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网络诈骗已经成为当下高校师生面临的重大金融风险。据教育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大陆地区在校生人数达2.89亿人、专任教师人数达1792万人 [1] ，这个庞大的群体成为电诈分子垂涎的作案目标，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发布的《新形势下电信诈骗治理研究报告》显示，受电信诈骗危害的大学生占68%。大学生已经成为电信诈骗最主要的受害者 [2] 。浙江A大学位于绍兴市，共有14个二级学院，目前开设了48个本科专业，有全日制在校生17,000余人，以浙江本地学生为主。现有教职工1000多人。从2018年至2023年，浙江A大学在校园OA系统公开通报的案例就达到了215件，总金额达1620455.27元。通过检索发现，尽管该校每次接到学生报警后就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并通报警示师生，要求每个师生安装电信防诈软件，但类似的电信诈骗却屡禁不止，屡屡有学生上当受骗。通过收集整理浙江A大学近六年来通报的电诈案例，研究其中的规律，分析其中的问题并思考相应的对策有助于大学师生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力避重蹈覆辙。

电信网络诈骗一词最早出现在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发布的《9起电信网络诈骗典型案例》中，在此之前，此类犯罪统称为电信诈骗，由此可见电信诈骗在技术驱动刺激下，已开始逐步“进化”，将电信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紧密结合 [3] 。大学校园常见的电信网络诈骗形式有：刷单兼职、校园贷、冒充身份、网络购物。从2018年到2023年五年间，浙江A大学为了警示校内师生谨防电信网络诈骗，在校内的网站上对每一起案件及时以文字形式进行通报。通过对该校网站6年来公开的215起诈骗通报的实证研究发现，该校对4起诈骗案没有提供金额，另有4起诈骗案被及时中止，清洗数据后的有效案件总数是207起。汇总分析发现，发生在该校的电信网络诈骗金额从2018年到2019年略微下降，从2019年到2022年呈现上升态势，2022年达到了峰值，诈骗金额占比30.68%，从2022年到2023年明显下降，减幅达19.27%。见 图1 。

1) 电诈呈高位运行，金额增幅明显

近六年来，浙江A大学保卫处在校园网共通报了215件电信诈骗案。通过对比近六年来每一年的案件数量和占比可以发现，除2019年和2020年发案次数略有下降外，总体上居高不下，其中，2022年与2023年发案数持平。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诈骗金额除2019年最低外，总体呈逐年上升趋势，2018年与2023年大体持平。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该校的防诈宣传效果不够显著，学生防范意识薄弱，对之前的案件通报并未引以为戒。见 表1 。

通过对被诈骗人员身份识别发现，该校大学生被骗113人，占比达97.41%，另有3名教师上当受骗，占比2.58%。可见，提高学生的防诈意识是重中之重，但教师也需要提高防诈警惕。“在层出不穷的骗术面前，盲目自信、投机心理强、贪小便宜等弱点，恰恰最致命。” [4] 见 表2 。

2) 电诈骗遍及各学院，需严防死守

根据202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当前检察机关惩治网络犯罪治理情况通报，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电信网络诈骗手段有6大类，300余种，而且还在不断拓展 [5] 。汇总浙江A大学保卫处在校园网公开通报的近五年的电信诈骗案例发现，除了其中50件没有说明具体发生在哪个单位之外，各类电信诈骗案遍及12个二级学院，仅有马克思主义学院和留学生教育学院幸免，前者面向全校的公共课，没有独立的专业学生，后者为少量的外国留学生，未发生电信诈骗案有其特殊性。其中，通报中没有说明案发单位的有25件。综上，电信网络诈骗来势汹汹，诈骗犯气焰嚣张，提高全体师生，尤其是学生的电信防诈骗意识应引起学校的高度重视。见 图2 。

