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恐”，即社交恐惧症，又称社交焦虑障碍(Social Anxiety Disorder, SAD)，指的是个体暴露于社交场合时，感到过度紧张和焦虑，同时伴有神经功能紊乱、回避行为的现象( 江睿，张兴慧，2024 )。社恐现象广泛存在于社会之中，辐射各类人群，尤其是大学生群体。此前，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面向全国大学生开展问卷调查，共回收来自255所高校的4854份有效问卷。调查结果显示，80.22%受访大学生表示自己存在轻微“社恐”；6.90%受访大学生表示自己有比较严重的“社恐”；0.64%受访大学生表示自己有严重的“社恐”，被明确诊断为医学上的社交恐惧症( 程思，毕若旭，王军利，2021 )。这类消极不良的情绪体验不仅对大学生身心健康产生恶劣影响，亦对其社交活动与人际交往造成严重干扰，长期的社交焦虑甚至可导致抑郁、自卑和失眠等心理疾病( 刘港，成俊会，2023 )。

当前，大学生社交焦虑问题的严重性已受到学校、家庭以及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讨论这一现象的同时，各方也开始深刻审视与社交焦虑密切相关的因素，如核心自我评价和负面评价恐惧等( 李科科等，2022 )。正如当代大学生对于自我形象关注程度的日益提升，随之也衍生出了诸多问题，这其中便包括社交焦虑。高水平的社交焦虑往往与情绪基调、社会态度、职业和教育目标、家庭关系、外部掌握等自我形象受损的多重维度密切相关( Di Blasi et al., 2014 )。同时，社会因素在身体形象发展过程中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并间接对个体的人际关系施加重要影响( Cash et al., 2004 )。此外，自我效能作为心理学中的核心概念，也常常在与身体意象相关的研究中被广泛地引用和探讨。自我效能不仅是个体对自我能力的认知，更是一种心理动力，能够影响个体的行为选择、努力程度以及面对困难和挑战时的持久性。因此，在促进身体意象的研究中，对自我效能的深入探讨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个体如何形成和维持身体意象，还能为干预措施的制定提供有力依据。同时，有研究证明一般自我效能感在大学生负面身体意象和社交焦虑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即自我效能可被视为缓解社交焦虑的手段而被应用( 马红英，2019 )。

可见，对于身体意象、自我效能与社交焦虑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并以此来对大学生群体社交焦虑问题展开分析与介入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鉴于此，本研究通过调查与掌握当代大学生群体身体意象、自我效能和社交焦虑的现状，探讨不同身体意象状态与自我效能对于社交焦虑的影响，以期为改善大学生社交焦虑状况、缓解大学生情绪障碍与心理问题提供可行性建议。

国内相关领域中，多将目光集中于体育锻炼、身体意象与自我效能的关系上( 韩爽，2023 ； 吴晨曦，2015 )，并提出可以通过体育锻炼的方式促进大学生与中学生的身心健康，不断促进各群体的积极身体意象并提升自我效能，从而对学生的抑郁、焦虑与恐慌情绪有很大的帮助( 武旭锦等，2006 )。同时，自我效能也往往作为中介变量被引入到有关身体意象的研究之中。在国外研究中，提升自我效能并改变原来的负面身体意象常用于肥胖人群与暴饮暴食患者的治疗方案实施，其中多项研究都致力于探索暴饮暴食、抑郁、身体意象和自我效能之间的关系( Cargill et al., 1999 ; Nickel et al., 2017 )。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一：大学生的身体意象对自我效能能够产生显著的影响效应。

受外界社会因素的影响，个体的身体意象对其人际交互、人际关系亦能产生相对应的差异作用( Vannucci & Ohannessian, 2017 )。如社会性别的视角下，女性相较男性似乎采取更积极的社会比较来形成自己的身体意象，身体意象与女性的社交焦虑有显著的关联( Cash et al., 2002 )。可以看出，在社会文化的影响之下有关身体意象引起的问题愈加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并且探讨大学生身体意象与社交焦虑关系的研究也在近年来逐年增多( 沈佳婕，2020 ； 吴丹，2022 ； 王婷，2017 )。研究结果表明，身体意象显著负向预测学生的社交焦虑，可以通过引导学生群体树立更加积极的身体意象，来改善其社交焦虑的现状。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二：大学生的身体意象对社交焦虑能够产生显著的影响效应。

