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于1974年，《幸存者回忆录》是诺贝尔得主多丽丝·莱辛“内空间小说”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内空间小说”专注于人物内心世界的探索，与莱辛前期的现实主义小说大为不同。这一系列小说中，主要的人物角色已不再是具体的某一人，而是“完全具有了概念人物的特征” [1] 。故事发生在一个文明正在崩溃的英国城市，城中的人们正分批迁往西北部避难。叙述者是一位不知名的单身女性，并偶然对一位年轻的女孩艾米丽负起了责任。叙述者一边透过房间的墙观察艾米丽的童年时期，一边陪伴着墙外世界的艾米丽走向成熟。这部小说一经出版就引来广泛关注。大多学者将其归为科幻小说。而鉴于小说的副标题(“An Attempt at Autobiography”)，不少学者也对小说的自传性质进行探讨。学者们对小说中的女性主义、苏菲主义等也进行了大量研究。学者Marleen Barr在其文章中指出《幸存者回忆录》“打破了现实中禁锢女性的性别歧视高墙” [2] 。步入新世纪后，研究视角不断丰富，不少学者从生态主义对该文本进行阐释 [3] 。然而，相较于莱辛的其他作品，《幸存者回忆录》的研究仍有很大扩展空间。本文旨在从艾米丽和德拉尔德之间的关系演变入手，分析莱辛是如何通过解构传统两性间的二元对立关系来体现传统父权制下对女性的压迫与折磨，以及其对男性与女性相互扶持以创建多元共生的和谐社会的期待。

全美妇女运动的代言人和领袖人物凯特·米利特在《性政治》一书中提出“父权制”这一概念。她指出一直以来，男性与女性之间都是“一种支配与从属的关系” [4] 。在两性关系中，男性不必花费额外的努力，仅靠天生的性别就能拥有支配控制女性的特权。而且这种特权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得到体现，譬如军事、工业、学校、政治、金融领域，无一不在男性的控制之下。米利特强调在父权制的统治下，男性与女性被赋予截然相反的品质。举例而言，男性一般被赋予积极进取、智慧的品质，女性则被赋予顺从、无知。文学作品中表现为女性通常被塑造成依附于男性的愚蠢形象，男性则被塑造为理智的掌权者。莱辛在《幸存者回忆录》中便塑造了这样对立的形象，尤其体现在艾米丽父亲与母亲的形象上。艾米丽的父亲是一位军人，身形伟岸，满脸络腮胡，男性气质浓厚。在这个家中，他沉默寡言，鲜少回应艾米丽和母亲。他最常给出的回应是皱起眉头继续抽烟，表现冷静。恰恰相反，艾米丽的母亲极为聒噪，永远喋喋不休。莱辛写到这个女人像个孩子一样需要得到理解，一遍又一遍地和丈夫倾诉自己的烦恼，但永远得不到回应。于是她的倾诉变成了自言自语，无论如何说个没完。“仿佛除了她，房间里或那整个地方就没有别人存在，仿佛她是独自一人，而她的丈夫和孩子都听不到她说话” [5] 。她的所有时间都奉献给了家庭，给了孩子与丈夫，这导致她每天根本抽不出时间去做其他任何愉悦自己的事情。一位满腔怨言，为家庭琐事烦恼的妇女形象跃然纸上，并与其丈夫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很明显，在这段关系中，丈夫处于支配位置，他缺席于家中的日常生活，霸道地选择了沉默来抗拒妻子的抱怨。而妻子处于被支配地位，操劳着日常琐事，感到非常压抑却只能继续这样的生活。

不过，叙述者告诉我们，这位母亲的婚姻、孩子并不是他人强加给她的，而是她“想要并视之为目标的——是社会为她选择好的” [5] 。在社会的规训下，她不自觉地按照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来选择自己的人生走向。尽管意识到了自己的困境，她也无法逃脱，无法摆脱压抑自我的习惯，并展现出病态。这种病态也严重影响了艾米丽的身心健康。困于自己的困境，母亲对艾米丽的关注少之又少。且建立于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之上的父权制，将男性置于优越地位，视男性为更理想的性别。受此思想的影响，艾米丽与弟弟受到的待遇天差地别。当她与弟弟同处一室时，母亲与保姆都只关注弟弟。母亲想接过保姆怀中的弟弟，却遭到了拒绝，保姆紧紧抱住弟弟，不愿松手。而艾米丽，渴望拥抱却无法拥有。相较于弟弟被温柔地哄睡，她被母亲粗暴地剥去衣服，匆忙套上睡袍，独自入睡。无法拥有母亲的关注，这个小女孩本能地向父亲寻求安慰，祈求父亲的关爱。但父亲带给她的只有折磨——他将小女孩抓到他的两膝之间，对女孩进行了侵犯。即便艾米丽发出尖叫，坐在旁边安抚弟弟的母亲也对此漠不关心并认为这种抗议是“很适当，很正常，是得到许可的” [5] 。毫无抵抗力的小女孩对父亲的行为既害怕又觉得必须“被抓住和受折磨”，因为对她来说，只有这样才可以取悦她的父亲 [5] 。在这样的父权社会，即便是懵懂的小女孩也无法逃脱父权的压迫。在二元对立关系中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即使是受到了压迫，也难以反抗，只能继续承受。