3) 每年春秋开学季是电诈案多发季

通过对六年来发生在A大学215件电诈案发案时间进行分析得出结论：每年的开学季是高发时间，其中每年的春季3月到5月，每年的秋季9月到12月是案件频发阶段，尤其是每年10月发案率最高。这说明新生从入学开始就成为电诈分子瞄准的目标人群，刚入学的新生首先经历忙碌紧张的军训生活，即便在这个最劳累的时段，案发量在全年中位居第二。军训结束后的10月，新生开始上课，在这个阶段，他们成为电诈分子围猎的对象。他们刚入校，银行卡内或支付宝、微信中拥有充足的资金，加上大一课业负担轻，学业压力小，失去了中学阶段家长、教师严管的大一新生初次离家住校过独立生活，心理尚不适应，一时没有融入大学生的身份转变，课余时间多，刷手机或电脑上网时间长、频率高，因单纯、幼稚，缺乏对社会的认知和判断能力，导致这个阶段电诈案频发。见 图3 ， 表3 。

骗子瞅准时机为大学生定制了有诱惑力的话术，而新生对电信网络诈骗缺乏认知，闲暇之余喜欢使用手机社交软件聊天交友填补情感空虚，稍不慎重就会中了诈骗分子的圈套。至于暑假和寒假期间电诈案少可能与学校保卫处不知情有关。大学生在假期中是否被电信网络诈骗？没有做相关的调查，但可以肯定会比开学期间在校园内的概率要低，多数学生与父母一同生活，没有生活开销，家长不会给太多的钱供他们自由支配，自然避免了被电信网络诈骗的几率。

4) 诈骗犯洞悉大学生心理，有的放矢

浙江A大学近六年的215件电信诈骗案中，总共有11种常见的电信诈骗手段，依次排列为：1) 冒充客服；2) 冒充好友；3) 刷单；4) 虚假购物；5) 充值游戏；6) 虚假活动；7) 杀猪盘；8) 网贷；9) 虚假兼职；10) 冒充公检法执法人员；11) 敲诈勒索。见 图4 。

由此可以总结出一些规律：1) 利用学生的单纯幼稚是诈骗分子的常用伎俩，如发生过48件冒充客服的诈骗案、发生过37件的冒充好友的诈骗案和发生过3件冒充公检法诈骗案，类似案件主要是诈骗犯了解大学生的现状，他们缺乏社会经验，热心助人，对人性和社会的复杂面缺乏认知，容易相信他人，他们胆子比较小，碰到突如其来的冒充公检法诈骗的电话不敢质疑，易被恐吓而就范；2) 利用少数大学生的消费欲望骗钱，在该校近六年发生的诈骗案中，网贷案件就占了6件。类似的诈骗手段有：刷单、虚假购物、充值游戏、虚假活动、杀猪盘、网贷、虚假兼职。如排名第三，近五年来发生过28件的刷单诈骗。尽管该校的保卫处在每一次通报中都特意强调：刷单违法，但始终有人上当受骗。这说明上当受骗者相信天上会掉馅饼，对不义之财有贪婪之心。在该校保卫处的通报中，对类似的案件都会有这样的表述：“经对当事同学谈话了解，当事同学刚开始就怀疑对方是诈骗，但为了一点小利，还是报着侥幸心理去尝试，结果被骗。”3) 个别大学生思想境界低俗，如发生过2件被诱惑看色情短视频受到敲诈的案件。

5) 社交软件成为电诈的作案工具

该校近六年诈骗案通报统计显示，犯罪分子应用最多的媒介是：社交软件193次；境内电话19次；境外电话2次；境内短信1次。可见，诈骗犯瞄准了大学生喜欢利用社交媒体交流的特点，利用大陆地区流行的社交媒体如QQ、微信、微博等实施诈骗是最常用的手段，一来这样容易发现作案目标，通过对年龄段群体的搜索即可找到作案对象，实施精准定位；二来这样做也容易与大学生沟通，可以有针对性地对目标人群进行诈骗；三来这样做对于实施诈骗的成本也最低，且不容易被发现其居住地，隐蔽性更强。见 图5 。

