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对历史学的探究起源于他对时政现象的浓厚兴趣，在学术探索的进程中，他对既往流行的历史观提出了怀疑，并创立了他自己的文化历史观，意图于拯救当时没落的西方文化。

斯宾格勒首先对传统的历史理论进行批判，指出其不能真正揭露历史的本质，反而误导了研究的方向。他指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就是“那个把历史分割为‘古代–中古–近代’的不可信、空洞而又毫无意义的架构，完全统治了我们的历史思想” [1] 。这种架构像托勒密天文体系一样统治着人们对于历史的理解，对历史知识的传播造成了偏颇，使之变得没有根据和实际意义。这种架构限制了对历史的认识，并且主导了历史的阶段性。这种历史观念其核心问题在于“欧洲中心主义”，世界历史的发展在其中被简化为线性进程，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仅被视为西方近代史的铺垫，而西方近代则被视为所有历史的终极目标。因此，斯宾格勒像康德一样，对这种架构实施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提出了“文化形态史”的概念，用“文化”取代“人类”成为历史进程的焦点。他将生物进化学说引入自己的观点之中，认为文化是一个经历生、长、盛、衰四个过程，并且不依赖任何外在因素具有自己的生命周期的有机体。在其观点中，历史乃是诸多文明演进相汇聚的总和，而并非某种所谓的全人类的统一进程。文明的黎明起始于从基础文明跃迁至高阶文明之时，届时精神领域涌现了新的世界理念以及神话和宗教的诞生；美学层面则显现为装饰艺术及建筑风格的演变和艺术创作活动的兴盛；政治结构上展现为地主阶级统治和贵族主导的国体成型。进入文明发展的晚期，人类意识形态成熟，精神氛围转为批判性思维，这一阶段见证宗教变革与哲学思想的崛起；政治面貌则变为城邦对传统乡村的取代，以及集权国家的建立。继而进入文明终末期，这一时期精神上标志着大都市文化的曙光与原创精神的消亡，信仰神灵的情感被对科技、实用主义和追求幸福的热忱所替代；在文化方面这是一种失去深度原创性的存在，艺术品变成了奢华、享乐和刺激神经的手段，艺术风格不停变革，尽管充满了随意创新、无意义模仿和各种抄袭；政治变迁则是从财富主导逐步转变为武力统治，最终走向帝国的构建。至此，文化的潜能已耗尽，步入了没有创新能力的机械性衰退期。由此可见，文化经历了从摆脱原始束缚的觉醒，到早期通过批判精神成熟，再经由理性的创作活动实现潜质，并因创造力枯竭而逐渐走向衰退的周期律。

斯宾格勒提出这套理论框架，旨在通过跨文化对照从而对西方社会的命运进行细致推敲与展望。得以进行此类比较与预见的根据，在于尽管不同的文明各有其独特的核心精髓，但他们仍旧遵循相似的生存周期律动，借着对已往众多文明发展阶段的比较研究，能够对尚未走到尽头的现代文明做出合理的预测。

汤因比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斯宾格勒的理论，文明在其观点中也被视为有机体，并且文明的每一个形态都要经历起源、生长、衰落、解体的四个持续过程。他还提出“挑战”与“应战”理论来阐释世界文明的发展规律，认为人类文明起源于环境的“挑战”和人类对“挑战”作出的“应战”，而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一系列“挑战”与“应战”相互角力的过程。

