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安保初期，个体一般心理健康状态相对平稳，主要是焦虑、恐惧、紧张情绪居多，情绪波动较大。由于异国环境陌生、语言沟通不畅、执勤压力骤增等，加之对人身安全的担忧，执勤人员常表现为高焦虑、过度警觉、过度紧张，特别是遇有个别国家或地区社会动乱等情况，还会伴随着出现一定的恐惧情绪，致使部分人员可能会出现躯体化症状，如睡眠障碍( 梁学军等，2016 )。

工作中期沉闷阶段又被称为孤独焦虑期，安保人员渡过前期的新鲜感后，对周遭环境有了一定的熟悉，但工作期间条件艰苦，生活封闭、单调，远离祖国、亲人和朋友，缺少家人、集体的社会支持，常出现烦躁、抑郁、自制力下降等情况，从而引发心理问题，具体表现为寂寞空虚感、孤独感增强，行为懒散、焦虑反应等。有研究者通过对维和人员任务中期孤独感调查及相关因素分析，认为要关注特殊岗位人员选拔，重视心理承受能力，完善心理筛选方案( 于均涛等，2023 )。

随着海外安保工作推进，人员可能会面临工作的重复性和持续的压力累积。长期处于紧张的应激状态，极易出现疲惫、倦怠、无力、无助、易怒等情况，导致心理应付资源耗( 于均涛等，2023 )，执行任务可能便会懈怠、懒散。少数人员出现思乡心切、心绪不宁等现象，不能够安心踏实履职尽责。同时，长期持续性的睡眠不足以及艰苦的工作环境等情况会导致个体出现身体疲劳，导致生理耗竭。当生理和心理耗竭叠加到一定程度，极易导致个体精神崩溃( 冯正直，徐慧敏，2020 )。

作业环境是战斗力构成的重要因素，海外安保人员处于高危险、高恶劣、高压力的特殊工作环境。环境因素可以分为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其中外部环境包括自然条件、社会政治状况以及文化差异等( Hobfoll, 1989 )。根据Hobfoll的压力模型理论，环境因素被视为压力源，对个体产生压力，而个体的应对策略和资源则决定了其适应性。一是执勤地区自然环境相比国内较为恶劣，当地基础生活条件差，还面临各种流行病、传染病威胁。二是执勤地区社会矛盾复杂，暴乱频发、暴力冲突不断，安保人员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郑立勇，2020 )。现阶段的研究大部分是针对特殊环境个体心理健康状况、应激状况进行的调查研究，缺乏对特殊环境个体心理健康标准和胜任力的研究( 冯正直，陈骁，2016 )。这就需要进一步探索研究执勤人员的心理特点、胜任力，建立相应的胜任力模型，从而提高在执行海外安保等特殊环境下军人的胜任能力。

安保人员作为一个特殊群体，身负职责使命，面对任务过程中的各种复杂压力源，必须勇于面对，无法做到避而远之。海外安保人员肩负使领馆安保神圣职责，面对危险不能逃避，要保持高昂士气，要求海外安保人员具备高度的自我效能感以及自驱力，以便在面对任务的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时，能够持续保持积极的态度和高效的工作表现。于是在长期紧张状态下的生活节奏以及周边社会的不稳定形势，使得个体担忧苦恼增加却无处排解。特别是外出执行安保任务期间，其危险性与不可预知性易给个体身心造成很大冲击；同时长时间的重复单一工作会使个体感到疲惫、烦躁，产生负性情绪和非理性思维，影响自我评价和动机，从而引发一些不理智的行为，影响任务圆满完成。

胜任特征是能力属性，与组织提供的支持存在密切关联。社会交换理论认为工作中的个体得到正向的工作支持，就会表现出正向的工作表现，如果得到组织以及亲人朋友的支持，会明显的提升其工作动力，相应的胜任力也会得到加强( Homans, 1958 )。有研究者对第二、八批赴苏丹瓦乌维和人员初期心理健康状况的对照分析中发现，第二批人员每月只能给家里进行一次电话通话，而第八批维和人员由于通讯联系方面的改善，能够及时与家人通电话、QQ取得联系( 陈合钦等，2012 )。二者相比第八批人员心理状态更加稳定，第二批人员测试结果对比都高于第八批，特别是焦虑因子分，非常显著。可见社会支持对人员胜任特征具有重要影响。组织支持理论(OST)进一步强调了组织在提供社会支持方面的作用。海外安保人员长期生活在封闭狭小的场所，外出困难，任务期间生活单调，且远离家人朋友，缺乏亲人朋友的社会支持，因此充分利用社会支持系统表达组织对人员的关怀的和支持，对降低个体心理应激水平，提高胜任力不可或缺( 于艳萍等，2015 )。