大学生日常沟通常用的媒介是手机社交软件，调查显示，每个学生每天都用微信与亲朋好友时时交流，对社会复杂性认识不足，缺少人生经验是共性，他们主要通过书本认知世界，对人对社会的认识偏向于好的一面，他们单纯、乐观、热情，课余时间喜欢交友，容易轻信表象，缺乏辩证地观世察人的批判性思维。对新媒体技术上手快，应用熟练，但媒介素养不足，对新媒体的应用容易跟风，缺乏理性认知。

6) 案发后难以追回经济损失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使用GOIP技术同时操作上百部乃至上千部智能手机，实现移动信号和网络信号的无缝转换，甚至身处境外远程操纵。“相关的黑色产业链的合作大都在网络平台上运行，这种非接触式的、犯罪手段层出不穷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无论是调查取证抑或是抓捕，都需要警方相较于传统犯罪耗费更多的时间。” [6] 通过对浙江A大学近五年的170余起电信诈骗案通报的阅读发现，没有一起案件提及破案的信息，由此可见，诈骗案一旦发生，大学生很难追回经济损失。这是因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境外作案占比达80%，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社会危害更重，打击难度更大。” [7] 在近六年被诈骗的学生中，损失最小的一次是85元，最多的是一次149,600。大学生的钱都是父母资助的，被诈骗金额不论多少都会给学生和家长带来心理和情感上的打击，对于经济不宽裕的家庭而言，还会由此导致心理矛盾、情感的冲突，埋下不信任的种子，心结难以解开。上当受骗的学生短时间内情绪难以平静，自怨自艾、怨天尤人，有自卑感，有挫败感，对社会平添了不信任，影响其情感和心理健康，也影响学业，个别人想不开，甚至有报复社会，滋生捞回损失的投机心态。

A大学建立了从学校领导层–保卫处–二级学院–班主任–安全员的四级防诈安全网络，保卫处针对诈骗形势发布预警信息，对每一起诈骗案及时在OA上发布通告，保卫处安排了一名干部负责发布预警和诈骗案通报，每月制作反诈防诈等PPT，发给班主任在班会上宣讲。就连该校的大门门禁系统也设置了电子语言提示：防范诈骗擦亮眼，不理不睬不转钱。但该校电信网络诈骗屡禁不止，反思其中的百密一疏之处有助于人们防微杜渐。