国内已对一般自我效能感与社交焦虑的关系展开了大量的研究，且大多都集中于大学生群体。社交焦虑作为一种焦虑情绪，往往与抑郁等心理病症相连。目前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探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大学生的社交焦虑与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并采用交往焦虑量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量表等测量工具来进行调查。其结果已通过大量的研究得到证明，一般自我效能感与社交焦虑呈显著负相关，且一般自我效能感在大学生的社交焦虑中起中介作用( 吴晓薇等，2015 )。基于上述结论，外国学者已采取提升自我效能的方式来改善人们社交焦虑的状况，例如整合自我效能和自我呈现方法来治疗长期社交焦虑( Iancu et al., 2015 ; Goldin et al., 2012 )。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三：大学生的自我效能在其身体意象对社交焦虑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中介效应。

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的方式选取南京市仙林大学城所在各级院校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展开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235份，调研周期为2024年2月19日至3月12日。被测大学生群体中，男女性别占比差异较小，分别为43.83%及56.17%；生源地多为城市，占58.30%；本科阶段学生居多，占77.87%；BMI状况为正常者居多(68.08)，其次为过高(17.44%)与过低(14.48%)者。

负面身体意象量表由国内学者 陈红等学者(2006) 结合西方相关研究编制而成，一共包括五个维度，分别是整体负面身体自我、胖负面身体自我、瘦负面身体自我、矮负面身体自我、相貌负面身体自我，共48个题项。每个一阶维度下，都包含知情、投射和行为三个二阶因子。基于陈红编制的是青少年身体自我量表， 刘达青(2009) 对其进行修订并将该量表精简至27题以更好地适用于大学生群体。最终保留一个一般因子：整体负面身体意象与三个主要的特殊因子：胖负面身体自我、矮负面身体自我、相貌负面身体自我。该版负面身体意象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达到0.89，重测信度系数为0.74，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本研究同样采用刘达青修订的简版负面身体意象量表作为相关变量的测量工具，各题项均采用5点计分，按照自身情况的符合程度进行赋分(“1 = 完全不符”至“5 = 完全相符”)，即得分越高，相应个体的身体意象越负面。

本研究对于自我效能的测量借助 Schwarzer and Jerusalem (1995) 编制的通用性单维度一般自我效能量表，共包含10个题项。该量表目前已被翻译成至少25种语言，在国际上广泛使用，具有一定的公信力。国内学者 王才康等人(2001) 对中文版GSES的信度和效度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7，即中文版GSES也具有较高的信度以及很好的预测效度。该量表采用四点计分的形式(“1 = 完全不符”至“4 = 完全相符”)，分数越高即被测对象的自我效能越高。

本研究中社交焦虑的测量主要依托由 Leary与Kowalski (1993) 编制， 彭纯子等(2004) 中译及修订的交往焦虑量表，共包含15个题项。该量表主要用于测量人际交往的主观焦虑感受，包含的题项能够激起焦虑感受的日常社交情境，同时，中译版交往焦虑量表亦能够较好地测量社交焦虑的主观感受，稳定性、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良好，原始文献中，各条目与总条目之间的相关程度皆高于0.45，信度高于0.87。该量表采用五点计分的形式(“1 = 完全不符”至“5 = 完全相符”)，得分越高即被测对象的社交焦虑程度越严重。

将问卷调查中最终获取的数据通过SPSS 24.0统计程序进行分析，并使用α = 0.05的显著性标准以确保分析结果的信度。通过多重回归分析以获取影响被测大学生社交焦虑重要影响因素；在回归分析系数验证的基础上，通过SPSS Process插件检验自我效能在身体意象各维度与社交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以自我报告的方式收集数据，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因此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大于1的因素共有7个，第一个因素解释总变异量的20.29%，小于40%的临界值，说明本研究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身体意象各维度(整体负面身体自我、胖负面身体自我、相貌负面身体自我、矮负面身体自我)、自我效能与社交焦虑相关分析结果( 表1 )表明，整体负面身体自我、胖负面身体自我、相貌负面身体自我、矮负面身体自我与社交焦虑呈正相关(p < 0.001)，自我效能与社交焦虑呈显著负相关(p < 0.001)。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根据相关分析结果，即核心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进一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被测大学生群体的整体负面自我(β = −0.35, p < 0.001)、相貌负面自我(β = −0.21, p < 0.01)与矮负面自我(β = −0.23, p < 0.001)对其自我效能产生显著的消极影响，即被测大学生对于自身整体、相貌以及身高越不自信，其自我效能感水平则越低。继而可以得出“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更易受其整体负面自我、相貌负面自我和矮负面自我的消极影响”这一结果。至此，假设一部分成立。