根据麦克兰德的胜任特征理论，人格特质属于深层次的胜任特征，对于区分优秀与普通绩效的个体起到关键作用( 何艳红等，2022 )。有研究表明，人格特征中的神经质人格倾向在紧张刺激下，体内激素指标显著高于低神经组，说明人格特质对海外安保环境下人员心理健康有重要影响( 梁爱琼等，2009 )。神经质和精神质者在日常生活中情绪波动大，对人冷漠无情，不合群倾向明显，易产生心理问题( 于文志等，2012 )。在选拔中，要注意淘汰个性不良的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以及任务前集训期间，要注重培养和塑造人员个性特质，使其具备更好的胜任表现。此外，积极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表明，通过培养个体的积极人格特质，如乐观、韧性和自我效能感，可以显著提升其应对挑战的能力( Seligman, 2002 )。这些积极特质有助于海外安保人员在遭遇困难时保持积极态度，促进心理韧性的发展。

在海外安保任务的前期包括准备阶段，人员可能面临的主要心理压力主要源自于对任务执行和个人表现的不确定性。这一阶段我们应侧重帮助他们建立自信和降低压力。具体我们可以通过专业的心理咨询与训练，教授压力管理和情绪调节技巧；在安保小组中建立相互支持的团队氛围，鼓励人员交流与合作，增强团队凝聚力；明确任务的目标与期望，让人员充分理解任务的重要性和预期成果，提高人员的任务动机和自我效能。

任务中期人员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紧张的执勤环境和持续的压力，这一阶段的策略应侧重于帮助他们保持冷静和高效应对。若随队心理力量不足，可以借助互联网通过远程连线的方式提供持续性的心理支持、咨询和必要的心理辅导，提供远程心理支持和咨询，确保人员在心理危机时能够得到及时帮助，同时鼓励人员积极寻求反馈和评价，及时调整自己的表现。

任务后期及总结阶段，需要关注人员的心理倦怠情况，在这一阶段需要注重奖励机制和组织支持，对任务过程进行专业的绩效评估和反馈，帮助人员认识到自己的表现和改进空间，为人员的个人发展指明前进的目标与方向，同时还要为人员制定合理的休息和恢复计划，帮助他们调整身心状态，提高人员自我调适能力进而缓解心理倦怠状况。

心理教育的目标是促进人员心理素质的提高和心理潜能的开发，提升人员心理韧性，确保人员心理健康发展。常规的心理教育方式一般包括集体授课、心理咨询、教育手册和团体辅导等，海外安保人员在集训时包括安保执行期间也会进行心理方面的教育，但目前心理教育主要还是沿用传统的心理学理论，教育的重点在心理问题、心理症状的预防和识别上。不同于传统心理学聚焦在心理问题与症状等消极因素上，积极心理学主张研究重心应当在幸福美德等积极因素上。

为增强个体幸福感，最大限度提高个人表现，美国基于积极心理学理论提出的心理弹性项目，并广泛应用于各个单位( Reivich et al., 2011 )。有学者认为应将积极心理学融入到集体教育管理中，挖掘发现个体的积极品质、促进自我成长，激发起内在力量和优秀品质，培养积极的人格特质( 苏锋链等，2018 )。积极心理学主张以一种开放性的、欣赏性的、发展性的眼光去审视人类内在的潜能、行为动机和积极品质，关注个体潜在的或者后天形成的积极力量，从而激发人员心理潜能，提高心理调节能力，稳定心理情绪。积极心理学的应用对人员的战斗力有着积极的影响作用( Rizzo & Shilling, 2017 )，可以通过利用感恩日志和团体辅导等手段，帮助安保人员认识并发挥自身优势，提升其自我效能感和乐观水平，增强他们面对挑战的信心；通过角色扮演和案例分析，教授安保人员在面对困难时如何运用积极应对策略，增强安保人员的团队凝聚力和组织归属感，提升工作满意度和减少职业倦怠；运用正念训练和情绪调节技巧，提升安保人员的情绪智力和自我调节能力，降低心理疾病的发生率，提高整体的心理健康水平。要将积极心理学理念融入到海外安保人员的日常心理教育中，识别和增强人员已有的人格力量，培育人员积极认知、引导强化人员的正向情绪感受，激发其自我力量、塑造自我积极品质，提升安保人员岗位胜任力。