1) 对网络诈骗认识马虎，心存侥幸

在如今数字化生存的时代，人人都生活在网络化社会中，手机成为了人体的器官，信息流如江海汹涌，泥沙俱下。而人性中天生的弱点使得暗中蠢蠢欲动的诈骗犯有可乘之机，他们精准地瞄准人们渴望财富、梦想不劳而获、贪图打折讨便宜等心理；他们还利用人们不熟悉法律知识而经不住恐吓、在碎片化信息洋流中缺乏辨识能力、对上司地位的敬畏心、对公检法等强力部门的惧怕等弱点，伺机摇唇鼓舌用演练烂熟的话术操纵网民的心灵，控制其意志，或利诱或威逼或恫吓，最终让网民坠入其精心炮制的陷阱坐收渔利，使得被骗者在财富和精神上深受打击，以至于怀疑人生。对于从儿童期就生活在单纯的校园中的大学生而言，他们从书本到书本，枕于幻想，缺乏对社会复杂面的认知，面对形形色色的江湖骗子不免显得幼稚。同时，他们多为独生子女，一出生就“含着银勺子”，是互联网的原住民，浸淫于移动互联网之中，乐得当低头族，但对新媒介素养认知乏力，这就需要高校在课程教学内外对网络诈骗的种种伎俩和危害性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提高大学生的理性防范意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道德情操修养上克服人性的弱点。在查阅A大学的诈骗通报中发现，多数被骗的大学生几乎有一个通病：对学校、班会上关于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宣讲漠不关心，过度自信地认为事不关己。对学校一再要求下载安装的国家反诈app和本地公安部门开发的枫桥式反诈app置若罔闻。对学校的预警通知、诈骗通告熟视无睹……正是因为不少被骗者自身反诈防诈观念薄弱，导致诈骗犯用烂的招数屡试不爽。有的大学生痴迷于追星，诈骗犯利用歌星演唱会门票做文章行骗屡屡得逞。有的大学生受虚荣心驱使，贪图名牌商品消费，被诈骗犯设计以廉价转让大品牌商品为诱饵或低息网贷等入坑。在受骗的人当中，有少数大学生出于善良的人格，对诈骗分子冒充其亲朋好友谎称“患重病、出车祸”等突发事件借款不加分辨，轻易就上当受骗。有个别受害者出于暴富的贪念，对网络赌博心向往之，抗拒教育，执迷不悟，有的不惜以借用同学电脑为幌子将他人的物品抵押给商家换钱用于网络赌博。有的同学沉迷于网络游戏，在小红书等社交媒体上发布广告购买“王者荣耀”游戏账号被窥伺的骗子捕获，竹篮子打水一场空。骗子利用个别大学生渴望兼职赚取生活费、抓住双十一购物节虚构信息浑水摸鱼是年年上演的戏码，屡试不爽。还有个别同学对学业抱着无所谓的心态混日子，一到周末就无所事事，在寂寞无聊中被黄色网络诈骗信息诱惑，结果遭到对方的敲诈勒索而后悔莫及。研究发现，“学生被骗多集中在周一到周四的下午四点以后，周五、周六晚上七点到十一点，这个时段学生休息、无聊，一般都在上网或者打游戏，收到短信或者链接以后，出于好奇心容易直接点击链接，步步跟进，步步被套。” [8]

2) 网络媒介素养不足，缺乏洞察力

“数字文化的未来也就是你我乃至全人类的未来，而数字文化的前景取决于我们能否很好地掌握利用媒体的方法。如今，媒体已经渗透入我们的世界：它扩充了我们的视野，也让我们丧失了心无旁骛的能力；它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却让生命变得复杂纷乱。” [9]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约在1997年兴起于中国台湾，2010年以后，网络电话兴起，大陆开通电子银行和网络银行，电信诈骗分子将诈骗窝点搬到东南亚各国，太平洋岛国，西亚的巴勒斯坦，南亚的斯里兰卡、印度，非洲的南非、埃及、肯尼亚，欧洲的希腊、土耳其、俄罗斯，中美洲的多米尼加，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东亚的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地区，疯狂对中国大陆百姓实施跨国跨两岸诈骗 [10] 。“研究发现，从特点来看，电信诈骗是利用现代通信技术实施的诈骗行为，具有远距离、与受害人非接触的特征，其手段更加隐蔽、更加多样化，并呈现由‘撒网式’到‘精准化’的演变趋势。” [11] 在海量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中，山东大学生徐玉玉被骗猝死案、广东一大学男生被骗后跳海自杀案、武汉法学博士生被骗十余万案、清华一教授被骗千万案等校园网络诈骗典型案件令人震惊。“网络社会‘操控式、非接触性’的特性使网络诈骗链条得以延长、牵涉的犯案主体范围泛化，由之带来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诈骗罪–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长链条式逻辑进路给司法实践带来犯罪构成、共同犯罪、牵连犯等适用难题。” [1]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日新月异，电信网络诈骗也如影随形，2023年4月郭某在微信上被一名以AI换脸、语音合成技术冒充其友人的容貌和声音的视频电话迷惑，被诈骗约60万美元。当下的电信网络诈骗主要与移动互联网有紧密关联，“电信网络诈骗中网络诈骗案件占比在80%左右，其中有60%左右都是通过移动端APP进行诈骗。” [12] A校大学生人人都有手机，预防电诈要从网络媒介素养上下功夫。据2015年笔者对该校240名大学生的问卷抽样调查显示，对于“你从哪里获得媒介素养教育相关内容”，多数人选择弃权，这显示多数人没有经过系统的、专业的媒介素养教育 [13] 。通过对A高校近五年来的电信网络诈骗案的梳理会发现，强化对大学生的网络媒体素养教育非常必要。“据不完全统计显示，高校大学生平均每天会在至少5个平台上观看68个视频，十分热衷于参与网络活动并在网上发表个人言论” [5]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校的网络传播学院的学生理应对电信诈骗有更好的防范心理和清醒的认识，但该院受骗的人数居然高居全校第三位，由此可见，强化对全校学生的网络新媒体素养迫在眉睫。

