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莹，字石甫，又字明叔，晚号展和，又号幸翁，安徽桐城人。二十四岁考中进士，先后担任福建、龙溪、台湾、江苏等地知县。在为官时期，他目睹了英国对我国沿海边疆的侵略行径，倍受刺激，先后撰写《识小录》《东槎纪略》《康輶纪行》，介绍外国情况。在鸦片战争期间，姚莹和达洪阿组织了台湾军民反抗侵略，守卫领土，击毙敌军数十名，俘虏百余十人。后又奉命两次入藏查处乍雅两位呼图克图相争一案，共历时一年五个月，姚莹所感：“所至于地方道里远近、山川风俗，详考博证，而于西洋各国情事及诸教源流，尤深致意”( [1] : p. 1)。于道光二十六年撰成《康輶纪行》十二卷。道光二十八年夏，姚莹辞官返乡，将该书重新“厘为十六卷”刊行，前十五卷为其两次入藏沿途所见、所闻及所思之札记，末卷为其搜集与绘制的地图与图说。

姚莹自称《康輶纪行》“大约所纪六端：一、乍雅使事始末，二、刺麻及诸异教源流，三、外夷山川形势风土，四、入藏诸路道里远近，五、泛论古今学术事实，六、沿途感触杂撰诗文。”( [1] : p. 1)事实上，此书除了对西藏地区的地理、文化、宗教和风俗作了详细的介绍。而且对于周边的国家，比如印度、尼泊尔等也作了介绍。其中关于英、法、俄、美的介绍较为细致，在《康輶纪行》卷十二中，有英吉利、佛兰西、四大洲等的描述，给有识之士提供了解世界的途径。而《康輶纪行》与《识小录》《东槎纪略》并称为“三部曲”，分别代表了姚莹对中国西北边疆与西南陆疆、东南海疆和世界地理的多维度关注。

在姚莹的自叙中他表达了对我国边疆地区的深切关注：“莹自嘉庆中每闻外夷桀骜，窃深忧愤，颇留心兹事，尝考其大略，著论于《识小录》矣。然仅详西北陆路，其西南海外有未详也。及乎备兵台湾，有事英夷，钦奉上询英地情事，当时第据夷酋颠林所言，绘陈图说，而俄罗斯距英地远近莫能明焉，深以为恨，乃更勤求访问。适友人魏默深贻以所著《海国图志》，大获我心。故乍雅之役，欣然奉使，就藏人访西事，既得闻所未闻，且于英人近我西藏之地，与夫五印度、俄罗斯之详，益有征焉。”( [1] : p. 1)吴怀祺先生的《评姚莹的边疆史地研究》也认为，中国近代边疆史地学和古代经世致用史学存在着直接的渊源关系，认识姚莹的学术，不仅要讨论他的学术渊源，同时要讨论他怎样从古代史地学向近代边疆史地学转轨。提出透过姚莹也可以看到当时边疆史地学的特征，一是具有强烈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二是具有一种渴求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欲望；三是对海事、海外诸国史地给以更多的关注，研究的重心有所变化，研究的领域更加广泛；四是要求有精确可信的史地书；五是由边疆史地研究，引发出政治变革的要求( [2] : p. 85)。

卷十六中姚莹收录了当时西方来华传教士绘制的种种地图，有艾儒略《万国全图》说、西人汤若望《坤舆全图》说、南怀仁《坤舆图略》、陈伦炯《四海总图》、李明彻《地球正、背面图》等。姚莹对此加以对照修改，绘制成《今订中外四海舆地总图》，《康輶纪行》原文载：“前载诸图，方位大略仿佛，而国名、地名互有异同，或此有彼无。余更取魏默深书，以今时地名参互考订之，作此图。其不备者，可按原书。”([1]: p. 516)大体上标注了亚洲、欧洲、美洲、非洲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方位。对于晚清士人研究世界地图提供了更为便利的工具，也方便了后世学者的研究。由此达成姚莹的远大抱负，书中有言：“明乎此，然后四海万国具在目中，足破数千年茫昧。异时经略中外者，庶有所裁焉。余尚有英夷诸国图册，俟得通夷文者译之，详加厘正，俾无舛误，其所裨益当何如耶！”( [1] : p. 516)而在《中外四海地图说》中姚莹阐明了中国历代疆域沿革，从秦代到道光二十二年以来的疆域，和晚清加以对比，重点突出了解和掌握中外地舆形势的重要性。除此之外，还介绍了林则徐的《四洲志》和魏源的《海国图志》，并称赞这是自汉代至今，中外地舆形势最为鼎盛的时期。叶棠对此作评：“图所以辅书之成也。书，非图不显；图，非书不明。原解辞多杂乱，颇难卒读，大抵翻译有误也。因重加校勘，别其繁芜，正其讹谬，增其注解，盖汰去沙砾、精金乃见云。”( [1] : p. 453)“图”是对“书”更加直观的展示，而《康輶纪行》卷之十六中，较多的引进地图，且格外注重对地图的考证和采用，对中国古代边疆史向近代边疆史地学的转变有着重要影响。

