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中国的最终社会理想将是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描绘了共产主义社会这样一个理想社会的美好蓝图，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没有阶级，没有压迫，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社会中的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共产主义社会和老子的理想的大同社会有很多相同之处，因此，中国要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终极目标，就可以从老子的《道德经》中汲取有益养分，而老子的《道德经》所描绘的大同社会，则是当代中国发展的一种自然而又可持续的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第二个结合”的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1] 。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还要进行“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结合。在这个前提下，尝试对《道德经》的大同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异同之处进行探赜，可以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传统文化的发展以及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的内涵。

在大同社会，人人为公不为私。在每个人的信念之中，物品是自己的，更是人人的。由此可知，大同社会存在的重要基础为财产公有制。具体表现为人们看到财物抛置在地上会厌恶，但人们会捡起来却又不占为己有。在财产公有制的基础下，人们的思想境界高度提升，自觉地保护共有财产，以劳动和工作为荣，只担心自己的气力没有地方使，自己的本领没有领域展现，而不是因为是为大家共有的物品工作而怠惰。在每个人的信念中，努力工作为公也为己，人们无私有财产之念，故不存财，从根本上杜绝了偷盗、抢劫、豪夺等引起动乱的行为。

在儒家思想中，夏朝作为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的分界线，这条线就是有无私有制。私有制产生，公天下过渡到家天下。老子认为百姓智识未开，生活于结绳记事的非私有制时代是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道德经》中“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也就是上古氏族社会的缩影，小国寡民，是大国谦逊处下、强国守弱而不争的一种体现，也是一个大国家能够以无为之治而永存的根本之道。“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2] ,《道德经》第80章, p. 198)大国应守弱处下，始终保持国小民少的谦虚状态，即使有国之重器也不轻易使用，不施作为，使国民自然无忧，重视自身生死而不远走他乡。虽有战船战车也像国小以至于没有地方乘用一样；虽有盔甲兵刃，也像国小以至于没有地方陈放兵器一样。大国君王守弱处下，民众就会安居乐业，重死而不为奇作乱，使民众从车船兵役当中解放出来，回到耕田渔猎的自然生产生活当中，通过自然生产国民们自己享甘甜的食物、美丽的服装、安定的居所和怡然自乐的风俗。这样与邻国守望相助，鸡鸣犬吠之声相闻，但互不干扰侵犯，相安无事，国民直到自然老死，都不会因生存所迫相互往来迁徙。

“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 [2] , p. 91)是老子描绘的大同社会景象。一个人得道成圣，天下众生便纷纷追随，圣人就像那天上的太阳，照亮世界，圣人在的地方，便是上善宝地，天下众生和平安康。“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2] , p. 9)，“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2] , p. 48)，老子认为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就是使人类社会进入大同的途径。在一个社会中，所有人都不再耍小聪明，也没有私欲的时候，人人自行其是，这时产生的社会矛盾最小，整体效率和幸福感达到峰值，这才是真正的大同社会。而在自治社会中，领导者无需刻意而为之去管理，只需无为不扰民，放任民自治，就可以达到无为而治的效果。老子的论述不是为了使人们在经济上完全平等，而是为了使人们对金钱和财产一无所知，在这个社会团体中，没有了财富，就没有贫富之分，从根本上达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绝对平等。人类在权利上的绝对平等，并不是要通过政治体系的自身改进，而是要消除权力的概念，让人们对权力的无知，从而达到人和人在权利上的绝对平等。换言之，只要人类社会不能消除权力、财富和文明，大同就永远无法达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 [2] , pp. 152-153)，老子明确指出只有实现天下大同，才能让人类走上一条和平之路。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3] 这里涉及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及资本主义社会四个社会形态加上《共产党宣言》中提到的共产主义社会，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的五形态说。共产主义社会样态是全人类共建共享多元发展成果的新型社会形态。

“共产主义”狭义上指“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他们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构想是伴随其科学的唯物史观的形成而实现的。它既是对以往历史的反思，更是对未来历史发展方向的推测，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动态性地将人类历史理解为自然界、人和人类社会的有机统一”。 [4]

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根据它的成熟程度，共产社会可以划分为社会主义初级社会和共产主义高级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有以下基本特征，社会的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我们实行的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所有的生产资料都由全体社会成员所共有；实行按劳分配，各尽所能；要完全地消除阶级的差异，消除阶级的剥削，消除三大差别；整个社会的共产主义意识与道德素质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劳动已经从单纯的谋生方式上升到了人民生活的首要需求；实施计划经济，国家的解体，等等。

现阶段，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最终目标仍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但是，作为全人类共同向往的美好生活愿景，它所具有的一些基本特征，对于我们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道德经》老子奉献给中国乃至全人类的智慧之书，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之一，更是中国哲学的先驱，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的最高阶段，是全人类追求的最终目标。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结合，是因为虽然二者的文化来源不同，但二者的契合性为他们的结合提供了内在可能性，通过探赜《道德经》大同社会与马恩共产主义社会的异同之处，发现二者虽然在范围、理论基础和实践路径不同，但在和平、富饶、文明等景象方面具有一定的相同之处，这为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共产主义学说传入中国后能够被中国人民认可并接受提供了可能性。理清《道德经》大同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异同之处，有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及其对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传统文化的发展和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的内涵具有重要意义。在现代社会，我们可以通过借鉴和吸取两种理念的精华，为建设一个更加公正、和谐的社会做出贡献。