3) 对防诈应对策略不足，反应不及时

浙江A高校成立了校领导–校保卫处–二级学院的三级防诈链条，主要由保卫处和二级学院抓落实，二级学院依靠每一位班主任和每个班级的一名安全员传播反诈防诈信息通报，由班主任利用班会对学生实施安全教育。但在落实层面上存在着薄弱点，全校具体负责防诈工作的仅保卫处一人，难以及时高效地总结规律，针对诈骗的风险预测趋势发出警报。对于安装反诈app未做到全员无死角，被骗的学生中有的仅仅将其当成聋子的耳朵。此外，班主任和班级安全员是否及时传达了保卫处的诈骗通报和预警信息尚需督查措施，宣传工作依赖于人们的自觉自愿就难以保质保量、始终如一。检视该校保卫处近六年来的通报发现存在的问题是：1) 通报不及时。以2023年为例，全年总计案发38件，其中案发当天通报的有10件，一天后通报的12件，两天以后通报的占16件；2) 通报名称不统一，有《安全预警》《防骗安全预警》《反诈安全预警》《开学安全预警》《期末安全预警提示》《期末安全预警提示》《诈骗安全预警》《投资理财类安全预警》《双十一期间的安全预警》《“被骗36万余元”安全预警》等。3) 预警通报中的落款也不统一，有的署名是校平安办、有的署名保卫处。名称繁多不利于信息识别，也不利于信息传播的效率和效果。在近五年的总共33次预警信息中还发现，里面混入了一次《消防安全预警》。4) 发布的预警信息主题不够集中，如六年的预警信息中含有一次《开学预警》，一次《春季开学安全预警》，四次《期末安全预警》，这六次的预警内容庞杂，并未集中于防电信网络诈骗这个主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防患于未然的预警信息都是通过学校的OA系统平台发布的，对于教师和学生等用户而言，OA系统平台非社交媒体，并非时时刻刻登录使用，这就会导致重要的预警信息难以在第一时间高效率地流布并精准到达目标受众群体，如果这些重要信息还需经过班主任和班级信息安全员下载转达到班级微信群或钉钉群，则效率更低，不如利用微信群、钉钉群等社交媒体实现点对点即时传播。A高校每一起电信诈骗案通报最后都会提供两个校区的保卫处报警电话，这种前互联网时代的沟通渠道不符合当下社交媒体的生态。另外，校园媒体报纸、广播、微信公众号、布告栏、电子大屏幕、标语横幅等也是重要的传播渠道。当下新媒体影响力大，可以开通反诈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等新媒体账号，并与“国家反诈中心”“公安部刑侦局”“中国警察网”“枫桥式反诈app”等构建新媒体矩阵，第一时间提前预警、拦截，斩断电信网络诈骗犯伸出的黑手。