幼时遭受的压迫对艾米丽影响巨大。她认为有必要学会隐藏和淡化自己的真实情感以取悦、安抚别人。大灾难来临之际，她被家人无情抛弃。来到叙述者的家后，艾米丽一直小心翼翼扮演着乖巧的姿态。与叙述者第一次会面时，她最迫切的需求是看看自己的房间，即使那个房间既狭小，又只有一个开得很高的小窗户。但她非常喜欢这个在叙述者看来实在不吸引人的小房间，因为这里能让她拥有安全感。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提到东方其实是被建构出来的，是相对于西方的“他者”。很多女权主义者在处理女性问题时，也参考了这个他者与自我的二元对立结构。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展现出对女性的他者性的浓厚的兴趣，她指出“做女人意味着要成为客体和他者” [6] 。他者对于建立自我意识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父权制下，男性的眼光对女性自我的建构举足轻重。当叙述者的公寓门口聚集了一些年轻人时，艾米丽产生了想融入他们的想法，但是她肥胖的形象只让她经历了一场嘲笑。尽管这让她非常懊恼，但是她依旧在男性的凝视下开始改变自己。她开始审视自我，为了减肥停止进食，从市场、仓库找来一些布料和旧衣服进行改造。在改造完成后，她尝试吸引马路上的年轻男性。对于生活在父权社会的女性，男性的眼光是她们的重要参照物。艾米丽的改变是为了让马路上的青年接受她、重视她。但是这些男性只是把她当作喝酒的玩物。叙述者观察到好几次艾米丽喝醉，衬衫被撕破，脖子被咬，几乎失去了自己的身体。艾米丽与这些男性并不平等，她被视为依附于这些男性的客体。

在艾米丽加入杰拉尔德的大家庭之后，她扮演着顺从的角色，心甘情愿地做杰拉尔德众多妻子中的一个。她从来不敢奢求爱，而是被动地守护她所得到的。仅仅作为杰拉尔德从女孩中挑选出来的众多妻子中的一位就令她快活、容光焕发。与她母亲一样，她将这位伴侣视为自己生活的中心，忽视自己的需求。与杰拉尔德相处的过程中，她担心会失去他，因而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不愿惹怒对方。无论何时，只要杰拉尔德呼唤，她便任劳任怨地冲锋陷阵。当她发现自己不是杰拉尔德的首选时，她开始像一朵花一样枯萎。在这段关系中，身为男性的杰拉尔德可以选择背叛、对伴侣不忠。艾米丽并未对此提出质疑，而是默默接受，并把不甘心转化成与其他女性的竞争。她刻意在其他人面前炫耀自己在杰拉尔德心中的不同。将自己看作杰拉尔德的从属品，即使能力出众，她也从未想过成为一名领导者，而是费力琢磨如何唤起杰拉尔德对她的爱。她渴望成为唯一站在杰拉尔德旁边支持安慰他的人。日复一日，她在社区中为杰拉尔德忙碌，即便感到筋疲力尽也不敢放弃。杰拉尔德是掌握权力的理智男性，而艾米丽只是一个没有独立人格的从属品，被动地接受着男性的审视，压抑着自我。

艾米丽的角色一直在发生转变。她最开始扮演的是杰拉尔德的依附者角色，在与琼相处时又扮演着“母亲”角色，最后开始寻求独立的自我，由此可见，她与杰拉尔德原有的关系正在被打破。而这个重要的转折点是她的好友琼的离开。琼是杰拉尔德众多情人中的一位。一开始她视艾米丽为竞争对手，但精神上无法忍受杰拉尔德带来的压力与折磨，一次次被伤害后，她转向艾米丽寻求安慰。在艾米丽的忠诚和热爱的浇灌下，琼找到了缺失的爱与自我，从“指责和自我怀疑中得到解脱” [5] 。这段时间，街道上来了一个“女人帮”，这个帮派大声批判男性权威，阻止女人依附男人，受她们启发，琼踏上了追寻自我的旅途。透过琼的事件，可以发现文中男性中心-女性边缘的关系正在发生转变，社区中已经出现对男性领导地位的质疑。在好友琼离开后，艾米丽无法接受这一切并痛哭一场。但在悲痛之余，她也意识到和杰拉尔德相处时的不平等关系，开始逐渐摒弃对杰拉尔德的盲目崇拜，她放弃去杰拉尔德的大家庭中当依附者，在家中反思自我、探索自我。

