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理性指行动上只由追求功利的动机驱使，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借助理性达到预期目的，忽视人的情感和精神需求，把人和物都当做满足预期目的的工具。这种价值取向将人的主体性彻底忽视，人也变成了和机器一样的存在，失去了人的创造性，受着资本的调配，从而背离了启蒙运动最初描绘的理性将带给人的美好生活图景的愿望。启蒙运动把人从神权中作为理性的人解放出来，运用实证主义思维从人的主体出发运用概念、公式、技术等工具认识事物，使得客体对于主体来说成为单方面的实践对象，而不再是客体事物本身。这一系列问题正是西方文化心理内在非理性的外化。启蒙理性完全被工具理性代替，人不再是目的，而成为资本增值的手段。启蒙成为了新的神话，使人再次成为被统治、被奴役的对象，忽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把人和物都当做满足预期目的的工具，这种价值取向将人的主体性彻底忽视，同时工具理性对人的态度，也间接导致对自然态度的改变，人们不再敬畏自然，转而控制自然。

儒家伦理思想为孔子提出，其核心价值简单归纳为“仁义礼智信”这一伦理思想，同时注重伦理道德问题研究，强调发挥道德的社会作用，以道德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手段。“吾圣人之道，由仁义礼智以为道德，忠孝爱敬以尽人伦”( 黄宗羲，1986 )儒家伦理观念中所包含的积极价值取向能将理性偏离倾向扭转，任何社会形态都有与之相适应的伦理心理支持系统，儒家伦理观念是维护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和谐关系的文化根基，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

一个国家的文化是这个国家民族的根脉，而国家蕴含的哲学是文化的灵魂，构成了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中国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所发生的启蒙运动，一方面是由于近代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被破坏，加入全球化进程慢于西方，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已有用于指导人去认识自然、与自然建立联系的内在哲学思想。中西方哲学的共通之处在于都承认矛盾和对立，不同的是中国和谐态哲学更注重矛盾的统一性和和谐性，是超越形而上学的另一种和谐哲学形态，而西方哲学强调和突出矛盾的对立性和斗争性。任何一种民族心理的本质特征总是最集中的反映在它的哲学中，中国几千年道德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即和谐，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和谐的价值观念融入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表现为对生活世界的居有与守护，“生活世界”是指“人们的实践生活过程”，对这个生活世界的肯定理解，也就本源的包含着对生活在“世界之中”的人们的肯定的理解，这些人大体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群众”或“民众”。

儒家伦理思想中以和为贵的中国文化哲学突破了对立的思维局限，具有超越对立的性质，也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哲学始终切近并守护着生活世界本身。具有中国特色的例证如，中国文化是以“家文化”为基础的文化。“家文化”里的“家”，也就是普通百姓家的“家”，不仅是生活的集体，也是组成社会细胞等的生产单位。“社会之为物，是许多分子所构成者。人即是构成社会之分子。每一人皆属于其所构成之社会。一社会内之人，必依照其所属于之社会所依照之理所规定之基本规律以行动，其所属于之社会方能成立，方能存在。一社会中之分子之行动，其合乎此规律者，是道德底，反乎此者，是不道德底，与此规律不发生关系者，是非道德底”( 冯友兰，2000 )以血缘为纽带的伦理关系构成社会和谐统一体，从家庭成员的和睦共处，扩展到整个社会系统和谐统一。具体表现在，中国哲学一以贯之地保持着对民众百姓的熟稔与敬畏。《尚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老子》曰：“圣人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海德格尔在议论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时，直截了当地将哲学与形而上学相提并论。他在《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中直言道：“我们始终把哲学和形而上学——可能有些奇怪——等量齐观，把哲学的思想和形而上学的思想相提并论”( 海德格尔，2017 )。西方哲学对生活世界的贬黜与敌视根源于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将这一世界“分解”为两个对立的世界并使彼岸世界具有无所不在的优先地位，在西方哲学发展进程中始终如一地见到哲学对群众的巨大蔑视，这是它脱离并贬黜生活世界的结果与表现。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了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2009 )。这里所说的世俗基础，指的就是生活世界，即人们在其中生存生活的世界，“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的世界，不过是生活世界本身的分裂与矛盾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近代西方哲学家们没有找到真正解决矛盾的钥匙，在于世俗基础、生活世界当中，因此也忽视了物质生产劳动的作用，否定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这一哲学建制也使得西方文化心理形成过程中弥漫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法则”，提倡强者为尊，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使得“群众”成为非本质的存在，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在这一哲学建制下的理性不可避免逐渐走向工具理性。

中华文明中儒家伦理文化最为璀璨夺目，长时间居于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对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保持人类社会内部长期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儒家伦理对于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辐射与统领作用。首先，中国儒家文化注重人。孔子构建了以仁(人)为第一概念的儒家文化，认为人(仁)完全有能力处理好自己与自身、社会以及自然的关系，人是自己的主人，人只要从本心出发，就可以正确地判断、处理内外世界的一切问题，这与西方启蒙运动把人权从神权中解放出来，高扬人主体性有许多类似，但西方启蒙运动后工具理性的发展逐渐忽视了人的主体地位，否定人所具有的本质力量，把人当作工具加以利用。儒家伦理文化始终坚信人的本质力量，从文化心理层面肯定人存在意义。

其次，中国儒家文化注重伦理观念，对于构建人与人和谐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古代的“家文化”是由家而国的文化，这种“家文化”必须依靠儒家伦理来进行管理，其中伦指的是共同体。孔子认为，只有用道德与礼仪教化人，人才能不仅具有“羞耻心”而且具有“进取心”。儒家伦理道德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具有积极作用，中国文化主张以德治国、以礼治国，从国家到个人的小家，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关系网为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提供了自己的位置和遵循，不会遗漏谁，让其脱离伦理的共同体。在中国文化中，每个人都是为家庭、家族……直至天下担负着相应责任的一份子，强调人与人之间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超越经济关系的更深层次的关系。“‘他们(中国人)并不认为宗教思想和宗教活动是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不是宗教(至少不是宗教的有组织形式)，而是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 冯友兰，2004 )这种中国特有的伦理文化心理使得每个人的心都有归处。

最后，儒家伦理文化对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具有重要意义，人与人的关系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具有内在统一性，只有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比较来看，西方文化中提倡每个人都是一个自由的独立主体，约束西方社会中的个人以维护社会秩序需要依靠法律以及宗教。但是西方社会法律的制定维护的始终是资产阶级的利益，维护的是资本的利益，依靠法律确定下来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便是控制人与控制自然的根源，借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马克思，2004 )而且不存在天衣无缝的法律，法律依旧存在许多可以钻空子的缝隙，理性的偏离也使得法律也逐渐成为获取私利的工具与手段。儒家伦理文化将修身养性作为人生第一位的大事情，从人内心出发用道德伦理压制人的贪欲，使得人在构建的伦理共同体中不断反修己身，这种儒家伦理关系构成的社会生态网络对自然具有辐射和统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