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陈言了作为逻辑和历史发展统一的人类社会由以开辟自身历史的基本前提。其中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或简称“人的生活”) ( [1] , p. 531)这是一个比较符合一般感性和常识的前提，但也因而常常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未能获得其应有的重视。事实上，“人的生活”在马克思的本体论构境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藉此，我们不仅能从根本上把握马克思同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费尔巴哈和其他后形而上学思想家的本体论差别，而且能够对马克思由此生发的资本逻辑批判予以更为深入、全面的把握。

《德意志意识形态》对于人类原初实践要素的阐发，构成了我们理解“人的生活”这一感性驱迫力还原的理论地基。基于逻辑和历史的统一，这一阐发不仅从逻辑上标明了人类社会得以组织和开展历史进程的基本前提，而且从历史方面直接溯及人类基本的“感性–对象性”活动方式及其原初生命体验：人类在对自然的对象性活动中实现自身生存需要的满足，并以这种对象性活动的成果为根据引起新的需要、开展新的活动；在此过程中，人类逐渐结成分工的关系，开始以“类”的方式同自然相对待；从而，人以类的方式一方面构成面向自然的劳动共同体，一方面在代际生命再生产中构成面向人类本身的伦理共同体，在“感性–对象性”活动的代际传承中实现了人类历史的涌流。

然而，尽管受到后世研究者的一再重视，这段原理中更加惹眼的实际上是人类社会得以组织和开展再生产、实现代际发展的后半部分，而非作为其直接感性前提的“人的生活”。在人类结成社会结构而面对自然开展劳动、不断在过往积累的基础上产生新的需要和实现新的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必须能够生活”在更多时候实际上只是作为一种高度符合人类一般常识的、不言自明的前提而“隐于幕后”：自然，人总得先活着才有历史，这样的想法看起来并不具有某种特别的“理论创见”。但事实上，当我们以一种溯及本体论构境的角度来审视这一前提时就能够发现，“人的生活”中蕴含的感性驱迫力不仅直接构成了人类与自然相对待、开展全部社会历史的直接和根本动力，而且从理论方面标明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同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费尔巴哈和其他后形而上学思想家的决然差别。

我们知道，在《莱茵报》时期面临“物质利益的难事”的马克思，决意从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入手开展批判，对其《法哲学原理》中所阐释的“国家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内在目的，国家的力量在于它的普遍的最终目的和个人的特殊利益的统一”( [2] , p. 297)原理提出了根本的质疑。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一方面对主体性的“自我意识”报以极大的重视，另一方面却似乎是“无视”了作为自我意识本身的人类个体受到现存生产秩序驱迫的现实状况，这显然是不能令马克思满意的。为此，马克思通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写作，初步阐发了“不是法和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观点，确立了以社会现实为本原、撬动黑格尔理性形而上学的基本理论定向。然而，对于此时的马克思而言，这种“现实”毋宁说依然是抽象的，或者说与理论处于“应然”与“实然”的决然对立之中的；除非马克思能够在“颠倒”的前提下摸索出一条由社会现实通往历史本质及其理论表达的道路，否则就根本无法实现其对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彻底扬弃。

此时的马克思已然意识到，这种道路的把握必须经由政治经济学研究来完成：这不仅是受到恩格斯等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启发，而且根本地是由于马克思在经济事实与国民经济学范畴之间的强大张力中嗅到了突破这一观念形态的契机。为此，在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研究下形成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下称《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及其共产主义扬弃的理路清扫，确立了以感性驱迫力为异化根源和扬弃导向的基本分析方法。在《手稿》中，马克思以其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批判的视野开展思想革命，大体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基本落成。就此必须突出强调的是：作为马克思《手稿》之政治经济学批判原则统领的，正是工人群众在政治经济学永恒范畴体系背后所面临的现实感性驱迫力，也就是“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 [1] , p. 156)。作为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完成了的早期理论表征，古典经济学成功地从生产过程中抽象出了一般劳动，并且将这种一般劳动视为“财富的源泉”；但是，劳动越是被抬上价值生产的王座，工人群众作为劳动活动承担者所面临的悲惨现实就越是在这种范畴的普照下反射着讽刺的光芒。这正是马克思对于在《莱茵报》时期所面临的“物质利益的难事”从哲学本体论层面所作出的进一步思考和阐发。

