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菲伞的故事要从一个叫潘岱青(1894年5月29日 [5] /1896年 [6] 生人，后者可能更为准确，后者为《潘岱青先生首创菲菲伞》一文中的时间点，其作者是根据潘岱青的遗孀提供的材料所写)的湖南湘乡县杏子铺的男人讲起。1918年，潘岱青因为严重咯血，从清华大学留美预科化工系停学，之后他回到老家养病。但是他是家里的老大，且父母早逝，得想方设法养活一大家子人，这期间他找过很多工作。改变命运的转机发生在他赴美留学的弟弟身上。“当民国十二年间，因乃弟赴美留学，携有雨伞一顶，美人之视此，以为新奇，乃弟以此函告彼得，彼得遂深觉吾华纸伞，有改良之必要，因独自思维，一再研究其弱点而改良之，历一年余，居然得其要领……所出之伞，玲珑轻便，精丽绝伦，命之曰菲菲伞。” [7] 在研究的那一年间，他还深入到市场中考察，最终从长沙的油纸伞和杭州的绸布伞里找到了改良的方向。

他制作的菲菲伞，不同于别人的油纸和绸布伞面，大胆地使用了薄、透、亮，轻盈且韧性较好的皮纸来做伞面。最关键的是他结合自己的化学专业研制了两大材料——胶水和光油，这大大改变了伞的品相和质量，不皱不裂，可作晴雨两用 [8] 。但他的改良创新不仅仅止于传统纸伞工艺的改进，还利用了在清华大学求学中形成的独特美学品味和与生之俱来的审美潜质，对伞面进行美学的设计。伞上的花型中西结合，还得到美术教师李昌鄂的协同设计，绘有人物、山水、花卉、飞禽、走兽等国画图案，还印制有《潇湘八景》《黛玉葬花》《天女散花》《嫦娥奔月》等新花样，栩栩如生。此外，菲菲伞在装饰上也独具一格，伞柄上加上油漆，并系以红绿等颜色的丝条，古香古色。菲菲伞的包装除了特别印制成的牛皮纸袋，另外，还制作了用以供作馈赠礼品和出口之用的彩印纸盒 [9] 。

在他的改良下，伞不再只是一种实用工具，还成为了都市女性一种重要的时尚单品。根据潘岱青的夫人欧阳佩华回忆，菲菲伞在上世纪的三十年代达到了顶峰，在旅居上海、青岛等地的外国人里很是流行，在上海海滨浴场、公园等地游览或留影时，大家都喜欢手持菲菲伞。此外，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月份牌中，有一专门分类叫“持伞美女”，其中潘岱青的菲菲伞在其中出现频率非常高。并且，菲菲伞的广告除了出现在长沙本土报纸上，在上海报纸上也拥有显眼位置，例如《大公报》就曾经刊登过菲菲伞 [8] ，可见其在上海的受欢迎程度。

月份牌是中国传统年画中的一个分支，它的发祥地是近现代商业最发达的上海。根据我国著名的年画研究家王树村先生的考证，“月份牌”一词，最早出现在清光绪二十二年。当时，上海四马路的一家鸿福来吕宋大票行，随彩票附送一种《沪景开彩图·中西月份牌》画片。此图之后，这个名称就得以沿用 [10] 。

月份牌年画的发祥和兴盛，与上海沦为通商口岸，国外商品大量输入有关。因为中国消费者对于国外商品的宣传广告反应冷漠，效果不佳，导致外商开始寻找新的宣传方式，最终借鉴我国传统木板年画、历画形式，请国内年画好手用国画工笔技法绘制，再用新传入的彩色石印技术精印，以月份牌的形式进行广告宣传，此后绘画技巧经历过数次创新改良，逐渐采用西方画写实手法 [11] 。一份月份牌画片主要包括：人物、背景、边框、广告字、商品和年历，广告的商品大多数是香烟，还有电池、百货、保险、酒类等，题材主要是美女，除了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外，还有各种时装美女。年画中那些都市美女尤其受欢迎，她们新颖的服饰、发型，时髦的氛围，一下子就吸引了大众的兴趣，很多年轻都市女性也纷纷购买并效仿其穿搭打扮。

20世纪20至40年代流行于上海的这两样物品：作为日常用具或者时尚单品的菲菲伞和广告载体月份牌年画，本身并不直接等同于“海派文化”。但是鉴于这两种物品的实用性和受欢迎程度，它们身上实际聚焦了当时最具价值的社会心理和文化特征。通过它们，我们不仅能了解近代上海都市生活的缩影，还能从中西结合的菲菲伞制作流程和伞面设计，从中西结合的月份牌年画的诞生和绘画风格，以及它们在上海的空前受欢迎程度，解读当时的价值观念、审美观念以及视觉表现形式，从而进一步探析海派文化的特点。

