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万华曾对“乡愁美学”做出定义：“所谓‘乡愁美学’应该是作家在离乡的心灵历程中，时时体悟乡愁的底蕴，并沉潜至‘原乡’的追寻中表达的人生观照的复杂性和审美传达的丰富性”( [1] , p. 27)。因此，不同的漂泊经历，不同的价值观、生命观、文学观都会使作家笔下的“乡愁”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和内涵。

王鼎钧从大陆移居到台湾地区又移居到美国，在《左心房漩涡》的乡愁书写中，既有对故乡人事物的具象回忆，也有对战争流浪的离散书写；既有童年喜爱的石榴树，也有埋葬了所有过去的黄土，可无论如何他也不愿意返回故乡：“对我来说，那还不是由这一个异乡到另一个异乡？”( [2] , p. 11)长期的离散与战乱使得故乡早已面目全非，自己与同胞的经历也完全不同，因此他选择在文章里，用手中的笔回到只属于自己的故乡。他明确地提到：“乡愁是美学，不是经济学……我的乡愁是浪漫而略近颓废的，带着像感冒一样的温柔”( [2] , p. 201)。他也并不完全书写远离故乡的苦闷，长期与故土分离使得王鼎钧在异国他乡的冰冷土地上形成了对生命整体的关照。他将自己漂泊岁月上升到了哲学思考的深度，将“四海流浪”的执念转化为“四海为家”的豁达——“愿生命是一条河，是河中的微波，不停滞，不回顾，偶然有漩涡，终归于万里清流”( [2] , p. 230)。

少年时期的战乱让王鼎钧很早离开故乡兰陵，在中国的土地上四处迁徙，在他的回忆中，故乡不仅仅是他儿时在兰陵的家院，更上升为少年流亡时期的中国土地。但他对于故乡的态度却是矛盾的，一边深沉地回忆故乡，一边害怕回忆破灭而拒绝返乡，一边又在异国他乡寻求生命的完整。

童年的家园是美好而纯净的，王鼎钧将童年的回忆凝聚在与他通信的“你”身上。“我也常常想起你来，小河边，柳条怎样拂着你的头发，游鱼怎样吮吸你的脸颊”( [2] , p 16)。少年的情谊在分离四十年后尤为纯净和珍贵。直到抗战开始，兰陵满目疮痍，从此王鼎钧踏上了流亡和从军之路。这时，王鼎钧记得的是路过的每一个地点，每一处山水和一个个生命鲜活却不知姓名的中国人民。他记得从家乡逃难时带着的书，为防止暴露被一页页撕下又投进火光之中；他记得深山中唯一的送信员是一位失明女孩；他记得因为没有纯净水而死去的战友；他记得在桐油灯下一笔一划地回复着别人母亲的来信……在散文《失名》中，他写道：“许多许多的过去，都留在那黄土里头了……我不知道那地方叫什么名字，只记得那是中国”( [2] , p. 37)。中国的黄土记得过去的历史，此时王鼎钧仍具中国人传统的乡土情怀，将乡愁上升为对中国山川土地的怀念。

可即便是如此真挚和动情的回忆，王鼎钧仍然坚定地表示：“故乡只在传说里，只在心上纸上”( [2] , p. 11)。他从身边人返乡后的状态和自己与大陆故人通信的感受出发，论证了返乡的现实问题。“乍见是哭哭啼啼，接着是说说笑笑后来是争争抢抢，最后一部竟以吵吵闹闹了结”( [2] , p. 138)。个体记忆的确达到了互动，但两边的人在相反的社会制度里生活了四十年，所以互动之后边再无其他可能，能自由且浪漫地回忆故乡的后果是——生命注定没有能与之对上的下联。四十年的时间太久太久，那间老屋，那颗石榴树，那座城墙早已夷为平地，他只能用想象和回忆弥补事实上故乡不在的空白。同时，因为回忆的重塑性和个人性，在记忆中建构起的故乡是不容打破的，“光天化日，只要我走近它，睁开眼，轰的一声，我的故乡就粉碎了，那称为记忆的底片，就曝光为白板，麻醉消退，新的痛楚占领神经，那时，我才是真的成为没有故乡的人了”( [2] , p. 10)。因此，只要他保持漂泊和远离的状态，故乡就永远都在他的内心完好无损。