如果说，马克思在《手稿》中对于这种感性驱迫力的阐发依然是基于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实情的“商品对人的驱迫”的话，那么，当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直言“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时，实际上是在《手稿》及此前文本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从而完成了一种更为基本的“驱迫力还原”：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人的驱迫还原为感性生存本身对人的驱迫。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之所以能够凭借雇佣劳动关系对工人产生的剩余价值进行无偿剥夺，归根结底是由于工人在其法权制的局限下不再具有单独面对自然、获取生存资料的能力，从而将其面临的感性驱迫力移交给了由资本及其货币关系组织而成的社会权力(这点将在后文进行展开)。这一“驱迫力还原”使得对于资本主义之历史地基的追讨直接溯及了人的基本生存情境。正如古典经济学家将凝结于不同劳动部门、不同产品类型中的人类劳动统一抽象为“价值”，从而在高度发达的商品社会前提下实现了“以人体对猴体的解剖”一般；将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展的“商品对人的驱迫”还原为“一般生存对人类的感性驱迫”，绝非对于人类直接感性体验的简单回返，而是在思想史高度发展的意义上为其本体论构境寻获了坚实的保障。这种还原构成了马克思以“感性–对象性活动”构建人的历史本体地位时不容忽视的重要前提：当人在对象性的产物中“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 [1] , p. 209)时，“证实”仅仅是副产品。换言之，人不是为了“证实”自身而对待自然，而首先是被生存的压力驱迫着不得不面对自然的。

将“人的生活”视为“感性–对象性活动”的基本前提，这表明在人们以感性的方式对待自然、建构人类社会的历史过程背后，实际上蕴藏着强烈的原初驱迫力和生存紧迫感。这使得马克思在本体论立场上前进了“不止一步”：不仅以感性现实性的态度得以区别于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批判地继承黑格尔留下的哲学遗产，从而成为“绝对精神的瓦解过程”( [1] , p. 513)中“唯一的真正结出果实的派别”( [3] , p. 296)；而且得以在这一基地上同其他现代思想开展广泛而深入的沟通，从而为现代性批判贡献中流砥柱的思想力量。

首先，马克思以“感性–对象性”生活为武器，击破了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等人抽象思辨的迷梦。青年黑格尔派作为黑格尔哲学解体过程中坚执左翼激进态度的一派，将黑格尔观点的“自我意识”方面发挥到极致；极端重视思辨而蔑视群众、蔑视感性实践，成为了他们对待人类活动的基本态度。为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感性生活对思辨理性的前提性、本质性地位，直言“即使感性在圣布鲁诺那里被归结为像一根棍子那样微不足道的东西，它仍然必须以生产这根棍子的活动为前提”( [1] , p. 531)。相比之下，费尔巴哈扛起了人类感性的大旗，不仅对基督教神学，而且对黑格尔以及整个思辨形而上学发起了猛烈的抨击，看似彻底地超越了黑格尔及其后学；然而，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的，费尔巴哈并没有理解“感性–对象性”活动对于建构人类感性本身的意义，而是“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 [1] , p. 499)，因而同样步了鲍威尔等人的后尘、成了黑格尔后学中不结果实的一支。与此相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突出标明了连续不断的“感性–对象性”劳动和创造对于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地位，“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 [1] , p. 529)。

其次，马克思以感性驱迫下的人类活动为突破口，实现了对黑格尔思辨形而上学体系的超越。与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等人“惊人的贫乏”相比，黑格尔哲学不仅是马克思必须更为严肃对待的思想“富矿”，而且是马克思毕其一生进行求教与争辩的强大“理论对手”。为此，直到1972年写作《〈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时，马克思还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 [4] , p. 22)，就黑格尔对其思想产生的深远影响予以重申。事实上，黑格尔哲学的丰富性，正如恩格斯在后来评论的那样，“凡是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所能说的，黑格尔都已经说了”( [3] , p. 279) (虽然这句话是恩格斯用于评论黑格尔“对怀疑论的驳斥”的，但考虑到怀疑论实是近代西方内在性自我意识哲学的必然后果的话，将这句评论引申至黑格尔哲学对近代思想的整体反思方面也未尝不可)；在黑格尔哲学中，劳动、人的辨证发展和市民社会的非伦理因素等等都是未曾缺席的。尤其是，当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论述市民社会的劳动和需要的体系时，事实上已然表现出了对人类“通过流汗和劳动而获得满足需要的手段”( [2] , p. 238)这种驱迫形式的基本重视。然而，思辨形而上学的思想建制决定了黑格尔在进行这一论述时的思辨化、理性化取向；这驱使着他很快地从活动的感性驱迫性方面抽身出来，转而投入到对于市民社会的伦理目的——国家的思辨建构当中。与此相反的是，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对这种感性驱迫下的人类活动报以贯彻始终的关注：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这一“人体”进行解剖的方式，马克思最终发现了人类生存的感性驱迫力被雇佣劳动关系收拢为资本这种社会权力的历史进程，从而在对市民社会的解剖深度方面实现了对黑格尔哲学的超越。

