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30日，《悬崖之上》正式上映。作为谍战片处女作，导演张艺谋对其倾注的心血不可谓不多——辗转三地造雪搭景，动作戏份精益求精，从成片即可看出导演的野心与态度。影片背景设定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东北，讲述为了获得日本展开反人类实验的证据，由张宪臣、张兰、王郁、王楚良四人组成的“乌特拉”小组被派往哈尔滨，在此过程中被特务科长高彬盯上，而卧底在特务科的周乙必须在保全自己的情况下为四人掩护的故事。

作为一部反映伪满洲国时期英雄人物反抗日伪政府的电影，《悬崖之上》不仅是对历史的一次影像重现，更是对民族集体记忆的一次深刻挖掘。

本文将从英雄叙事理论和集体记忆理论出发，以《悬崖之上》为例，探讨电影如何通过英雄形象的塑造、对英雄事迹的再现来强化和传承民族的集体记忆。通过对电影叙事策略的分析，揭示集体记忆在塑造民族身份和历史叙述中的作用，阐释其如何影响和塑造当代中国人的国家认同和历史观，以及英雄形象如何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进而探讨同类型电影作为文化产品在社会记忆建构中的重要地位。

谍战题材电影是中国电影史上一个重要的电影类型，在特有的时代背景与政治背景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征。其作为一种经典的电影类型一直以来有广泛的受众基础，它将特殊背景下的地下谍报工作与侦探、推理、悬疑等元素融合在一起呈现在受众面前，满足了受众对于政治立场和惊险情节的观影需求。

从中国早期的悬疑谍战类型电影，如上映于1946年的该类型电影的鼻祖《天字第一号》等可以看出，中国的谍战电影的产生契机是抗战时期和建国初期政府对于意识形态的塑造。然而要追根溯源，谍战类型片的诞生和发展离不开电影受众的需求，而观众的需求来自于潜意识领域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不是个体记忆的简单累积，而是由社会群体在特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中形成和维持的共享记忆。其不仅受社会框架的影响，自身也是一种社会框架，表现了其所在社会的需要、心理和期望，提供了认知和情感导向。同时，集体记忆也并非是对过去的真实再现，而是某群体根据自身利益对过去意象进行调整后，为全体成员重新塑造出来的所谓“共同”记忆。在谍战类型的影片中，集体记忆的内容除历史事件、共同经历外，对于英雄人物的想象和崇拜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提出“记忆之场”这个概念，“在物质或精神层面具有重大意义的统一体。经由人的意志或岁月的力量，这些统一体已经转变为任意共同体的记忆遗产的一个象征性因素。”一个“场域”往往承载着人们的精神记忆，当身处其中时，物质的、象征的和功能性的存在就会帮助人们进行回忆。为了“唤醒”观众内心深处对于那段历史的共同记忆，《悬崖之上》主要通过两方面来实现：在浅层的具象表达上，通过还原特定地区的风貌和特殊时期的建筑从而构建起真实的历史空间；在深层表达上，导演则通过镜头语言、隐喻的视觉符号等表现手法来调动观看者的公共记忆。

《悬崖之上》以电视剧《悬崖》为蓝本，故事展开立足于“哈尔滨”这一具有特殊时代气质的地点。一提到伪满洲国时期的东北，人们首先便会想到大雪纷飞中肃穆、悲凉的城市。作为中国最早得到近代化开发的地区之一，彼时哈尔滨发达的城市形象和受控的历史背景形成了另类的强烈对比。这段记忆深藏在每一个知悉这段历史的中国人的心中，只需加以感召，便能令其复苏。

于是为保证最大程度上还原历史、唤醒记忆，《悬崖之上》剧组在场景搭建、选取上煞费苦心：在山西大同搭建了完整的哈尔滨街景，中央大街、马迭尔宾馆、亚细亚影院、大使馆、咖啡馆等等场景以假乱真，力求外景皆实景，给予观众身临其境的真实感；而诸如开篇时雪乡深林、横河道子车站等场景则都是实地实景拍摄，只为达到最真实的视觉效果。

通过对历史场景的“重现”，电影成功传达出压抑但暗潮汹涌的时代质感和“哈尔滨”这一特定地点肃杀、萧瑟的气质。让观众在看到漫天皑皑白雪和极具异域风情的建筑的瞬间，随着片中角色们一同进入一个跨越时间、空间的“记忆之场”。

