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以及不断深入推进，人们对于自然资源的开发程度不断加深，经济的高速发展，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得到极大提升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的生态环境问题。进入了21世纪，人们越来越关注到生态环境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是全球发展的重要性，全球各国家和地区不断重视经济建设和生态建设之间的协调关系，力求达到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达到一种良性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纵观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随着社会背景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国家得到了传播和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得此产生，其掀起了一股重新解释和反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潮，其中有一批学者严厉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所导致的资源匮乏、能源枯竭、生物多样性锐减、核污染生态环境问题，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多个领域进行批评，由此，生态马克思主义得以产生，并在之后的实践中不断形成体系，与其他学派共同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

进入新世纪，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得到高速的发展，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态问题，如资源枯竭、酸雨、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等环境问题，由生态环境灾害给人们带来了生命以及财产等多方面的危害迫使我国逐渐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在党的思想指导层面上，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使我国逐渐形成生态文明，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上部署生态工作，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建设、新发展理念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中形成和丰富了习近平生态思想。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而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上的重大一笔，他们两者之间必然会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性。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随着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欧洲许多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以卢卡奇为代表的欧洲马克思主义理论学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反思，由此而掀起了一股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潮，后来逐渐发展成西方马克思主义。随着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成为了当时的思想潮流。

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大组成部分，其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伴着经济法的快速发展，西方社会中的生态运动也得到了蓬勃发展，最早提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观点是法兰克服学派的霍克海默尔以及阿多诺合两人于20世纪40年代共同著作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当中，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合在这一著作在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严厉批评了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统治和支配知识的形式，展示了资本主义统治下对于田园牧歌式社会生活的无比向往和追求，由此而开创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先河 [1] 。20世纪60~70年代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时期，在这一阶段，其逐渐开始形成一种理论体系，成为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最具影响力的社会理论学派之一，但这一时期它在整个西方的生态运动中并没有带来很大的影响作用，其理论主张主要集中于讨论马克思的“人化自然”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等社会自然问题上。进入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思想理论的不断成熟以及实践的丰富发展，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突破了以往的理论局限性，开始对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多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批判，他们留下了一系列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著作，由此生态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其思想理论也逐渐成熟起来，这一时期也成为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时期，占据着整个西方生态运动的重要地位。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遇到了寒冬期，苏联解体以及东欧剧变等大事件对全球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极大的打击，但是在这一时期生态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就此停滞不前，而是得到了十足的发展，在理论以及实践上都有了进一步的建构和深化，其发展势头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猛烈，成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有影响力的派别之一。

进入21世纪以后，尤以21世纪初最为明显，欧洲对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出现了又一个活跃期，主要表现出现许多宣传和研究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例如詹姆斯·奥康纳的《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保罗·柏克特的《马克思和自然：一种红绿观点》、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和乔尔·科威尔的《自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毁灭？》等著作 [2] ，由此可见在经历社会主义发展低潮之后，生态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很大的影响，反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和进步；如今发展到现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仍然焕发出理论的光芒，在最近的十年里，对生态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和传播主要集中为以下学者的相关学术著作，例如杰夫·尚茨的《绿色工联主义：一种替代性红绿视点》、斋藤幸平的《卡尔·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资本、自然与未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乌尔里希·布兰德与马尔库斯·威森的《资本主义自然的限度：帝国式生活方式的理论阐释及其超越》以及维克多·沃里斯的《红绿革命：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与技术》等一系列与现当下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状态相结合，体现新环境新背景下的新理论及新思想。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丰富发展是在实践之中不断提升的，其由20世纪40年代一开始的理论提出最后到20世纪90年代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体系一共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在这半个世纪的漫长时间里，高兹、本·阿格尔、威廉莱易斯、佩伯、科威尔、格伦德曼、奥康纳等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发展与成熟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生态马克思主义从开始提出到最后发展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学派之一，其思想主张也在实践之中不断的得到提升和发展，思想理论的正确性与合理性也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虽然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与发展的这半个多世纪里涌现了一大批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所提出的主张与思想也不完全是一致的，但这些思想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通之处，这就构成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旨。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有高兹、本·阿格尔、威廉莱易斯、佩伯、科威尔、格伦德曼、奥康纳等，他们的理论主张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性，将他们几人的思想主张放到一起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可以从这一行为中更加了解他们之间的共性与不同之处，进而能够得到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旨。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之中，从生态学的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最严厉的抨击为数高兹，与其他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相比，高兹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明显带着一个十分显著不同的特征，那就是高兹把对社会生产力以及科学技术的批判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高度结合起来，此外高兹也尤为强调利用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批判去论述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是十分必要的，与其他学者的理论主张不同之处还有一点就是高兹对生态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图景做出了具体且生动的描述，这是与其他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最大的不同之处，虽然高兹对于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建树充满着理想化的乌托邦色彩，但却使当时资产阶级统治下的人们对生态社会主义充满了无极的向往。高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主要是通过它的著作《劳动分工的批判》、《生态学和政治》、《经济理性批判》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等来论述资产阶级统治下的资本社会所出现的各种生态危机以及对人类面临日趋严重的生态问题进行批评与反思。