《康輶纪行》一则表达了姚莹的爱国热忱，姚莹入藏之时已年近花甲，历经千辛万苦所作。姚莹自称“喋血饮恨而为此书，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免胥沦于鬼域，岂得已哉！”( [1] : p. 2)二则体现了姚莹的经世致用思想，姚莹宣称自己多方了解西方各国情况是为了“以求抚驭之宜，非徒广见闻而已”。这与当时的社会危机、桐城派的经世传统、姚莹忧国忧民的意识有着重要关系，也奠定了他在晚清经世思潮的先行作用。这种思想具有启蒙意义、近代意义、世界意义，对当时的时代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促进了清代学术向“经世致用”方向转变。

桐城派学人王树楠，河北省新城人，字晋卿，号陶庐老人，近代史学家、方志名家、文学家，主持《清史稿》《畿辅丛书》《新疆图志》等编纂，撰《希腊春秋》八卷、《欧洲列国战事本末》三十二卷、《欧洲族类源流略》五卷。其中，王树楠主持下修纂的《新疆图志》是对清一代史地学的总结，为巩固边疆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起到重要作用，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首先，清代西北史地学的研究成果为图志编修提供了文化基础；其次，《新疆乡土志稿》为《新疆图志》编纂提供了可能条件；复次，新疆人才的积聚与储备为图志编纂提供了人才保障；又者，清政府及新疆地方政府的倡导及重视为图志编纂提供了制度保障；最后，王树楠的个人努力对图志编纂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新疆图志》编纂目的是“资治、存史、教化”，因此王树楠说：“固非夸新斗富，良以考献征文，必纯以备。君子欲有造于斯民，其所以劝善征恶，课勤考忠，必如是而后即安，不如是则措施未尽也。”( [3] : p. 152)以志书的修撰来辨忠奸善恶，达到资治之目的。各级官吏以“劝诫”、“教化”为手段，“将文明礼乐之兴，遍于异族，文章之盛，覃及殊方。”( [4] : p. 32)同时面对日益加剧的列强侵略，修志还具有鲜明的反侵略思想。《新疆图志》是新疆地方志中材料最为充实、详尽的方志学名著，是书对新疆地区的天文地理、风土人情、军政建置、人物历史均有记载，为后人运用史料研究西域历史、西北及新疆地区社会发展状况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提供了可靠的史料依据，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史料参考书，因而受到高度评价。是清末由新疆通志局修纂的一部较为完备的官修通志，不仅全面总结了清一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的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尤其体现在史学价值上，梁启超在“吾家方志至少，不能悉举，顾以睹闻所及，则可称者略如下。”的情况下，列举118种“经名儒精心结撰或参订商榷者”的省、府、县志时，将《新疆图志》列为“后期之雄”，评价甚高( [5] : p. 326)。被后人赞扬为“规模之大，卷帙之浩繁，体例之完备，史料之丰富，内容之详尽，尤以《图志》为最。”( [6] : p. 26)王树楠在随年录中说撰有新疆八志，但后来收入其《陶庐丛刻》中的有《新疆山脉图志》《新疆国界志》《新疆礼俗志》《新疆小正》《新疆访古录》等。王树楠所撰《新疆图志》八志内容，包含了新疆地区的历史沿革、自然资源以及历史文化资源的内容。《山脉志》体现出新疆地区的地势险要，雄伟峻奇；《土壤志》《物候志》论及新疆的自然环境，富足的物产为人类生存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古迹志》《礼俗志》则是对新疆历史文化资源的清理与总结。《国界志》及舆图则反映了王树楠的近代民族、国家、主权意识的增长，抵制沙俄侵吞中国领土，捍卫国家西北边陲主权，警示后人，达到存史、资治、教化的功用。

