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阶段是一个角色转换与适应的过程。大学生刚进入大学，面临新的环境，适应或建构新的人际关系，容易产生困扰和造成心理失调。而网络通常被视为缓冲社交压力的避风港。研究表明，社交焦虑可以通过网络社交得到改善，“线下社恐、线上社牛”成为“社恐”族的日常。大学生网络成瘾问题高发，网络成瘾不仅会严重影响大学生的学业发展和身心健康，还会影响人际交往等诸多方面。( 张金健，李桂莉，陈红，2022 )研究表明，网络成瘾者由于长时间沉溺于网络，造成现实人际关系紧张并伴不同程度社交恐惧，为缓解现实生活中不良人际关系，其选择用网络人际代替现实人际来应对社交恐惧，但长期沉迷于网络又会使其脱离现实社会加重其社交恐惧程度。

大学生被称为中国社会压力最大的族群之一，其中学业压力是大学生活中重要的应激源。调研发现，大学生除上课、用餐、睡觉外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中，平均有30%~50%用于自习、研讨等学习活动。由学业压力诱发的焦虑、抑郁等一系列潜在心理健康问题是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大学生易以过度使用网络作为休闲娱乐或应对学习压力的手段，从而形成网络依赖。反过来，网络成瘾已成为影响大学生学业的主要原因之一( 叶宝娟，郑清，2016 )。研究发现，近80%中断学业(包括退学、休学)的大学生面临网络成瘾问题。网络强沉浸性的视觉体验和感官享受容易形成“精神上瘾”，网络成为大学生逃避学业压力和现实困惑的出口，严重影响大学生正常的学习和生活。

家庭是每个孩子性格、行为、习惯等养成的地方，家庭文化环境与孩子个性品格和心理品质等拥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网络成瘾的大学生，在家庭文化环境中具有相同的特点：家长与孩子亲密交流的时间十分少，家庭亲子关系冷漠；父母重智轻德，忽略了对孩子健全人格和全面素质德培养；过松或过严的错误教育方式，造成孩子不能独立要求自己；父母矛盾冲突剧烈，影响孩子健全人格的形成；父母文化程度过高或过低，教育中都会对学生施加过大的压力( 王星，荆忠国，万舟，2019 )。

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是指个体对自己总体生活状态或者生活主要方面的一种稳定、概括的认知评价，也是衡量个体生活质量和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指标。具有较低生活满意度的个体往往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体验到更多的消极情绪，容易引发抑郁、心理功能失调。当一个人经常受到他人的批评、贬低或者拒绝时，就会内化形成低自尊；当一个人经常受到他人的赞许、重视或者接纳时，就会内化形成高自尊( 周惠玉，梁圆圆，刘晓明，2020 )。因此，感知较高社会支持水平的大学生就会感受到更多的认可与接纳而内化形成高自尊，对生活的满意度较高，从而发挥自尊的自我调节作用，降低对网络的不良依赖。

这一类就是主要采用问卷对大学生的网络成瘾进行测量。其中，网络成瘾量表，焦虑量表和压力量表是被广泛使用的。而网络成瘾量表大多数都是采用Young博士编制的《网络成瘾量表》进行测评，该量表总共有20道题目，采用5等级评分制度。评分标准为20~49分的测试者为正常网络使用者，50~79分之间的测试者为过度网络成瘾者，80~100分的测试者为重度网络成瘾者，且该量表是一种自评式量表，有良好的信度效度，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 ( Rodgers, Melioli, Laconi, Bui, & Chabrol, 2013 )，问卷效标效度0.90 ( Widyanto, Griffiths, & Brunsden, 2011 )。别的还有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筛查量表，纽卡斯尔–渥太华量表(NOS)，李克特量表，成人自我报告ASR，网络成瘾测试(IAT)，巴拉特冲动量表(BIS-11)，应对方式量表，UCLA孤独感量表等。

大学生网络成瘾一般采用的都是横向研究，极少数采用了纵向追踪研究的方法。

网络成瘾缺失补偿理论认为，正是由于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需求受到了干扰阻碍，得不到满足，产生了大量的负向情绪和挫败感，他们进而转向网络寻求满足和成就感，呈现“病理性补偿”。

心理需求网络满足优势理论认为，当个体心理需要的现实满足强于网络满足时，个体就有可能降低形成网络成瘾的概率。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心理需要在现实得到满足的外化表现，个体通过生活满意的需求来建构自己的认知、情感体验。因此，一旦自我认知、情感体验出现了问题，大学生就会产生网络成瘾。

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认知行为模型( Davis, 2001 )认为，社交焦虑是影响大学生网络成瘾的远端因素。 Davis (2001) 提出的网络成瘾的认知–行为模型的观点，个体所处的外界环境对个体网络成瘾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比如说个体承受的外界压力就是导致网络成瘾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当生活或学习中的压力越大，个体更可能使用虚拟的互联网来缓解压力，进而导致网络成瘾。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认知–行为模型指出，个体因素中的认知特点和思维方式会影响网络成瘾，有问题的认知导致持续的适应不良反应。该理论模型强调认知或思维是问题行为的主要原因，无论是关于自身还是关于世界的非适应性认知是诱发和维持网络成瘾的近端因素。

自我防卫机制理论( Diehl et al., 2014 ; Dybdahl, Jenkins, & Nuismer, 2014 ; Freud, 1992 )的观点，当个体面对消极情绪(如焦虑)时，为了维持内心平衡，个体会倾向于选择逃避等消极应对方式。实证研究也表明，个体的焦虑情绪会对应对方式产生影响，焦虑水平越高，越倾向于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

虽然自我损耗效应普遍存在，但是这一过程会受到其他因素的调节。情绪调节过程模型( Gross & John, 2003 )指出，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两种情绪调节策略是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种情绪调节策略都能够有效的降低负性情绪的唤醒水平( 程利，袁加锦，何媛媛，李红，2009 ； 袁加锦等，2014 ； Goldin, McRae, Ramel, & Gross, 2008 )。网络成瘾障碍作为一种冲动控制障碍，自我控制在网络成瘾的发展过程中起核心作用( Han, Geng, Jou, Gao, & Yang, 2017 )。因此，以自我控制为核心的有限自制力理论为网络成瘾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理论方向。与表达抑制相比，认知重评是一种更加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体现在情绪体验、认知损耗、生理反应和大脑激活等多个方面( 程利等，2009 )。在防止自我控制资源的流失方面，认知重评也要优于表达抑制，再一次体现出认知重评的优势。以往也有少量研究考察了认知重评对网络成瘾的直接和间接作用( 宫盛花，郑清，2016 ； 赖雪芬，王艳辉，王媛媛，张卫，杨庆平，2014 )。认知重评可以直接负向预测网络成瘾，认知重评在网络成瘾的发生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消极认知矫正和积极认知重建也是网络成瘾的有效干预手段( Young, 2004 )。既然消极的认知特征会增加网络成瘾，积极的认知特征能降低网络成瘾。

积极心理团体干预能有效改善大学生网络成瘾状况，提高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与人际关系质量，降低大学生的网络使用严重程度，验证了积极心理干预团体辅导的有效性。积极心理干预结束8周后的追踪调查发现( 方鸿志，代勇真，2019 )，干预的效果依然显著，且人际关系质量的得分显著高于后测，这说明积极的心理品质被激发后不但能够保持，而且会进一步发扬，积极心理干预对改善大学生网络成瘾状况有良好效果，值得在高校内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