哈佛大学学者Donahue在2001年提出了公共管理中的协同治理理论，Zadek S指出，所有治理主体面对当下日益复杂严重的环境与社会问题，都面临严峻考验，“协同治理必将成为主流趋势，其所产生的效能是任何一种方案都无法实现的” [14]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该理论的理解是：“将政府以外的主体加人到治理中，构建政府、企业、公共组织以及研究部门、专家学者、社会公众等不同的利益群体形成合作伙伴的关系，共同开展公共管理活动，通过各主体的努力来实现共同目标。” [14] 本文认为，协同治理理论与我们提倡的新时代“枫桥经验”有异曲同工之处，“‘枫桥经验’注重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合作化、治理场域和目标公共化。” [15] 面对来势汹涌的网络电信诈骗，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共建共治共享，构建主动治理，事先预防的现代治理体系，用综合手段反诈防诈，遏制案件的多发频发。

1) 强化防诈意识，识破诈骗犯的伎俩

在技术迭代的加持下，电诈嫌犯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他们利用抖音、微博、QQ、探探、陌陌、Soul、世纪佳缘、百合网、珍爱网等社交/婚恋平台，建构供料组、话务组、技术组、洗钱组等内部明确分工的团伙，组织内不乏心理学专业人士撰写整套话术剧本，根据不同的目标、情景，实现私人订制，精准诈骗，任何疏忽大意的人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的猎物 [16] 。因此，校方会诊历年来的诈骗案例，研究其特点和规律，开展有针对性的防诈安全教育，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大学生的防诈反诈意识，采取切实有效的方法予以针锋相对，减少诈骗案发率，势在必行。

查阅浙江A大学保卫处的《诈骗案例通报》发现结尾最常用的表述是：事后保卫处进行倒查机制，发现该生反诈意识薄弱，平安e校学习积分较低，对常见类型的诈骗手段不清楚。通过研究该校的通报发现，目前该校主要采取的对策是普及安全防范软件，号召全校师生下载安装国家反诈app和绍兴本地公安机关开发的枫桥式反诈app。这两款软件下载安装后，一旦学生接到诈骗信息与犯罪分子沟通时，可以及时获得警告。但在现实中出现了受骗者即使安装了反诈app，

在被诈骗过程中，接到了96,110打来的警示电话也不及时接听的现象，这与学生的反诈意识薄弱，被罪犯的话术所蛊惑有关。可见，针对电信网络诈骗，只有解决了学生思想意识方面的薄弱点、空白点，让人人都具备自觉抵制电信网络诈骗的觉悟，筑牢思想防线，常备不懈，主动防御，积极应对，才能避免亡羊补牢的悲剧一再上演，减少诈骗案件居高不下的威胁，保护平安校园的正常秩序。在A高校的防诈通报材料中，缺失对受骗大学生性别、年龄、年级、受骗心理分析等细微、具体的信息，这说明仅仅依靠保卫处一个人处理汹涌的电信诈骗案力不能逮，这对该校搜集信息、分析规律、总结教训的防火墙建设是一个挑战。见 表4 。

对此，学校应及时总结研判电信网络诈骗的信息，摸清电信网络诈骗的规律，有针对性地在诈骗案高发的季节及时出手，广泛动员师生群策群力，立体化、多渠道、全方位地传播反诈防诈知识，将传统的宣传经验与新媒体的传播优势无缝衔接，力求让人人都知晓防诈反诈的常识，人人都下载安装反诈app并了解其警示的作用，开展反诈防诈的人民战争，把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发态势压下去，还高校一片云正风清的网络空间。

2) 强化思政教育，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浙江A大学保卫处在网络诈骗案发生后对学生的谈话中了解到，面对诈骗分子常用的伎俩，当事人平时多多少少听说过学校的反诈骗宣传，刚开始他们就怀疑对方是诈骗，但面对诱饵经不住诱惑，为了蝇头小利，心存侥幸，结果被骗。三名被诈骗的教师也因为的心理而付出了代价。