心理训练是指有目的性、计划性的对个体心理进行干预和影响，培塑人员执行任务的必要心理品质，增强人员心理应战能力和胜任能力。以美军为代表的心理训练主包括战斗意志、精神心理卫生和超级战士心理训练三类，战斗意志训练磨练军人的战斗意志，精神心理卫生训练是通过心理卫生课程、心理卫生干预等维护人员心理健康；在超级战士心理训练中，美军运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实现了脑–机结合训练( 许珂等，2020 )。通过一系列的心理训练，战斗力提升显著，战后心理复原迅速。我军心理训练现有研究多集中于优化作业绩效训练，“特殊任务心理训练”这一研究领域近年来得到广泛关注。

要推进心理训练多学科交叉智能融合，摒弃从心理学单一角度进行心理训练的模式。在传统的纸笔测验基础上，要结合神经生物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如美军研发出基于生物反馈技术的智能化计算机辅助训练平台CHARLY，主要用于部署在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任务前的心理训练中，在降低创伤后应激障碍方面取得显著优势，并有效降低常见心理压力的风险( Wesemann, 2016 )。同时采用机器学习等智能化分析方法进行军事心理训练问题的预测、效果评估等，为了应对未来战场环境的变化，美军开发了针对C4ISR (Command, Control, Communication, Computer,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Reconnaissance)训练的模拟实验，C4ISR包括指挥、控制、交流、计算机、智力、监督和侦查，代表了优秀指挥员应具备的能力和个性特征( 邹鼎杰，2018 )。该实验通过模拟未来实战情境对指挥员C4ISR技能进行测量和识别，并对士兵在C4ISR上表现出的能力特点进行评估和强化训练。实验表明，C4ISR训练对提升指挥员和士兵的能力及绩效效果明显。针对海外安保人员，可以通过在现有传统心理训练基础上，融合认知神经、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研究、技术，开展安保环境心理适应训练、心理弹性训练以及情况处置应激训练等，从而提升人员作业绩效。比如利用虚拟现实(VR)技术，模拟海外不同地区地域任务环境和潜在威胁进行训练，增强安保人员对海外环境的心理适应性和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应用人工智能(AI)和生物反馈技术辅助训练，智能分析安保人员的训练数据，优化训练内容和难度，实现对安保人员心理状态的实时监控和及时干预。

心理选拔是指运用心理学的方法选拔那些心理素质适合各岗位的候选者，淘汰心理素质不适合的人员( 武圣君，2006 )。心理选拔有两种策略，即择优策略与劣汰策略。劣汰策略如我国应征公民入伍心理选拔( 屠志浩等，2020 )，将心理上不适应部队的人淘汰，从而有效的提高士兵的选拔质量。但随着军事职业岗位任务细化，在面临特殊岗位、特定任务选拔时，要求选拔培养出更符合岗位胜任需求的人员而不是淘汰不合格的人员，即需要采取择优策略进行选拔。择优选拔是基于工作绩效预测的选拔方式，能够间接提高工作绩效，而工作绩效越高，胜任表现就越好，胜战的概率就越大。劣汰测量的心理特征并不能保证候选者在选拔的岗位上表现良好，仅仅是选拔必要的条件，而择优策略所测量的胜任特征是必需的，具备胜任特征的候选者在岗位上表现良好的可能性更大。采用择优选拔为主的心理选拔，虽然可能需要采取面试、无领导小组讨论、专家观察打分等培养成本较高的方式方法，但是择优选拔间接提升了人员的平均心理素质，特殊人员心理选拔择优策略收益远大于成本。海外安保人员是特殊任务下的人员选拔，不能同征兵心理测试一样为了简单、高效成本低而采取劣汰策略，海外安保人员需要强大的心理应战能力，应当优中选优，要完善择优策略为核心的心理选拔，筛选出更加适应海外安保环境的人员，并根据胜任力表现进行相应的针对性心理训练，深度提升执勤人员胜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