首先是西方传教士来华，传入与以经验科学大为不同的实验科学，桐城派学人方以智通过对西方科学的认知，提出“通几”和“质测”的观念，突破了传统的夷夏有别的观念，不再拘泥于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开始真正拥有自我意识，并且去学习所谓的“奇技淫巧”。鸦片战争后，中国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被迫打开的中国大门，也使桐城派学人的视野由中国渐渐扩展到整个西方，即“万国”。面对西方侵略的逐渐加深，桐城派学人方东树开始探索时政之学，迫切的想要挽救清政府。此时，亦兴起了经世之学，方东树还敏锐的注意到了鸦片的危害，因此，他大力宣传鸦片的危害，鼓励禁烟。

方以智，字密之，号曼公，南直隶安庆府桐城人。明代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方以智所处的年代，西方的耶稣传教士已经进入中国，除了带来先进的绘图技术，还带来了与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不同的西方科技知识。方以智出身于名门望族，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也对西方科学技术感兴趣，面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方以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考测天地之家，象数、律历、音声、医药之说，皆质之通者也，皆物理也。专言治教，则宰理也。专言通几，则所以为物之至理也。”“寂感之蕴，深究其所自来，是曰通几。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蠢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日质测。”“万历年间，远西学入，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然智士推之，彼之质测犹未备也。” [7] 简而言之，“通几”就是能够熟练地掌握物体运动的征兆，“通”可以理解为融汇贯通、通达之意，“几”就是事物出现之前的细微变化，大体意思就是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之意。了解“通几”之后，“质测”就简单了。“质测”就是对具体事物的认知并向内寻求其因果，小到动植物，花鸟鱼虫，大到宇宙世界，历史的运转，都属于认知的范畴。不仅如此，方以智还重视实验、客观认知、证据论点，一改以往的空谈之风气，开实证之先河，对于问题持怀疑态度，考究其本源，进行归纳演绎。

桐城派学人不仅注意到了中西文化的不同，学会了变通，且一直以国家兴亡为己任。随着内忧外患日益加重的情况下，他们又把目光投注于经世之学，关心国计民生，渴求寻得制敌御辱之法，而方东树就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方东树，字植之，别号副墨子，安徽桐城人，师从桐城派集大成者姚鼐，习得真传，被誉为“姚门四杰”之一。方东树是继姚鼐之后桐城派中坚，创作丰富，著有《经史札记》《汉学商兑》《仪卫轩诗文集》《屈子正音》《病榻罪言》《化民正俗对》及诗文集。