除此之外，在视觉符号层面的隐喻也是导演引导观众回溯记忆的重要手段之一。《悬崖之上》中，所有的主角都几乎身着黑色，大衣、围巾、手套等在人物身上共同组成大面积的黑，常常与背景中大雪的白形成强烈对比，由此达成独特的黑白美学风格。这样的美术设计既能给观众留下类似老照片的视觉印象，呼应时间背景；又以黑与白的鲜明对比展现出以“乌特拉”四人组为首的地下工作者在危机四伏的时代大潮下踽踽独行的英雄形象，而胸怀家国大义的英雄形象同时也是“记忆之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强调了社会记忆在塑造民族认同和历史叙述中的重要地位。在《悬崖之上》中，英雄人物们的英勇无畏和牺牲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记忆符号，这一符号凝聚了集体共识，是唤醒和固化群体间共享价值的重要纽带。英雄是中华民族精神谱系的重要维度，是推进中华民族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精神力量支撑 [1] 。英雄记忆不仅仅是个体层面的回忆，而是跨越时空的集体记忆。它在电影叙事中得以再现和强化，从而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英雄形象在电影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是故事的推动者，更是道德理想的体现者。《悬崖之上》中的英雄人物，如张宪臣、周乙等，他们的形象构建遵循了“英雄叙事”的理论框架，成为集体记忆中的关键元素，而作为关键元素的英雄人物又通过电影这一媒介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成为激励当代观众的道德标杆。

区别于以往同类型影片中正面角色“伟光正”的模板式刻画，《悬崖之上》对于英雄人物的塑造从人文关怀出发，展现出他们与常人相似的一面：对爱人安危的牵挂、对寻找孩子的执着等等。在影片中，乌特拉小队中最为深思熟虑的张宪臣，正是出于对孩子的爱，才会在可以脱身时铤而走险，最终落入反动分子手中。电影在角色们个人情感层面的着墨其实并不多，但恰恰是这些简短、独立与主线故剧情之外的镜头，为整个故事起到“画龙点睛”的功用。普通人的情感在英雄人物身上得以体现，这虽是他们的软肋，却也是角色自身最根源的立足点——正因为有心中有爱，他们才会义无反顾地选择奉献与牺牲，他们寄托于亲人、爱人的小爱，是其家国大爱得以生发的原点。

“只有把英雄放归到真实的‘人’这个前提下，并且从这个前提出发，去凸显其非凡之处，这样的英雄才是真实的、人间的英雄，也才会被读者认可和接纳。”《悬崖之上》成功地处理了“作为人的英雄”和“作为英雄的人”之间的关系。英雄也是人，带有人的一切复杂人性，他们也有儿女情长、七情六欲。但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是因为他们具有超越常人的决心、毅力与勇气。常人的苦恼、私欲、退缩只是英雄叙事的逻辑起点，不是终点。在穿越这些困惑与犹豫之后，作出崇高的选择和坚持，这才是英雄最终成为英雄的关键。

《悬崖之上》选择将人物放入普通人视角进行塑造，以人物的内在情感促进电影情节的发展，在彰显人物特质的同时推动叙事进程和冲突发生，这样的做法无疑赢得了观众了肯定，引发了观众内心的情感共鸣。由此，《悬崖之上》印证了一个看法，那就是这个时代的观众并非不需要英雄叙事，而是需要能在更深的精神层面唤起观众“记忆”的英雄叙事。

对于英雄高尚精神的向往与崇拜作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其实一直根植于广大人民的心中。但集体记忆永远处于变动之中，不是一种结果，所以在新的时代如何唤醒人民心中的共识、如何用全新的话语建立对何为正义、何为善良、何为道德感的理解，是当下的文艺作品应当深刻思考的关键问题。在这一点上，《悬崖之上》于探索中给出了具有进步意义的答案。

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作品，《悬崖之上》在上映时还成功入围当年的第94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奖，这些荣誉使它近年来最值得关注的主旋律叙事影片之一。本片在包含传统的谍战题材影片所具有的惊险、心理与智力博弈等元素之外，于叙事方式、人物塑造及美学表达上都进行了创新与突破，为该类型电影创作探索了更多呈现的可能性。

而在精神和情感层面的表达上，本片则利用集体记忆的特性，综合运用文化、色彩、话语及行为等多种符号表达形式，通过英雄叙事、情感叙事、逻辑叙事与心理叙事的手段，充分调动起观众内心的对于历史、英雄、民族的认同，以达到浸润观众精神、树立崇高榜样的作用。

正如吴瑛、乔丽娟在文章《集体记忆与共享价值：中国英雄的全球传播研究》中指出的：“集体记忆不仅是对历史的窥探，还映射出现在和未来的叙事线索……集体记忆经常被调动和利用，‘集体记忆并不是虚幻的，而是嵌入到日常生活的话语表述中，栖身于各种纪念性的符号里’” [2] 。人们通过所处环境，慢慢吸收其提供的集体记忆，并将它缝合成为自身对于历史的感知 [3] 。通过调用集体记忆，《悬崖之上》实现了与观众情感的联结，以创新易懂的叙事框架吸引了青年观众的目光，进一步激发了青年一代对主旋律题材作品的热情。

本文研究了《悬崖之上》的叙事手法和叙事内涵，从英雄叙事与集体记忆的角度出发，深入发掘了中国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对于提升当代青年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自豪感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本文也希望帮助同类型电影的创作开阔视野——向内发掘民族历史中为人民所继承的精神内涵，向外变革叙事表达与拍摄手法，以期打造出兼具精神教化与情感慰藉的佳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