同时，身体意象各维度中的整体负面自我(β = 0.40, p < 0.001)、相貌负面自我(β = 0.36, p < 0.001)对社交焦虑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自我效能(β = −0.56, p < 0.001)对社交焦虑存在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在预测变量为身体意象与自我效能时，整体负面自我(β = 0.31, p < 0.001)、相貌负面自我(β = 0.3, p < 0.01) 对社交焦虑的预测影响仍具显著性。至此，假设二部分成立。

表2 显示当身体意象与自我效能共同投入回归模型中时，整体负面自我与相貌负面自我对社交焦虑的影响相较于单独作用于社交焦虑时，显著性不变，但标准化系数皆有所下降，说明整体负面身体自我与社交焦虑、相貌负面身体自我与社交焦虑之间存在着自我效能的部分中介效应。为进一步验证该效应，使用Amos 24.0进行路径分析，检验各个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并用Bootstrap法验证自我效能在身体意象与社交焦虑之间的中介效应( 图1 )。

结合回归分析及Bootstrap导出结果( 表3 )，可以发现自我效能作为间接变量在整体负面身体自我与社交焦虑之间起中介作用[95% CI (0.19, 0.40)]；在相貌负面身体自我与社交焦虑之间亦能起到中介作用[95% CI (0.14, 0.34)]。至此，最终可判定自我效能在整体负面身体自我与相貌负面身体自我对社交焦虑的影响过程中，其中介效应成立，假设三部分通过。

从上述结果可知，大学生的负面身体意象均值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即大学生对于自身的身体外形不是非常满意。此外，负面身体意象各维度的数据也各有不同：被测大学生群体身体意象中的整体负面身体自我最高(M = 3.18)，其次是胖负面身体自我(M = 3.03)与相貌负面身体自我(M = 2.95)，矮负面身体自我均值最低(M = 2.89)。这表明，当代大学生易对于自身整体感到不满意，并且渴望在体型上变得又高又瘦。该结果与大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即部分大学生群体存在较为严重的身体意象问题( 刘港，成俊会，2023 ； 沈佳婕，2020 ； 吴丹，2022 ； 王婷，2017 )。同时，消极的身体意象会对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使得个体的自我价值感降低与抑郁水平升高，导致更强的社交回避倾向与更多的人际关系困扰等。

关于造成大学生负面身体意象程度较深的原因，本研究做出如下思考。目前大学生群体身处于信息网络时代，存在着较为普遍的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现象，从而增加个体自我客体化风险，引发更为消极的身体意象。其中，特别是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新媒体网络平台，正在逐步渗透并侵蚀着当代大学生的日常生活，渐渐成为社会文化的传播载体和来源。抖音等平台广泛传播的“理想美”审美观念与身材标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逐渐推进大学生群体，特别是女大学生的文化认同，从而加速女性负面身体意向的产生。综上所述，大学生负面身体意象可称之为社会网站社会比较的产物。随之而来，大学生群体在此种社会文化的熏陶之下，社交焦虑的程度也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

此外，自我效能在身体意象与大学生社交焦虑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这一发现揭示了身体意象、自我效能和社交焦虑之间的复杂关系。身体意象不但能直接对社交焦虑产生影响，还可以通过自我效能间接影响社交焦虑。这也进一步说明了提升自我效能是身体意象影响大学生社交焦虑水平的重要途径之一。当个体对自己的身体意象持有负面评价时，他们可能会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和否定，从而降低自我效能。这种低自我效能会使他们在面对新的社交场景时更加缺乏信心，担心自己的表现无法得到他人的认可，从而引发恐惧和焦虑情绪。那么当个体对自己的身体持有负面意象时，便会影响到个体对自我的负面评价与怀疑否定，从而促使他们对新的社交场景产生恐惧与焦虑情绪。

因此，可以通过提升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来缓解其社交焦虑。教育工作者和心理健康专家可以通过开展相关课程和活动，帮助大学生建立积极的身体意象，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和自我效能。同时，自我效能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个体与环境互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维持的。也应当引导大学生学会正确面对和处理社交焦虑，提高他们的社交技能和应对能力。这样不仅可以有效缓解大学生的社交焦虑问题，还有助于促进他们的心理健康和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