可见，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者摸透了人性的弱点，带着“胡萝卜”有备而来，如果高校的学生和教师不能从自身查找原因，反思自己贪图便宜的心理，即便学校的宣传力度再大，方方面面付出多少努力，都难以杜绝电信网络诈骗案的发生。以诈骗犯常用的刷单诱骗为例，浙江A大学保卫处在多次通报中都提醒：刷单是违法的行为。但总是有同学会坠入诈骗分子设好的刷单陷阱中。究其原因，根源在于受害者内心里见利心动的欲念。《韩非子–六反》曰：“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这句话提醒我们，在面对金钱和物资利诱面前，个人应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以法律意识和公民道德约束自己，克制贪念和私欲，保持理性和冷静，不相信天上会掉馅饼，不因利欲而熏心，洁身自好，无欲则刚，为期如此才能炼就金刚不坏之身，百毒不侵。对于因个人世界观扭曲而导致被骗的典型案例如个别同学进入大学后，受社会不正之风的影响，崇拜高消费，信奉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对拜金主义趋之若鹜，沉溺于物语横流津津乐道，为了满足个人膨胀的消费欲望，不惜飞蛾扑火，对诈骗犯的诱惑不设防，尝试网贷购买奢侈品，提供个人裸照作抵押，甘愿饮鸩止渴，最终成为网络诈骗的牺牲品，后悔莫及。学校可搜集汇总典型案例作为思政课的教学材料，也可利用校园媒体揭露案件的过程和细节，以案说法，警示众人。

3) 强化法治教育，培养公民素养

俗话说，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普及法治法律素养教育应常抓不懈。对于当代独生子女多的大学生，高校应针对他们身上存在的弱点，培养他们的公民素养。在日常教学和课外活动中，教育大学生从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从小事做起，从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做起，从遵守规则做起，小事不糊涂。不要认为不犯大事(刑事案件)就没事。如有个别学生不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把迟到旷课视为儿戏，对寝室的管理制度不当回事，对社会上的潜规则视若生存法则，陶醉于自己的小聪明之中……凡此种种一旦养成习惯，就会漠视法制法规，个人主义盛行，我行我素。以电信网络诈骗教育为例，上当的大学生中有的人对班会课防诈宣传、校园网站的诈骗信息通报等漠不关心，总觉得这些规则与己无关，结果，一看到网络上有刷单兼职、兜售明星演唱会门票打折转让、名牌运动鞋和化妆品打折转让之类的信息就会心动，把防诈教育的内容抛到九霄云外，类似的诈骗案屡禁不止。以近五年来，浙江A大学发生的电信网络诈骗中高居第三位，占总诈骗案15.16%的刷单诈骗案年年发生为例，究其根源，这与大学生尚未形成正确的的劳动观、金钱观和缺乏法律意识有关，被骗者头脑中存在着赚快钱的心理，轻视法律法规，这需要法治课、思政课教师结合具体典型案例进行教育。

大学生法治意识薄弱还体现在对涉及自身利益的《民法通则》等法律法规不关心，不知道保护隐私权是公民应知应会的法律常识，不重视保护个人隐私，如在消费时随意扫面二维码、与陌生人交流时不经意就泄露了个人信息、在商业活动中为了小奖品不设防、网聊时透露个人生活细节、火车票印有个人信息二维码，常有同学用完后随意扔掉；学生证、身份证随意放，不注意爱惜，丢掉后没有及时公开声明；参加四、六级英语考试或其他考试对考场粘贴的准考证在离场时没有撕下来带走；快递包装盒(袋)取出东西后即丢弃……凡此种种不注意个人信息保护的行为都可能潜藏着被电信诈骗的危机，教师可以搜集类似案例，融入课堂教学，举一反三，防微杜渐。