“经世致用”是指所作的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反对不切实际的空谈。方东树对这一思想做出了很好的实践和倡导，首先，他批判于国于民“了无益处”的汉学，反对无关国计民生的考据训诂。其次，他主张学以致用，关心实政之学。再次，他倡导为文经世，宣扬为学要于“民人家国”。复次，他提倡“民安而后国安”、“民为贵”等民本思想( [8] : pp. 154-162)。最后，他吁求民众认清鸦片危害，建言禁止鸦片贸易，提议立法禁止官民吸食鸦片。他较早地认识到了鸦片的危害，认为鸦片贸易会使得国库空虚，白银外流，银源枯竭，银贵钱贱，物价上涨，对市场秩序和经济的稳定，甚至是国家政权的稳定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不仅如此，吸食鸦片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社会风气也会变得萎靡不振，百姓沉迷吸食鸦片，身体素质下降，丧失劳动能力，荒废田地，官员则荒废政务，结党营私，腐蚀统治基础，机构僵化。最终产生亡国灭种的危机，针对于此，方东树作《劝戒食鸦片文》，且于道光十八年，撰写《化民正俗对》，向两广总督邓廷桢提议立法严禁官民吸食鸦片：“治盗贼之害者自下，治嗜欲淫僻之害者必自上贵者始。贵者不治，则其源终不塞，而贵者势又不能籧加以刑诛也，而其势又足以骩法也。”“是以先王之教，治贵恒严于治贱，故欲令鸦片之害永绝，则莫若严治吸食鸦片者，欲严治吸食鸦片者，则莫若先治封建士大夫、官员、衙役、胥吏等。”“古之善论治者，曰太上变化之，其次愧厉之，其次整齐之。今行愧厉之法，为整齐之用。”“凡吸食鸦片烟者，民间一切嘉会吉礼宾祭之地不得让其参与，其亲故也要与其悉绝，其属亦不许相往还，将其比于倡优盗贼，不齿于士类，如此亦足以摧其冥顽积重之势矣。”“盖俗流失、世败坏，非大为之防，斯犯之者莫止。然要当许以自新。自犯之日，过十二年无犯，准亲邻结保，复为平人，除其衣冠之刑及令。过十二岁在天星为一周，亦足以为更始之期矣。” [9] 方东树认为，只有如此，禁烟才有实效，才能巩固国家之本。除禁烟之策，方东树还主张反对议和，他认为议和不利于清军士气的提高，且议和则代表着割地赔款，会使政府失去公信力，不利于国计民生。他还关心吏治、海防、流民、漕运等民生问题，真正做到了治学为国为民。

桐城派学人不仅仅关注西方社会，还找出西方国家中类似当时中国的处境，探索其中的内在联系，以求拯救危在旦夕的清政府。这种思想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主要代表学人为陈澹然。

陈澹然，字静潭，一字剑潭，号晦堂，安徽桐城人，九岁成文，好古文舆图，素喜班、马之言，自命能为太史公。光绪十九年恩科举人。师事方宗诚，受古文法，为文不尽守桐城义法( [10] : p. 290)。在治学过程中，他善于学习和思辨，往往能够独辟蹊径。他敏于时事，并积极上谏。他著书颇丰，平生撰述四百卷，著作有包括《寤言》《权制》《波兰遗史》《万国公史议》等。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败给了日本，朝野震动，引发了国人的思考，中国究竟应该何去何从，在这种背景下，陈澹然写了《迁都建藩议》：“方今国势，无复雍乾财富之盛，骤语建置，微特黎民滋恐，即殊识之士亦非徘徊瞻顾而不敢为。惟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诚欲延国命于累卵之巅，举危疆以图自保，则因势制地之术，固有不容不先振其纲维而徐措其节目之细，则迁都之说尚焉。”“顾中国形势在西北，而人物财富实赖东南。据西北可以鞭挞东南，绝东南则西北且将坐匮。故都西北者必亲东南，而后可以运天下而无蔽阏之患。且夫关中之势，视国家强弱为盛衰。”“且今之所云建藩者，非漫以土地予之也，始焉命为元帅而副以汉臣，使不能尽恣所欲，而所在将军、督抚且各仍其权力以自保。其疆无事，则名为藩王，不过专屯矿以为自守，事至乃得以邻省济之名。虽国苟有不肖，则副帅、将军、督抚皆可钳之，不胜则返之京师，更为易置。号称藩国，实与将帅无殊。” [11] 迁都就是将都城由北京迁往武汉，建藩就是分封皇室宗亲为藩王，让他们拥有一定的兵力，担任守卫边疆，拱卫王室的责任。虽然可行度不高，受到的阻力很大，但这也是一种扭转国家命运、鼓舞士气的良策。陈澹然除了迁都建藩，还主张改变外交方式，引战俄国和英国，为中国的发展谋求时间，抓紧培养军政人才、外交人才，外交也是国家博弈之一。组建近代化军队，改革练兵之法，以本省之将练本省之兵，购置先进装备，改建近代海军，重整湘淮二军。陈澹然的经世思想并不仅仅局限于军事方面，更偏重于社会、政治等领域，也更看重社会活动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的积极作用。他译述的《波兰遗史》是“亡国史鉴”，“波兰”作为民族衰亡的政治符号，还被上升为一种唤起民族意识、抗击帝国主义外来侵略的精神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