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蕴含着多重革命因素。马克思曾批判黑格尔，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2] 这里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卢卡奇认为，要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最迫切的条件是找到一套科学的理论体系，直接指导基于社会现实的群众斗争。他批判了第二国际以伯恩施坦为首的“正统”理论家们，指责他们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而过分强调了经济决定论等物化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卢卡奇认为，要想在欧洲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关键是通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无产阶级，激发真正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以超越资本主义的物化思维束缚。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在于其方法论，即辩证法，主张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并树立起总体性的历史辩证法，用以指导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从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卢卡奇批评经验主义者对事实的关联性理解不足，导致了理论推理中的偏差和实证研究中的不足；批评机会主义者则只看到表面现象，而不深入本质；批评实证主义者则未能看清资本主义社会现象背后的本质，未能正确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和内在矛盾，仅仅强调“客观事实”，忽视对社会历史背景和现象的解释，这容易导致事实的孤立化，难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卢卡奇的总体性概念源自于黑格尔，他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深刻诠释。卢卡奇指出，辩证法应当坚持具体性和总体性，反对实证主义和秘学主义所导致的孤立事实。他批评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方法的不科学性，因为它们未能将事实置于历史进程和其在历史中作用的方法基础之上。事实存在于历史之中，是历史总体发展的实际组成部分，必须通过历史和辩证的分析来理解。“人类历史是不断地内在否定、自我超越、永恒更新的辩证历程。” [3] 卢卡奇强调将真实事实置于历史总体中加以归纳，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客观、现实地理解事实。他接纳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将社会视为一个具体而多样性的统一整体。卢卡奇批评了庸俗的唯物主义，认为其将事实从总体中分离并进行抽象理解，未能准确把握事实的本质。卢卡奇的总体辩证法强调历史发展中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总体概念统领各个部分，并具有决定性作用。总体不是简单的部分相加，而是超越各部分之和的新质，部分是总体的组成部分，其意义和价值在与总体的互动中展现。卢卡奇批评黑格尔仅将概念视为总体的观点，并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概念体系。总体概念要求对社会进行全面理解，孤立的个别事实只有在整体历史和动态发展的背景下才能被真正理解。事实、现实和历史不是单独存在于某一时间或空间的个别概念，而是随着整个历史进程的演变而存在。人类对现实和自我认知也是如此，人与社会构成一个整体，只有在历史总体和统一整体中，人类才能正确认知自我，理解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

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总体辩证法的一个核心概念和观点。他认为，“辩证法是由一个规定转变为另一个规定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矛盾的不断扬弃，不断相互转换，因此片面的和僵化的因果关系必定为相互作用所取代。”( [4] , p. 50)卢卡奇批判了德国古典哲学是一种直接性的意识，停留在直观的水平，其根本原因在于“先验”哲学和“绝对精神”没有从生活“现实”的本身出发，未触及资产阶级社会生活。他进一步指出，黑格尔仅关注概念和绝对精神，未能深入理解人类社会的历史领域。相比之下，马克思试图超越黑格尔，将主客体关系置于社会历史背景下，突破了传统哲学中主客二分的桎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随着大规模机器工业的发展，工人的劳动逐渐被物化，这种物化不仅削弱了工人的主体性，使其在表面上以自由买卖的形式进行劳动，而且导致了劳动过程的分离和碎片化。工人只是在局部的碎片化劳动中失去了自我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使人性被物性所遮蔽和代替。这种物化也使得人无法意识到自身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认识的客体，陷入了普遍的物化命运。

卢卡奇认为，“只有当意识的产生成为历史过程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所必须采取的决定性步骤时；只有当理论的历史作用在于使这一步骤成为实际可能时；只有当出现一个阶级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就必须正确认识社会这样的历史局面时；只有当这个阶级认识自身就意味着认识整个社会时；只有因此这个阶级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认识的客体，而且按这种方式，理论直接而充分地影响到社会的变革过程时，理论的革命作用的前提条件——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才能成为可能。”( [4] , p. 49)他与马克思一致认为，只有历史辩证法，没有自然辩证法。由于自然属于社会范畴，故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辩证法，而总体性范畴就是历史主体和客体的辩证统一，如果主客体不能产生相互作用，那么历史也就不复存在，辩证法的核心精髓就在于主体通过干预客体来改造客观世界，这也是我们所说的“主客体相统一”。