虽然四海流浪、分离断裂，但王鼎钧仍然将这种漂泊转化成了“四海为家”的缘分和对生命接续的追求。“我是异乡养大的孤儿，我怀念故乡，但是感激我居住过的每一个地方”( [2] , p. 13)。他就像一颗大树的“球根”，带着对故乡的情结，在每一个地方继续生长。“我在这长长的仪仗队前跑了一路，蓦地发觉我正在用下半身追赶上半身……多么困难啊，我仍然不能忘记我的完整”( [2] , p. 5)，四十年早已成家立业，早已代际更迭，他不能遗忘过去，但也不得不带着过去的痕迹和底片，在一片新的土地上继续向前。他用河流作比喻，漂泊离散只是浪花和漩涡，人生不应该陷入无尽的回忆和悲伤，而应该化解苦难、寻求完整，他甚至将这种期待寄托在了下一代青年——“我来看中国的前途，中国的前途在他们是何等人，不在大坝大桥大楼大厂”( [2] , p. 200)。

《左心房漩涡》中经常出现许多断裂的意象，王鼎钧将他在中国的漂泊经历视作前半生，在美国的定居生活视作后半生，美国的定居让他停止了现实意义上的漂泊，但对于中国故乡来说却是永恒的漂泊与远离。这种漂泊与定居的悖论或许可以为王鼎钧矛盾的乡愁形态做出回答：由于长期的漂泊离散，他与故乡的隔阂无法弥补，返乡则会将他回忆的一切美好打破，同时，晚年定居反而意味着他失根的永恒化，他的内心产生了某种对少年漂泊的反拨，这种反拨就体现为对故乡虔诚地回忆和对“天地漂泊，处处为家”的接受。

因漂泊离散所产生的强烈文化差异和不同的人生经历使得隔阂无法调和，回忆返乡才是最安全的状态。移民之初，王鼎钧对分裂的状态无法适应：“我好像在太空舱里，处于无重力状态，怎么还能有文学创作呢？”( [3] , p. 189)他不止一次在作品中提到分裂带来的隔阂：“我常常觉得我只有三十九岁，两世为人，三十九年前的种种好像是我的前生”( [2] , p. 3)、“第一封信的确真情流露，从第二封起开始递减折旧，到后来许多话都谈不下去”( [2] , p. 138)，返乡不能，异乡非家，只有艺术想象力和回忆才能够真正化解内心的压力和痛苦。就如他在《脚印》中写的那个传说：人在死之前，他的鬼魂要把生前留下的脚印一个个捡起来。这不需要地理空间上的返回，却能够让人在暮年做一次时间上的回顾，而捡脚印的终点就是故乡。或许捡脚印的传说就是他回忆的隐喻，把空间的距离转化为时间上的纵深是回忆的目的，惟其如此，他才能够在自己的文章中穿梭神游，人无需到场，就达到返乡的目的。同时，在分离四十年后，真实的故乡必然更改了模样，而他想象和回忆构建出的故乡是少年时期的，也是十分脆弱的，甚至需要远离真实的故乡以维持纯粹和美好。

王鼎钧在中国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漂泊流浪，但《左心房漩涡》中对少年流亡生活的回忆并未展现出痛苦和颓丧，反而呈现出浪漫雄壮、源源不竭的气势。“那时候，我们都知道，祖国的幅员和青天同其辽阔，我们的草鞋势不能踏遍，我们也知道，青山老屋高堂白发都在那等待游子。但是而今，我这样的人竟是真的没有家乡也没有流浪的余地了”( [2] , p. 10)。在中国的流浪因是少年、在故乡、有家人而“有恃无恐”，而在美国的定居反而因已暮年、失去故乡、失去家人而永远“失根”。定居意味着流浪的停止，少年时走遍祖国大地而不知终点，暮年却不得不停止了，美国定居不仅是他地理流浪的终点，还意味着他生命进程即将走向终点，因此流露出“想流浪而不能”的惋惜。“流浪本身并不是海外中国人的现实肖像，而是他们被压制欲望的镜象”( [4] , p. 128)，漂泊经历塑造了他，漂泊结束了，认同反而消失了，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定居美国的王鼎钧内心有一种对漂泊流浪的向往和反拨，这种反拨因失根的潜意识而产生，表现为对故乡流亡生活的美化和追忆。

在回忆完流亡的故事后，王鼎钧却幡然醒悟：“谁能指出哪个是梦？谁能断定哪个是真？”( [2] , p. 111)或许漂泊不定才是生命的本来状态，王鼎钧对漂泊的反拨还体现为“处处为家”的观念。定居美国后，他没有向吴汉魂、李彤等海外留学生一样走向死亡和堕落，而是呈现出对永恒漂泊的生命意义的关照。“那进了河流的，就是河水了，那进了湖泊的，就是湖水了，那进了大江的，就是江水了，那蒸发成汽的，就是雨水露水了。我只是天地间的一瓢水！”( [2] , p. 13)他将自己比作天地间的一瓢水，随缘而动。“故乡是什么，所有的故乡都是从异乡演变而来，故乡是祖先流浪的最后一站”( [2] , p. 13)，故乡在这时变成了王鼎钧对生命本源的哲学思考，故乡早已变成了异乡，异乡也有可能是故乡，人生来就在流浪，在“四海为家”和“四海流浪”两种价值观中，鼎公毅然选择了前者。“月魄在天终不死，涧溪赴海料无还”，在异乡的生存因此有了诀别的悲壮意味。

