认圣人和经书的权威性，认为《春秋》是“断烂朝报”，对此，楮生持否认态度，因而受到了排挤；楮生还积极参与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编撰工作之中；“逮于元初，不务本业……元亡，侍于皇明，方见宠任”，说明了作者对于异族朝代的否认和传统中华文化的拥戴。第二，抱有传统的“士农工商”等级观念。到了元朝，政府在全国范围推行纸币，于是，楮生“不务正业，惟商贾是习，身带钱贯，出入茶坊酒肆，校其分铢，人或鄙之”。这反映了作者反对用纸张制作货币，商业活动应该受到人们鄙视的思想主张。最后，作者通过太史公之口，总结朝代更替下蔡氏一族的兴衰，“世积厚德，以有国家，而其盛衰，气化使然也”，再次表达了对儒家传统中“崇德尚文”的认可。

《毛颖传》与《楮生传》巧妙运用拟人传记体，将毛笔与白纸赋予人性，为它们分别撰写传记。在这两部作品中，中国历史上那些真实而动人的典故与人物被巧妙地融入它们的生平之中，既承袭了《史记》中一人一代记的写作精髓，又为物品赋予了生命与故事。这种借物言志的创新写作手法，不仅展示了中朝文人对儒家“仁”、“忠”以及“修齐治平”理念的坚守与传承，更是将深厚的文化内涵融入到笔墨纸砚之中。

中国史传文学的叙事模式对朝鲜古代汉文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其具备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厚重感。《毛颖传》的诞生更是催生了朝鲜假传体散文这一独特文学形式，它成为了东亚汉文学宝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作品共同诠释了东亚传统文学中的史传传统和言志传统，体现了文人学士对细微之处洞察秋毫的能力，以及对世间疾苦的深深同情和崇高儒家情致，进一步展现了东亚文化共同体中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共同追求与情感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