除了高兹以外，威廉莱易斯也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莱易斯师从法兰克服学派的马尔库塞，其关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主张可以说是深受马尔库塞的影响，在他的思想主张里，我们可以从中看到马尔库塞《反革命与造反》等一系列关于生态革命、生态思想的缩影，俞吾金、陈学明公开表示莱易斯是马尔库塞关于生态革命、生态理论方面的主要继承者，强调莱易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与生态马克思主的思想相结合起来，发挥着沟通两者的桥梁纽带作用。莱易斯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主要是集中体现在20世纪70年代所出版的《自然的统治》和《满足的极限》两本著作，这是莱易斯最早对生态马克思主义做出相关理论阐述的著作，随后，20世纪末期，他又相继出版了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著作，如《自由主义的困境和社会主义》、《受技术的影响》等，但是莱易斯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主张最核心的内容高度集中在前面两本著作当中。在《自然的统治》中，莱易斯主要是对“控制自然”做出了十分全面的论述，全文都是在围绕着“控制自然”这一核心要点展开探讨，论述的要点主要是从“控制自然”这一理论的历史、哲学以及社会意义展开，将控制自然解释为对人与自然两者之间的关系的控制；《满足的极限》着重探讨人的真实需求与虚假需求之间的差别，阐述人们真正意义上的满足进而对资本主义社会下人们所追求的满足对社会以及自然造成极大的危害行为做出批判。除此之外，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还有佩伯、本·阿格尔、科威尔、格伦德曼等人，他们结合资本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状态，将生态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对资本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民生等各领域做出批判，共同形成和丰富了生态马克思主义。

综合高兹、本·阿格尔、威廉莱易斯、佩伯、科威尔、格伦德曼、奥康纳等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理论主张，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旨，找到他们思想的相通之处，其核心内容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点。

第一，主张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和生活的不合理性是引发全球环境危机的根源所在，强调要废除掉资本主义下的生产方式。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要想扩大再生产从而在劳动者身上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这就必然加大原材料等自然资源的开采力度，再加上由于资本家的欲望无限性，这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有限的自然资源消耗殆尽，与此同时由于资本主义下的大生产大肆掠夺导致出现环境问题、气候恶劣等生态问题，这是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单方面而言的。此外，由于经济发展、综合国力差异性，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自身的经济优势及政治影响力将高污染、高消耗的企业转移到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此外再加上发展中国家原材料等资源被大量掠夺，因此致使单发展成为全球性的生态环境灾难。基于这一现状，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倡导人类对物质的追求应设立一个合理的限度，避免将进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破坏生态平衡相等同起来，人类应科学、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达到人与自然处于一种共生共存的状态。总而言之，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从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扩展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下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反对生态中心主义，强调要从根本上废除掉资本主义制度。

第二，强调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价值理念。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其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为理论基础，坚持“以人为本”思想，主张人与自然之间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和谐统一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指出人类在向自然界索取资源的时候应当首先站在人的尺度上去进行考量，要以全人类的利益为价值尺度来反思人类自身对待自然的态度 [3]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人类既是能动的存在物，同时也是受动的存在物，既能“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自然，感受自然界”，又能“通过自己的劳动使自然界受自己支配。” [4] 但是人类必须要在承认自然规律的存在这一前提下去充分地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如果人类只是一味向自然界索取生产生活所需要的自然资源，而不去尊重自然规律，那么必然会导致生态失衡，进而恶化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总之，生态马克思主义突破了以外的理论局限性，形成了关于生态文明价值观的独特见解，提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观，主张人类要极力实现建立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第三，“异化消费”是导致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异化消费”是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莱易斯和本·阿格尔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异化劳动所提出来的新理论，“异化消费”的核心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过度消费。本·阿格尔对“异化消费”是这么界定的，“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 [5] 他们主张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消费”诱使人们把盲目消费当作为生活的真正需要，随之刺激生产者的过度生产，进而引起资源的大量浪费，随之不可避免导致生态危机的发生 [6] 。