最后，这种贯彻了自然驱迫力的“感性–对象性”原则不仅是马克思超越黑格尔的突破口，而且是其本体论构境沟通其他现代思想、为现代性批判贡献力量的扎实思想地基。为此，我们可以引其“同时代人”——共同面对理性形而上学的坍塌这一历史性事件、试图在抢救黑格尔哲学精髓的同时对现代社会展开批判的“同道者”——海德格尔的本体论构境进行比较：在海德格尔以《存在与时间》构建起的“此在”生存境域中，“此在”的“操心于世”主要关涉两方面内涵，一是“操劳”于上手事物，二是“操持”于“与他人的在世内照面的共同此在共在”( [5] , pp. 222-223)；在前者中，“此在”通过对工件进行“上手状态”的持用而沉浸于由这种“上手活动”所构建起的整体生存境域当中，开显着自身的存在。这种对于人类具体生存境遇的关切，恰能与马克思建基于人类“感性–对象性”活动、重视人类如何在与自然相对待的过程中历史地结成一定社会关系的本体论构境产生直接的共鸣。进而，基于对这种关涉人与自然的基本生存情态的关注，晚期海德格尔由此引申出了对于现代技术的批判，认为现代技术“变为了一种强逼性的、压平生产者和产出者(除了它自己)的发生构架或座架(Ge-Stell, Enframing)”( [6] , p. 57)，因而遮蔽了它作为原始“手工技艺”时所具有的创作、产生和“美的产出”的可能性品格。为此，海德格尔就此给出的应对方案是呼吁发掘现代技术座架背后“柔性艺术创作(产出)化、隐显交织地解蔽化”( [6] , p. 59)的一面，认为破局的关键即在于着力发掘现代技术的后一方面特质、返回“诗意的栖居”当中；这诚然是一种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解决方案。当然，海德格尔的这一态度与其对于“劳动–技术形而上学”的有意拒斥相关，本文就此无暇论及；但是仅就现代性批判这一点而言，放弃对感性驱迫力的深入探讨，同时也就意味着放弃了从世界历史高度把握现代社会、对其实现根本扬弃的可能性，因为对于作为现代社会之本质驱动力的资本而言，“感性驱迫力”恰是其以世界为其拓展边界、将人的生存压力转化为资本社会权力的必要统治环节。因此，尽管我们能够从“生活世界”的关切中体认到马克思主义同其他现代思想开展深入沟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所在，但与此同时又必须时刻重视的，正是这种感性驱迫力——及其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呈现形态——对于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现代思想的根本标识及其在现代性批判中所出任的无可替代之作用的提示。这就又不可避免地将我们导回到马克思基于感性驱迫力开展出的、对资本逻辑的识认和批判当中。

“人的生活”中蕴含的感性生存驱迫力，既是我们理解一些现代批判理论局限性的前提，又是我们把握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优越性的重要抓手。为此，我们不妨再度返回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构设的、基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人类原初实践境域当中。

我们谈的是一些没有任何前提的人，因此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必须在危险而多变的自然环境中存活下来。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作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强大外在驱迫力，迫使着人们以各种方式尝试对其展开抗争：从对自然果实的直接采撷、与其他动物的生死搏斗，到对各种自然物进行最初的工具式利用。在这个过程当中，一部分人类得以满足自己的生命需要而存活，同时初步获得了一些对自然界的知识，包括如何对之开展工具性互动的知识；从而，“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 [1] , pp. 531-532)。然而，生存的压力远未消失，而仅仅是得到了初步的缓解；为了更大程度地抗拒自然的不可控性，人们开始在基本的物种认同中建立起小型的集群联络。这种集群一方面使得分工的进一步开展成为可能，一方面也在繁衍生息的安定环境得到初步保证的前提下大大丰富了人群间的伦理关系。正是在这种劳动–伦理共同体的实践迭代中，人们一面与自然相对待、越来越强地衍化出抵抗外部必然性的能力，一面与其他人类相对待，在日益丰富的分工和伦理关系中实现意识活动和“类”观念的发展。