随着故事发展，一群野蛮的“孩子帮”的闯入加剧了艾米丽与杰拉尔德关系的转变。她对杰拉尔德有了更为深入而客观的认识。这个“孩子帮”生活在阴暗的地铁里，为生活必需品和食品像野兽一样去猎食，并谋杀同伴。杰拉尔德尽力充当一位“救世主”形象，他想将这些孩子聚集在一起，教化他们。于是他来到艾米丽的房子恳求艾米丽的帮助。笼罩在杰拉尔德身上的面纱被揭开，艾米丽意识到杰拉尔德的软弱与不成熟。杰拉尔德靠着幻想去拯救那些孩子，面对这些没有理智的孩子，他将以往的管理方式直接复制过来，毫无成效。遇到问题后，他总是不知所措，无法做决定，并依赖艾米丽。艾米丽以顾问的姿态为杰拉尔德提供了一些帮助。因杰拉尔德的错误决定，原本的帮派彻底解散，杰拉尔德被迫与这群“孩子帮”绑定并被他们影响。他帮助这些孩子抢水，带着他们去其他人的公寓偷东西。最后当发现这些孩子实在无法掌控后，他请求艾米丽成为他帮派中的“王后、第一夫人或强盗的女人”，但她意识到自己“绝对不想要这个”并果断拒绝了曾经疯狂追求的地位 [5] 。艾米丽已经意识到原先关系的不平等性并且尽力打破这种不平等。她不再是原来那个依附于男性的女孩，而是变成了一位拥有自己独立人格的女性。德里达曾总结道西方的思想大部分都是建立于二元对立之上，也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而他所提倡的解构主义则强烈反对这种形而上的主义。解构主义力图颠覆或消解这种不对称的、僵硬的二元对立，以期达到去中心化的目的。艾米丽和杰拉尔德地位的转变可以看出原有的两性之间的对立状态已经被打破。杰拉尔德已经不再处于神坛的中心位置，而是开始求助于原本处于边缘地位的艾米丽。艾米丽的成长打破了杰拉尔德原本的中心位置，她已经不再是被审视的客体。

但这并不意味着艾米丽和杰拉尔德的关系转变成了一对新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多元共生，相互扶持的关系。正如福柯对真理的阐释一样：“对许多人而言，真理暗含着统一性和规定性。正确地思维意味着按照某一套由某些机构制定的科学话语来思维” [7] 。在他看来，所谓的真理只不过是资本主义通过排斥或压抑非理性或癫狂打造的一套属于自己的秩序。也就是说，真理是服务于掌权的一方。福柯所说的真理往往会由疯癫来打破，真理与伪真理之间的界限并不是泾渭分明，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相互依存的。艾米丽和杰拉尔德之间就从最开始的对立走向相互依存。在艾米丽追求自己独立的人格之后，她虽然拒绝了当杰拉尔德那个大家庭的母亲，拒绝再次“坠入情网”。但是杰拉尔德和她并没有发生争吵，而是心平气和地进行了谈话。艾米丽客观地指出杰拉尔德的不成熟与天真。而杰拉尔德也会适时提供一些生活必需品给艾米丽。野蛮的“孩子帮”彻底占领这个城市后，杰拉尔德的地位彻底崩塌，他的幻想也彻底破灭。看见那些孩子用石头、金属砸他而毫无反应时，艾米丽毫不犹豫地下楼去帮助他。见艾米丽遭遇危险后，杰拉尔德猛地醒过来。他们互帮互助，逃出了那群孩子的攻击并平等相待。这时他们互为对方的精神伴侣。以往的贬低和诋毁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男性对女性的爱与尊重。两性之间的沟通与对话取代了冲突与对抗。他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解救。在故事结局时，在那块神秘的墙打开时，艾米丽拉着杰拉尔德的手一起进入了一个美丽祥和的新世界，远离了这个灾难的城市。

多丽丝莱辛的作品主题一直很丰富，《幸存者回忆录》更是展现了对官方不作为的批判、对人性恶的揭露、对女性的压迫等等。小说不止是揭露了女性受到的压迫，更解构了这两性之间二元对立的关系。艾米丽受小时候家庭环境影响，非常在意男性的看法，并且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符合社会期望的女人，和杰拉尔德的关系是典型的对立关系。但是随着故事的推进，她成长为一个独立的自由女性，颠覆了杰拉尔德的中心位置，走向了相互扶持的道路。莱辛在书中展现的这种颠覆，不仅谴责男权制度下女性的被压迫地位，更揭示了只有当男人、女人和自然真正处于平等地位时，人类社会才能继续大步前进。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仅分析了小说中主要人物的关系转变，其他人物如雨果与艾米丽的动态关系也非常值得探究。后续研究不仅可以拓展研究对象，还可以综合运用叙事学和解构主义等方法细化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