综上所述，生态马克思主义是在以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为基础，结合新环境下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状况、新情况所提出来的新理论，其主张的核心要点离不开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正确理解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旨是我们进一步探讨生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现代化阐释，探析生态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相通之处。

自古以来，我国就有强调注重生态建设的思想主张，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注与重视有所忽视，没有能够很好地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一度出现为了经济发展而舍弃自然，拿生态环境换取GDP的错误现象。随着科技的发展、产业的更迭以及环境问题的频繁的发生，人们开始越来越关注自然生态，不断在实践中找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道路。

进入了21世纪，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就是回答中国要实现怎样的发展以及如何去发展的重大问题，科学发展观作为新时势下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大理论产物，从宏观上分析科学发展观，可以看出其充满着生态学的理论光芒 [7]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这与我们主张大力发展生产力、推进经济建设并没有背道而驰，但相比于之前的发展，我们所强调的发展是科学的发展。此外，全面协调可持续、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及环境友好型社会等生态文明建设主张都无不充斥着生态学的理论。

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新的发展条件及全球形势，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以前所未有的举措推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大力推进美丽中国的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都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在理论层面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的重要论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文明理念、新发展理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等科学理论的提出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极大的思想指导作用，为推进具体的实践提供了思想引领。在实践上，新时代十年我国森林面积增长了7.1%，达到2.27亿公顷、淘汰落后和化解过剩产能钢铁达到了3亿吨，淘汰老旧和高排放机动车辆超过3000万辆、全国优良水体比例提高了23.3个百分点，达到84.9%，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碳达峰碳中和的提出、蓝天保卫战、碧水保卫战、净土保卫战“三大保卫战”等一系列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

新时代十年，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作出了中国贡献，也开辟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道路，推动和促进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和完善。在取得成就的同时，迈进新征程，前进路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和难题。

生态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流派之一，虽然生态马克思主义确实存在着一些理论局限性，但并不是说其相关的一些思想主张完全是错误以及不值得人类借鉴的。在全球气候变暖、各地区生态问题频放、环境形势严峻的大背景下，生态马克思主义有大部分的理论主张是具有合理性的、是正确的，是当下社会发展状况下我们值得去运用于具体的经济生产、解决环境问题、缓解生态危机等具体实践中去。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不断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党的领导人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这些思想理论指导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一系列的历史性成就。而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大重要流派，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有没有从中汲取了相当的理论养分，答案应当是必然的 [8]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的背后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其中也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较为丰沃的理论沃土，对新征程上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着十分丰厚的价值启示。

第一，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生命共同体。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以人为本等生态思想以我们所主张的“天人和一”、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以及新时代下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着极大的相通之处，两者都极为强调人类要与自然生态达到一种合理、科学的状态，实现二者之间的有机融合。没有人类的文明不是文明，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现当下全球气候生态严峻的形势下，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必须要做出回应的一大难题 [9] 。生态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类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提醒对人与自然当前紧张的关系做出深刻反思，为我们树立正确的自然观提供了指导。

第二，加强绿色发展，促进传统消费模式转型升级。以高兹为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基于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提出了“异化消费”学说 [10] ，他们从消费异化的角度阐释了消费主义和生态危机两者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这表明健康、科学、合理的消费观是能够促进一个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人类对生活的满足感可以通过良好的生态环境来营造因此，人类需要树立正确的消费价值观念，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经济发展新常态。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归于追求速度，忽视了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以粗放型、资源消耗性为主要方式，但随着资源的有限性矛盾不断凸显，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党中央面对全球发展新形势，提出了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强调要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两者是存在着一定的相通之处。

第三，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并没有强调人类在处理全球生态问题时要加强国家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但其极力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从某一层面来说就是要加强国际合作，反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及技术优势对不发达国家进行生态殖民主义，但在如今的全球发展下处理生态自然问题，全球每一个都国家和地球都不可能独善其身，这启示我国在处理气候变化、生态危机等全球性问题上应加强国际的合作与交流，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

生态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为理论基点，结合资本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状况、新问题再度思索人与自然的关系，着力为人们找到一条有效解决全球生态问题的路径。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理论，而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的生态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之间具有着极大的相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