20世纪上半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而诞生，源于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理论家对工业社会中阶级分化和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深刻反思，旨在重构和更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思潮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基础，但与列宁主义存在分歧。卢卡奇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他对马克思辩证法的重视影响深远。第一，卢卡奇高度强调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认为辩证法真理之合理内核在于改变现实。柯尔施也强调了这一点，他认为辩证法的核心不仅仅在于理论的构建，更在于理论如何指导实践，如何通过实际来验证其内在的合理性。辩证法从“‘被黑格尔神秘化的形式’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合理形式’，实质上意味着它已经成了唯一的理论——实践的和批判革命的活动的指导原则。” [5] 法兰克福学派的学术讨论虽未直接涉及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这一方法论问题，但在研究中体现了对辩证法的重视和使用。第二，对总体性原则的强调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特征。卢卡奇将马克思辩证法的核心概念归结为总体性，这一观点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如马尔库塞、萨特和阿多诺等接纳和发展。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从方法论的角度解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其是一种“一种研究和解释的方法”( [6] , p. 8)，他主张“作为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否定实证主义者们的相对主义” [7] 。萨特认为，辩证法的本质在于其总体性原则。若辩证法确实代表真理，那么它必然是一种具有持续创新发展的理论体系。法兰克福学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强调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虚假意识形态及其对个体自由和社会和谐的潜在威胁。通过否定性辩证法的运用，他们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也为未来社会变革和政治实践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反思和启示。第三，对方法论问题的普遍关注，除了上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外，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成为了广泛关注的焦点，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现实的实证研究，试图重新解读和适应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应对全球化、后工业化和新自由主义等现代社会变革所带来的挑战。他们强调实证研究的分析方法，试图超越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抽象理论框架，更加关注社会现实的具体变迁和制度变化对于阶级、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影响。例如，在代表作《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中，科莱蒂详细对比了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核心观点和方法论差异。他通过系统的分析，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上的创新，与黑格尔理性主义及其在历史哲学上的局限之间的对立。科莱蒂强调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批判方法论(即辩证法)原型复制于黑格尔，但这一观点曾经遭到其他学派的强烈批判和质疑。

卢卡奇开启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解构和重构的大幕，引发了西方学界的广泛关注，对卢卡奇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方法论和辩证法的本质，他们各自持肯定或否定的态度，然而大多数人倾向于肯定。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安德森也认同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例如卢卡奇、萨特、阿多诺和阿尔都塞的观点，安德森等学者对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基本上持肯定态度，并将其作为研究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法之一，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安德森列出了其他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中所隐含的诸多方法论问题，同年，卢卡奇发表的姊妹篇作品中，开宗明义的论文题目就叫《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它很有信心地总结说，“正统马克思主义”这个词“专门指的是方法”( [6] , p. 155)，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卢卡奇对方法论的研究成为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长期研究的重点。胡克在其代表作《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中对卢卡奇的方法论进行了详细阐述，认为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核心特征，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最大代表，“胡克所理解的辩证法是客观世界自身的规律，它是在强调辩证的方法是在实践中得以运用的，而不是仅仅存在于哲学家头脑中的玩物” [8] 。胡克对卢卡奇的方法论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和评估。他认为，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哲学构想，更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有力补充。胡克强调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核心，是理解和解释社会发展及其矛盾的重要工具，“在应用辩证法的任何地方，都不是以沉思冥想的姿态，而是以行动的姿态为其必需条件。掌握任何前进过程的客观知识、其意思是包含有对未来结果的预测的，而为了做出这种预测，人的活动是作为一种必要的因素而参加进去的” [9] 。他指出，卢卡奇的方法不断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和实践化，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全球化和复杂化的社会结构，深化对资本主义发展逻辑和社会运行规律的理解。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萨特在其作品中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强调辩证法的总体性特征。法兰克福学派虽然以否定性辩证法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为主，但其对辩证法的研究也反映了对方法论问题的关注和重视。这些理论家们通过不同的途径，都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应用于当代社会现实的分析和解释中，体现了辩证法在理论建构和社会实践中的重要作用。这都表明了卢卡奇对马克思辩证法研究的深远影响。

在理论体系中，卢卡奇以事实为基础批判了过去不科学的方法论，如经验主义、机会主义和实证主义，指出它们忽视了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将事实孤立化，从而阻碍了对现实深层次结构的理解。卢卡奇的理论强调了对事实背后本质的揭示和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把握，进而维护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科学性。

他的辩证法观念挑战了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通过深入分析和批判，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社会的应用提供了有力支持，同时对整体社会舆论风气进行了反击。卢卡奇的贡献在于，通过对现实现象的深刻分析和理论建构，不仅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研究中的地位，也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智慧。

卢卡奇关注的不仅是理论上的革新，更是对实践中出现的偏差和误解的纠正。他指出经验主义的倾向是将现实现象解释为孤立的事件，而忽视其背后的根本矛盾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这种方法论不仅阻碍了社会现象的深刻理解，也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能力。卢卡奇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入探索，强调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社会变迁的根本动力，从而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同时，他的理论体系不仅仅是对过去方法论的批判，更是对当代社会问题的深刻反思和理论创新。卢卡奇认为，修正主义和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方法论的偏差和对实践问题的误读所致。他强调，只有通过对事实和历史的辩证分析，才能真正理解社会的复杂性和动态变化，从而为社会主义建设和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应用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卢卡奇主张理论必须符合实践。在代表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将自己的整体性辩证法纳入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框架中进行了整体性的运用发挥，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高度统一。他认为，如果理论无法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和应用，其存在便失去了意义。通过深入分析现实并反思理论，卢卡奇证明了总体性辩证法的适用性和科学性。他强调辩证的总体观是“能够在思维中再现和把握现实的唯一方法” ( [4] , p. 58)，这不仅是对理论的要求，也是对实践的哲学指导。通过大量吸收、比较、分析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论，卢卡奇认为两种理论目的是一致的，都旨在达到对现实的自我认知和洞察。通过深入地研究理论和指导现实中实践运动，他揭示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是处于不断发展和持续联系中的。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不仅在过去影响了一大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以及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者，也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基础。他创造的方法论思想引导了许多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审视和深入研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应用。卢卡奇的理论也在广泛的政治和社会运动中得到了应用，尤其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变革的理论实践中，其总体性辩证法使得理论与实践达到了真正的统一，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