首先，就文明起源的问题，汤因比并不同意使用“种族优越性”或者“地缘环境”去阐述文明的形成原因。针对种族问题，众多种族皆有能力创建上层社会文化，同样一个种族也能为多元文化的发展献筹策画，进一步地说，多元文明的集体合作亦可能促成某一文化的兴起。所以他认为“从文明的角度，而不是从国家的角度去考察历史，把国家仅仅看作是文明的生命中次要和短暂的政治现象” [2] 。由此可见，任何立足于种族的见解均难以自圆其说。就地理环境对文化进程的影响而言，相同的自然形态并不意味着必定会孕育出相同的文明轨迹，相对地，即便是地理条件一致，不同的历受时期也能孵化出各异的文化演变。由此观之，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也非完全适用。他相信，文明之所以诞生，是因为人们能对自然的挑战做出有成效地反击，但实际能给出这种反击的往往是寥寥可数的人，多数人只是跟随着这批先锋的脚步，模仿他们的行为，从而进入了文明时代。汤因比认为，决定原始社会与文明社的根本区别，并非体现在社会制度或者职能分工上，而关键在于所追寻的“模仿典范”。不管是处于野蛮状态还是文化社会，模仿举止均为其共通之性质。原本的社群模仿的对象乃是前辈，即那些已故的祖宗们，它受到传统和风俗习惯的影响十分深刻，因而显得相对稳定不变。在文明社会中，模仿的对象是那些建设性思维丰富的人们，因而这样的社会持续地发展与进步，是一种充满活力的社会状态。六大起源古文明，涵盖了古埃及、苏美尔、米诺斯、中国古代、玛雅及安第斯这几个历史文明体系，均直接源于原始社会进化的初代文明形态，其主要所经历的挑战局限于对抗自然界的种种考验。相较于其他的文明，大部分并非源于自然境况，而是人造环境的产物。新兴文明的形成常常与先前的旧文明有所关联，而这些旧文明通常正经历颓败与瓦解，社会结构分化为极少数统治阶级与庞大的无产阶级。统治者创新能力的丧失使其无法有效领导，只得依赖武力维持统治，导致无产者群体产生强烈的疏离感。此种疏离带有强大动力，标志着一种向好、上升的趋势。“文明的起源原来是通过内部无产者脱离现存文明社会以前的那个已经失去创造能力的少数统治者的行为而产生的。……在无产者脱离了少数统治者的运动当中，一个社会从静止状态又过渡到活动状态里，因此产生了一种新的文明。这个情况正像从原始社会里产生了文明社会的情况一样。” [3]

在文化生成发展的轮回里，无可避免地会有退化与灭亡相伴随。在文化诞生之初，或许会经历早逝与滞缓的局面，而既成熟的文化也可能在演进的某个环节上开始缓缓走向衰亡。根据汤因比的观点，去掉两种已中断的文明，剩下的26种中，有16种正在消亡的途中，还有两种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而且有7种面临着可能被西方影响同化或遭到毁灭的威胁。从这样的角度出发，目前仅有西方基督教的文化还未步入衰败的阶段。文明之本源源自于群众对富有创造性的人群之模仿，同样，文明的衰弱也与模仿行为紧密相连。仿效本质上属于一种刻板的思维习惯，有创新精神的领导人亦有可能被身边人刻板模仿的做法所左右，最终可能削弱他们的创新力，从而造成追随者的流失。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领导者可能会厌弃温柔的游说手法，而频繁诉诸武力或其他高压方式，逐步演变为一个倚重强制的执政者。在这种作用之下，群众逐步停止模仿与尊敬，由顺从者转变为勉强及冷漠的“无产者”。“无产者”所指的并不是指财产上的匮乏，而是一种心灵上的反思境界，觉悟到自我虽生活于特定群体之中却并未融入其中。这将促成社会联合体的瓦解，削弱独立性，进而使文化衰落至崩溃的境地。在这场文化拆解的进程里，社会被三个层面所区分，首当其冲的就是少数具备原创能力的人转变为了统治阶层中的少数派。第二个现象是众多民众的心思涣散，导致了社会底层产生了无产阶级。高度发展社会群体的各种民族，从一开始和睦吸纳文化熏陶，逐渐演变成为持有敌对情绪的边缘化群体，变成了外围贫困阶层。正是基于这三个群体对社会裂痕的不同应对手段，引发了文明衰败过程中的一种普遍模式：在面对分崩离析所导致的动乱时，极少数的统治者试图建立起集中统一的政权体系，将一元化的国家结构强加于整个社会与平民，以此来企图重建社会秩序与一致性。贫困者为了精神层面上摆脱难以忍受的现实，纷纷加入了统一的宗教组织。而边缘化民族则常常形成武装团体，通过民族大迁移的形式冲进文明社会，掠夺濒临消亡文明的财富，并与贫困者共同瓦解了统一的国家机构。至此，该文明便告终结。然而，并非所有文明的衰败必然以灭亡告终。有些文明在其解构过程中未经历灭亡，而是在特定阶段进入了一种“静滞”状态，并在此后几千年时间里维持原状。更为关键的是，一些文明的消予殆尽，反而标志着新文化的诞生，文明的进步正是通过这种连续更替得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