由此可见，感性驱迫力不仅构成了人类生存始终面对的外在强制，而且敦促着人类结成社会与自然相对待的历史发展进程。然而，历史的发展并未使这种感性驱迫力消弭，而是使其内化为人类社会的内部形态，建构为阶级社会赖以存在的地基：作为阶级社会统治关系根据的，正是统治阶级对于被统治阶级的“生杀予夺”，也即对其基本生存条件的侵占，乃至对其生命的直接占有；这种社会权力所依赖的，依然是“人的生活”所蕴含的感性驱迫力，是这种自然权力的社会化。与之相应的是，这种社会权力的权能是以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总体能力为衡量的；作为总体的人类社会必须先有能力从自然手中“夺取”足够的感性驱迫力，然后才能够将这种驱迫力转化为足够的社会权力。这也就意味着，人类社会的任何一个相对稳定的历史发展形态，都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呈现为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历史性的统一：生产力的阶段性进展在全新的历史水平上满足了人类社会的生存需要，获得了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但与之相应的生产关系又长期呈现出矛盾对立的状况，不断推动着人类社会继续向前演进。因而，理解感性驱迫力向社会权力的转化，是理解一切阶级社会、尤其是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必要前提。

具体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而言，首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极大发展的物质生产力，作为对人类抵御感性驱迫能力的极大提升，是资本主义得以在一定历史阶段夺取世界历史权柄背后所蕴藏的最大“合法性”。“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1] , p. 405)，资本无限增殖的内在逻辑同人类技术手段的无限扩张相互合谋，造就了比历史上任何世代都要丰富得多的、时至今日依然在继续荫及全世界的庞大物质生产能力。充分认识到这种物质生产力所伴生的人类抵御感性驱迫能力的发展，是理解资本主义之“历史必然性”的基本前提，也是马克思主义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之所以深刻于其他一些仅仅停留于感知资本及其技术逻辑的僵化性、重复性特征的现代思想的首要原因。

其次，将感性驱迫力转化为以雇佣劳动为载体的支配关系，是资本在当代继续维持其统治地位、实现自身增殖目的的重要担保。同此前的阶级社会一样，被生产力发展所抵御的感性驱迫力绝非就此消弭，而是通过转化为社会权力的方式，塑造了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行使支配的权柄。然而，不同于此前的奴隶、封建社会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尤为极端地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 [1] , p. 17)：资本越是以席卷一切的姿态将世界纳入到其货币量化和法权体系当中，工人就越是以“一无所有”的面貌“自由”地将接受雇佣承认为自己的唯一选择。正是在这种与货币完全关联而与自然貌似“脱离关联”的过程中，资本不断实现着对于感性驱迫力的转化，比以往世代更加彻底地将这种自然的生存压力转化为了社会性质的支配权力。但是，资本以工资的形式为工人抵御生存压力绝非“发自善心”：对于极端理性化地开展无限增殖的资本来说，仅仅确保工人的基本生活，将他们维持在温饱线和劳动力蓄水池的边缘，逼迫他们不得不为生活的延续而不断投入到雇佣劳动的支配关系当中，才是最符合资本增殖利益的选择。

因而，资本的这种开展方式中也就深刻地蕴含了其无法根本实现自我解决的内在危机：以无限增殖为目的的资本，必然在生活资料生产的有限开拓的同时，不断通过科学创新和技术发展来开辟新的生产领域、“制造”新的需求；然而，被他们置于温饱线边缘的工人终究难以充分地满足这些需求，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成了贯彻资本主义始终的“诅咒”。为此，批判和消弭这种社会权力的道路依然存在于“感性驱迫力”当中：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揭破隐藏在资产阶级神圣法权背后的人身支配关系，挑明资产阶级以感性驱迫力——“不干活就饿死”的生存紧迫性来挟持一无所有的工人阶级参与雇佣劳动的底层逻辑；进而，以革命夺取政权和持续深化改革等方式不断挟制资本无底线增殖的内在本性，让社会化大生产所带来的物质生产力“直面”人的感性驱迫性本身：不是继续制造“来时锣鼓喧天、走时一地鸡毛”的资本增殖乱象，而是驱使其以“人的生活”为核心关切、不断切实满足人类赖以延续的基本生存需要，从而真正实现人类从“感性驱迫力”中的根本解放，将人类社会组织为以充满生命热情和创造力的面貌开展自由自觉活动的“自由人的联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