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时间的产生与实现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发展水平。自由时间不是人们与生俱来的，而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产生与实现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度低下，人们的劳动仅能创造出维持人们基本生活所必须的物质生活资料。因此，人们为了维持生存，除了生理时间以外的几乎所有时间都要用于劳动，根本没有用于休闲娱乐与发展自身的自由时间。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提高，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4]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自由时间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先进科学技术在劳动中的应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人们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生产出自身生存所需的物质生活资料，大大缩短了必要劳动时间，致使社会产生大量剩余时间与剩余产品。马克思认为，“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 [5] 。由此可见，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是自由时间产生的基础与前提。由生产力发展带来的非必要劳动时间应当是人们用来享受生活与实现自身发展的自由时间。然而，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资产阶级并不会允许雇佣工人阶级拥有属于自己的自由时间。资本家在逐利本性的驱使下通过各种手段侵占工人的自由时间，导致工人的自由时间异化为替资本家无偿创造剩余价值的剩余劳动时间，而工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选择忍受这种压迫与剥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工人们“越想多挣几个钱，他们就越不得不牺牲自己的时间，并且完全放弃一切自由，在挣钱欲望的驱使下从事奴隶劳动”( [6] , p. 119)。工人的生活丧失了自由与娱乐，只有无穷无尽的机械重复相同的枯燥劳动，彻底沦为资本的奴隶，“工人的结局也必然是劳动过度和早死”( [6] , p. 121)。

与工人的状况截然不同的是，资产阶级不用进行任何劳动活动而且还霸占了社会上的绝大多数自由时间。马克思指出“工人必须在剩余时间内也从事劳动，这也就意味着，资本家用不着劳动，因而他的时间表现为非劳动时间，以致他甚至在必要时间内也不从事劳动。” [7] 资产阶级就如同“寄生虫”一般，凭借着对工人阶级的压迫与剥削，将全部劳动时间强加在工人阶级头上，而自己却心安理得的享受着悠闲的“自由时间”，使自身得到各方面的发展，并将自己得到发展的能力与人际关系继续运用在对工人的奴役上。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统治必然引起无产阶级的激烈反抗。资产阶级不仅创造出毁灭自己的巨大社会生产力，还创造出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自由时间的真正实现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发动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制度才能完成。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生产力得到高度发展，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人们只需要花费较短的劳动时间，就能创造出足够维持个人与社会存在与发展的物质财富，这样人们就拥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从事科学、艺术等活动。同时，私有制与阶级的消灭彻底结束了人对人的统治，也结束了少数人对自由时间的霸占，自由时间得到合理分配。物质生活资料归全体社会成员所有，每个人都不用进行强制性劳动，不再被以谋生为目的的劳动时间所禁锢，从而拥有大量的可以自己支配自由时间。

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也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发展是全面的发展，不仅体力和智力得到发展，各方面的才能和工作能力得到发展，而且人的社会联系和社会交往也得到发展。然而，如果人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从事促进自身发展的活动，那么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则无法实现。人们只有真正拥有自由时间才能实现自身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能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正如马克思所说：“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 [8] 因此，人类真正拥有并正确使用自由时间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在资本家的压迫剥削下无法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自由时间的极大延长和公平分配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前景。

一方面，社会分工的发展制约着人类的自由和发展状况，也决定着人们的自由时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固化的分工使工人们被束缚在某一固定领域，其他方面的智慧与能力被掩盖，导致工人们的片面化发展 [9] 。与之相反，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旧式分工被废除，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以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对立将消失，人们不再局限于某一固定形式的劳动中，而是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与特长来从事各种不同劳动。马克思曾描述过人们在未来社会中的自由劳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 [10] 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新式分工为人们提供探索与开发自己各方面才能的机会，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各行各业中展现才能并发展自身。当劳动不再是因为在社会分工的强制下别无他选的活动，而是人们自由自觉进行的活动时，意味着人们的自由时间大大延长，从而为人们实现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条件。