第一点，以中为本，以西为鉴，多元包容。从伞来看，当时上海市场是不缺少各式的伞的。仅在翻看各种月份牌年画时，笔者就看到了很多那个时代不同形式的伞。但是为什么菲菲伞能够在这样的竞争中异军突起。笔者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潘岱青在改良过程中以中为本，以西为鉴，多元包容，使得菲菲伞既不同于西式的晴雨伞，也不同于中式的油纸伞，但在功能上媲美西式伞，外观上胜于中式伞。菲菲伞在上海受到欢迎的根本正是在于吸收西式优点的同时始终保有中国特色，符合即使是生活在开放都市上海的中国人骨血里的传统审美。

第二点，开放创新。月份牌年画的出现是因为中国消费者对于国外商品的宣传广告反应冷漠，宣传效果不佳，导致外商开始寻找新的方式，所以它从产生之日起，就显示着混血的文化特质和开放、创新的属性。

第三点，市民趣味。这两种小物件都曾经在上海造成一时盛行的时尚趋势。这就要谈到上海市民的趣味，当某些群体的物质生活渐渐得到满足，他们便会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那些都市女性购买菲菲伞、月份牌年画，更看重的不是其本身的使用价值，而是其所蕴含的时尚精神。可以说，海派文化面向的是近代上海新兴市民阶层，迎合和适合她们的审美趣味，从而满足了市场需要，增强市场竞争力。

最后一点，也是海派文化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商业意识。以上两种小物件的发明、改良创新，然后在上海进行商业售卖或者助推商业售卖，造成一时盛行的时尚趋势，实质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商业化。上海是通商口岸和商业都会，商业意识深深浸染着这座城市的各个方面。

综上可见，这种流行于城市的小物件，具象地传达了时代的意识形态，体现出海派文化特点，可见其所具有的影响力，往往超出我们的想象。

当下上海举办的展览会、研讨会更多是关于经济贸易类型的，所以笔者认为可以深入挖掘类似菲菲伞、月份牌年画等小物件，开办更多历史文化类型的活动，例如：整理出版上海当年的美女月份牌，并以此建立月份牌年画博物馆；举办月份牌年画中的时装展览；召集手工艺人，开展复原菲菲伞大赛，并以此为契机开办菲菲伞展览会等。这类活动不仅在上海办、在中国办，还要走出国门，在世界各地举办此类活动，从而激起外国人对于上海文化、上海的兴趣，并且形成一股持续的“上海热”。

以菲菲伞为例，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早在1928年，菲菲伞就尝试销往美国的芝加哥，彼邦人竞相购买。1937年，潘岱青先生将菲菲伞在广州四省交流会上展销，远销南阳群岛、菲律宾、日本、美国等。还曾参加巴拿马万国展览会，获得金质奖 [5] ，从而让外国人进一步了解上海文化，了解上海。那么如今，我们除了通过各种渠道查找资料，想办法复原已经失传的菲菲伞，重新设计月份牌年画打复古牌外，还可以进一步寻找具有当今上海独特文化的物件，比如百雀羚小铁罐、大白兔奶糖、上海女人雪花膏、回力鞋等等，并对其包装进行有针对性的上海特色设计，销往各国，以小物件大贸易的形式，将蕴含在小物件里的文化推广出去，增强海派文化的影响力，进而提升上海的文化软实力。

收集信息，从小物件中发掘资源，构建关系网。全球各地曾在上海生活工作过或是先辈、亲友在上海居住过的华人、华侨、外籍“上海人”及其后代有成千上万。另外，近年来来沪研究上海历史文化的专家、学者、研究生也越来越多 [12] 。那么，我们可以在与这些人接触的时候，以小物件为切入口，让他们了解一些关于这些小物件的故事，比如通过讲述一台上海牌缝纫机背后的故事：一个小女孩儿时常伴着妈妈在昏暗的灯光下做针线活，稍不留神，手指就被针刺一下，她梦想着有一台缝纫机；长大后她嫁人了，结婚的“三大件”之一就是一台上海牌缝纫机，她用这台机器给自己的家人和孩子做新衣、补旧衣，在缝纫机哒哒哒的响声中，当年那个小女孩的两个女儿也慢慢长大了，走出了家庭、国门，不知不觉中，她已经满头秀发变成了灰色，又变为了银白色，这台缝纫机见证了她的一生，也见证了中国和上海的发展……在一个个小物件的故事里，体悟上海的发展故事，进而帮助他们了解更多上海历史文化。同时，通过充分调动这些人的积极性来支持我们拓展对外文化交流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