以记录个体记忆的方式回忆故乡以及对生命完整的追求与王鼎钧的文学观和历史观密切相关。“我觉得大人物属于历史，小人物属于文学。历史关心一路哭，文学关心一家哭。历史记得一将功成，文学记得万骨枯……我尊敬历史，但是热爱文学”( [3] , p. 60)。在中国漂泊的前半生不仅塑造了王鼎钧的过去，甚至塑造了他的整体，他要记录和保持个体记忆，并极力将此与中国在海外所代表的某种文化记忆区分开来。他不仅回忆自己，也记录别人，他提出“兼生”：如果想记录多种经验，只能观察别人的生活，让别人替作家活。

王鼎钧的故乡回忆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怀着传统士大夫般的“中国执念”对过去进行追忆和悼念。“对我而言，没有背后，就没有面前”( [2] , p. 19)，战乱和流亡无疑是充满坎坷和艰苦的，但仍旧是塑造他的主要来源。在第二部分《世事恍惚》中，王鼎钧每一个故事都在找一位故人：当年带领少年们在一颗人头下高声歌唱的教师；为了一个承诺踏上征战之路的大汉；在炮火猛烈的年代为人诊治眼睛的医生；在长江边算命最终被长江吞噬的卜算者……是这些流亡路上的经历和由此获得的心灵震颤塑造了如今的他，而对过去强烈的回溯和寻找代表了这是他的立身之本，而当发现“那些构成我的历史酿造我的情感的人却是凋零了”( [2] , p. 17)时，他甚至对自己的幸存感到失望和自责。他的回忆是带有某种追忆性质的悼念，对自己在中国的流亡时期，对那些塑造了他的人，更对那些快要消失的仁义、责任等传统文化。

正因为此，王鼎钧时常保持着警惕和理性，他拒绝个人记忆被文化记忆所裹挟和遮蔽。在《对联》一篇中，王鼎钧回想少年时教他读书的老夫子崇拜黄河却最终投河自杀，流亡中在黄河边见到多少未寒的尸骨，又回想黄河在历史上也曾淹没多少农田和家园，但如今黄河仍是中华民族“怀里的孩子”——“我们对黄河赋予价值，再从黄河取得价值”( [2] , p. 218)。黄河对他、对所有中国人早已具有了超出具体人事物的象征价值。“一般而言，每种文化都会创造一些方式防止无情的和普遍的持续遗忘，保证社会文化身份的有效传递和持续保存……文化记忆的载体/符号是外化、客观化了的……这意味着它们的时间范围不限于人的生命长度而可以无限延续”( [5] , p. 59)。在历史的发展中，一旦长江、黄河、长城等事物外化成为了海外华人情感宣泄的对象、怀念中国的象征，它们所承载的个体内涵就容易被遮蔽，而王鼎钧十分警惕这种遮蔽。他在散文中经常提到黄河，黄河不仅孕育了传统的中华文明，更是他家乡和流亡之所在，因此黄河对他固然有中华民族的象征，也有抗战时期个体记忆的承载。《黄河在咆哮》中，当听到《黄河大合唱》在美国的音乐厅响起时，他不免反思：这表现的是谁的历史？诉说的又是谁的记忆？“我们的歌”是自己的抗战史，是个体的回忆，能听到振奋人心的呼喊和激励；而音乐家演唱的歌是被美化的历史，是英雄的历史，因此只能听到旋律。曾经敌机盘旋的轰鸣、大刀长矛的交锋只剩下音符的跳动和转折，相应地，奔流不息的黄河被美化成象征和传说。在如此的大环境下，个人历史很容易被遮蔽和代替，因此他最后发出疾呼：“我们还有歌没有？还有歌没有？”( [2] , p. 63)