另一方面，人的自由劳动使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相统一，为实现人自由与而全面的发展创造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生产的原材料、工具及产品全都掌握在资本家手中，劳动力也成为工人为了生产生存而不得不出售的商品。此时，劳动及劳动产品已经异化为与劳动者自身相对立的，并且反过来控制劳动者的东西。“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 [11] 。在资本运行和增殖的逻辑下，工人的劳动是异己的、痛苦的。相反，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不再是强制性的，而是人们自愿进行的，是人的本质的自觉的表现。每个人从事自由自觉的劳动，可以在劳动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与创造力。劳动不再是人们的负担，而是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此时，劳动对人们来说也是一种自由的、幸福的、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活动，实现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相统一。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算真正的全面拥有“自由时间”，才能实现自身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这对矛盾运动循环往复、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发展，进而推动整个社会逐步走向高级阶段。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也决定着人们拥有自由时间的状况。在社会生产力低下的社会中，人们的时间几乎全部用于劳动，没有自由时间可言。只有社会生产力得到高度发展，人们才能仅需要花费少量的时间进行必要劳动，就能生产出满足社会发展与个人生存需要的物质资料，从而有更多的自由时间用于休闲娱乐和自身发展。因此，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决定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程度。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社会物质财富的得到较大丰富，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每个人的自由时间相对增多。但是，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尚无法满足人们对自由时间的需求，也与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状态相差甚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仍是首要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为创造大量自由时间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人们拥有充足的自由时间来实现自身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也会反过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为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主体动力，为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优秀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由时间应当是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时间，而不是单纯的享乐和消磨时光。然而，当前浪费和虚度自由时间的现象屡见不鲜。我国部分青年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深陷消费主义陷阱，形成错误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将消费当成生活的目的，将大量宝贵的自由时间浪费于物质消费，而不是将自由时间用于自身发展。许多青年人错误地将自由时间理解为享乐与消遣，忽视了精神世界富足的重要性，无法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足的社会，只有经济发达而精神贫瘠的社会不是共产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应当坚持马克思自由时间思想，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全社会营造合理利用时间的良好氛围，自觉地将自由时间投入到教育、科学、艺术、交往等有利于推动自身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活动中。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合理的生产关系不仅导致工人的劳动异化，也造成了工人自由时间异化，即本应与必要劳动时间相区分的、用于个人休闲与发展的自由时间却反过来成为与人相分离的异己力量，异化为强制性剩余劳动时间 [12] 。当前，21世纪信息革命的完成使得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数字劳动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新动力，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然而在数字时代，自由时间异化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加严重。数字工人的劳动活动处于数字资本家的监视与控制中，数字工人在数字劳动中丧失主体性与创造性。数字劳动仍属于马克思所揭示的异化劳动，必然造成数字工人自由时间的异化。数字工人的自由时间中充斥着大量被迫进行的数字劳动，自由时间被异化为强制性的剩余劳动时间，数字工人的合法权利遭到诸多侵犯。许多人在法定八小时工作时间以外被迫无偿加班，中秋、春节等法定节假日也被工作占据，还有许多公司实行单休制度，导致人们没有时间陪伴家人、休闲娱乐与发展自身，不断透支与消耗人们的体力与脑力，严重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与精神状态。因此，我国相关部门应当完善并落实与劳动时间相关的法律法规，约束数字资本家对数字工人劳动时间的超时占有，让数字劳动者在面临困难时有法可依，维护数字劳动者享有自由时间的权力。

当前，资本逻辑无法彻底消灭，我国在利用数字资本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对数字资本发展的规范与引导，遏制数字资本对用户的剥削与压榨。在数字资本逻辑下，数字资本家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就会利用不断利用数字技术来剥夺用户的自由时间，用户在无形之中成为无偿地为数字资本的增值服务的数字劳动者。用户花费自由时间在各大网络平台生产的数据被数字资本无偿占有，作为产消合一劳动主体的平台用户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此外，数字资本通过运用大数据和算法等先进数字技术，绘制出详细的用户画像，精准地向用户推送他们感兴趣的信息与内容，从而借此吸引用户持续使用网络平台，诱使劳动者不断进行数字生产 [13] ，也导致用户被大量同质化的信息包围，被禁锢在“信息茧房”之中，难以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原本应当用于推动自身全面发展的自由时间被大量浪费。因此，应当加强对数字资本的监督和治理，规范数字资本对数字技术的应用，确保数字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恢复用户在数字劳动中的主体地位。一方面，要约束数字资本对用户隐私数据的收集和利用，避免大数据等数字技术造成用户片面化发展；另一方面，要保障用户的数据权益，让数字劳动产品归用户所用，激发用户在数字劳动中的主动性与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