4) 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反诈宣传

A大学在《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出台后，开展了为时13天的知识竞赛，全校学生参与网络上答题。在2023年3月1日~2023年4月1日期间选拔《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普法宣讲员，评选出了10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优秀反诈普法宣讲员。该校还举办过以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为主题的文艺演出活动。该校日常的反诈防诈宣传方法是由班主任通过班会概述在OA系统上通报的案例。但针对日益猖獗的电信网络诈骗活动，这些措施显得还比较老套和单调。针对大学生不喜欢说教、灌输的心理特点，学校可以安排丰富多彩的防诈宣传，如法治课教师在讲解《个人信息保护法》《反电信网络作骗法》时可以利用电诈经典案例，以案说法，开展案例式教学；心理学专业教师结合电信网络诈骗案例普及心理学常识，如冒充公检法诈骗应用了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学控制术——自证控制，受到蛊惑的大学生为自证清白，在“沉没成本效应”下为了避免“沉淀成本”带来的损失，不知不觉就被带入了第二个误区：继续增加投入，这样就会越陷越深；《新闻采访与写作》教师结合诈骗通报作为改写消息的素材，将课程教学与思政内容相融合……

如果利用典型案例延伸相关知识，就会满足大学生求知的欲望，起到好的传播效果。比如针对人们不理解为何有知识的大学生甚至年过半百的教师会被电诈分子引诱上钩？防诈宣传者讲完一个故事之后，顺便引申出迈克尔·亨德兰(Michael Hindelang)的生活方式暴露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人的生活方式与被害有显著关系。有学者指出“如果没有被害人的配合，犯罪人的诈骗犯罪目的就难以实现”。与抢劫、盗窃等犯罪的被害人不同，诈骗犯罪的被害人在犯罪过程中处于“愿者上钩”的地位，犯罪人正是利用了被害人的各种动机才能成功实施诈骗 [17] 。接着，演说者可以拿出专家的调查数据得出的结论深化对大学生的说服力：文化程度高的人群并不比文化程度低的人群更其免疫力。被害人文化程度越高，平均损失金额越高 [17] 。总之，教师将课堂与社会连结起来，提升学生对电信网络诈骗的防范意识，有效地隔离诈骗信息。此外，还可以通过举办反诈防诈的短视频比赛，调动学生对相关知识的兴趣；动员受骗上当者纠正认知偏差，勇敢地站出来讲述自己上当受骗的心路历程；鼓励大学生通过社交媒体培养有影响力的防诈反诈网红，在网络上传播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相关知识……以各种生动、形象的反诈宣传对大学生群体产生磁吸效应，把防诈反诈知识普及到校园的每一个大学生心中，产生广泛的、持久的社会动员效果。英国社会心理学家亨利·塔菲尔(Henri Tajfel)认为“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对社会个体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将产生影响。因此，在向大学生进行反诈宣传工作中，要努力建构校园反诈宣传社会认同体系，以社群意识框架影响每一个大学生的个体意识，建设反诈防诈的群体社会共识。

本文通过对近六年浙江省A高校通报的210余例电信诈骗案进行内容分析、案例研究和文献阅读等方法，剖析了其危害、成因与对策。研究发现，A高校电诈案一再重复上演，每学期都有大学生上当受骗说明该校在预防、警示和教育方面尚有盲区，对于管理者和被骗者而言都有亡羊补牢的必要。电信网络诈骗是随着互联网的崛起而出现的，它是网络社会的一股浊流，危害着整个地球村的安全环境，这是人性的贪婪与欲望所导致的，没有天下无诈的孤岛，随着网络直播、AI智能、短视频等新型媒介和技术的迭代，电诈会同步跟进，其种类和手段更加复杂多变，更令人难以辨识。对于高校管理者来说，向大学生普及反诈文化，使《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普及与宣传教育工作入脑入心，构建新时代的“枫桥式经验”，追求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现代治理体系，筑牢防诈反诈的安全防火墙一刻也不能放松；对于大学生而言，提高防诈意识，增强反诈知识，追求健全的人格，拥有洞悉电信网络诈骗迷雾的火眼金睛尤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