王鼎钧不仅通过回忆寻求自身历史的完整，也通过观察别人的生活来达到生命的完整。他用后半生追寻前半生，下半身追赶上半身来表达自己对生命完整的追求，正因为“寻求完整”的生命观，他不可能永远维持这种分裂和漂泊的恐惧，而是主动抽离面对现实，生活是不断中毒的过程，而他要学的就是化解毒药。“只有居高俯瞰，统摄双方，调和对立”( [3] , p. 13)才能让分裂的自己理性对待回忆和现实，“拒绝还乡”、“忠于回忆”只是他中和回忆与现实的手段，支撑他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继续向前走。这一历史观也被王鼎钧贯穿在《左心房漩涡》的写作中，在序言部分，他认为生命像一条河，“你不能两次插足于同一河水之中……如果觉得一生不够，唯一的办法就是观察别人的生活”( [2] , p. 3)，历史是无法逆行的，想要补全历史就只能通过观察记录别人的生活。散文集就是在王鼎钧与“你”的书信对话中展开，他不断询问“你”当年的故事、如今的中国，还托“你”寻找记忆中的故人，这都展现了王鼎钧通过“你”的生命去观察当今中国的尝试。他还提到了在人群中的重要性，“去和我们的同类和解……回到人群，在人群中恢复精力”( [2] , p. 167)，这是对海外华人不要封闭，要向人群敞开，继续生活的生命状态的思考。在最终的小结部分，他再次重申“生命是一条河”的观点，强调生命的流动性和鲜活性。以河流始，以河流终，奔流不息，源头活水是王鼎钧生命状态的象征，也是他矛盾乡愁情结的最终落脚。

《左心房漩涡》第一篇散文《明灭》以“忽然接到你的信”开头，最后一篇散文以“这，也该是你我追求的境界”结尾，全文表现为作者与“你”的通信对话，“你”的称谓贯穿全文，那么——“你”是谁？以往的论者对“你”的身份多有猜测，但也都未有定论，我认为，“你”不仅仅是一个实体人物，是王鼎钧同龄人的集大成，更是他矛盾乡愁的微缩——他既与“你”共同回忆，也与“你”产生隔阂，还与“你”一起追求合二为一的可能。

从事实层面来看，“你”的确存在，王鼎钧在采访中说：“八十年代，大陆改革开放，在彼此隔绝三十多年以后，我和当年的亲朋故旧通信，把切断了的神经一根一根连接起来”( [3] , p.16)。《左心房漩涡》的写作就起源于这些通信，“你”既是作者儿时的女性挚友，也是与作者通信亲友的集大成。但他毕竟在文章中给出的信息太少，即使通信事实为真，但作品也总有虚构，我们不能忽略他对“你”所投入情感的象征性。首先，两人拥有共同的儿时回忆，作者终于发现并沟通上了一个塑造他历史的人，如此，他的回忆就不全是悼念，他也可以借着“你”抒发自己的回忆情感。其次，“你”与作者既相互理解又无法理解的情绪变化也是作者乡愁情节的具体表现。“你”与作者在战时分离，一个留在大陆，一个远渡重洋，这正是海外华人与远在大陆的家人的写照。《两猜》中，作者以不知“你”来信愤怒的原因为引子，讲述两岸人长期分隔后沟通无力的事实，进而抒发对返乡后没有共同语言的顾虑。这不仅仅是作者与“你”的焦虑，也是众多海外华人与其亲友的焦虑所在。最后，在作者漂泊的同时，“你”也经历了中国历次的政治运动，作者通过劝“你”来劝同样历经沧桑的人向前看，重拾少年的责任，寻求生命的意义，此时的“你”也具有了“你们”更大的意义范围。《山水》中，“你”来信只提风景而没有人，作者回想流亡时期一起许下的志向，质疑“你”对社会关心的丧失，劝解宽慰之心跃然纸上；《我们的功课是化学》中，“你”经历了政治运动而疲倦，作者也经历了漂泊而疲倦，但作者欲拉着“你”一同欣赏人群，与同类和解。种种劝慰和关照都指向王鼎钧对生命完整的追求和不断向前的历史观，这正是王鼎钧解决离散焦虑之法，因此这场书信对话不仅对“你”，更对众多与“你”和作者相似经历的同龄人。

王鼎钧的乡愁蕴含着一种断裂，又蕴含着一种完整。断裂是四十年漂泊无定所，与自己的断裂，与亲友的断裂，与中国的断裂；完整是生命的完整，记忆的完整和心中故乡的完整。他在解释书名时说：“大陆是我的左心房，台湾是我的右心房”( [3] , p. 81)。在生理上来说，左心房内永远奔腾着动脉血，不会倒流，不会停滞，永远在自己身上鲜活地流淌；他还说：“我宁愿人生是一条河，不愿它是一个湖。湖总是沉淀、腐败、再沉淀、再腐败……而河水一直是流着的，从源头留下来的永远是新鲜的活水”( [2] , p. 230)，即使回忆激起了河流中的漩涡，但河水总是不回头的，在海内海外中国人的生活里向前奔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